白川方明指出，人口下降的影响直到近年来才引起严肃讨论，而日本作为这一趋势的先驱，其经历正成为包括德国、俄罗斯、韩国及中国在内的63个国家的预警。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目前全球有63个国家面临人口萎缩，涵盖了2024年全球总人口的28%。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存在一种乐观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增长，足以抵消劳动力萎缩的负面影响。
白川方明坦言，他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年轻经济学家时也曾持有这种看法。基于对日本社会长达数十年的观察，他现在对此深表怀疑。
这种怀疑的首要根源在于“银发民主”的兴起。随着选民结构老龄化，年长选民在政治博弈中占据了绝对话语权。
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即时受益的社会福利支出，而非那些需要漫长周期才能见效的基础研究或高等教育。这种资源错配，正在无形中削弱国家的长期增长潜力。
此外，老龄化社会对新技术的接纳速度明显放缓。面对日新月异的数字设备和操作方式，老年人在技术和心理上都面临巨大挑战。这种跨国界的“技术代沟”，最终将演变成生产力增长的巨大鸿沟。
事实上，人口流失在不同地区间的速度并不均衡，这进一步加剧了生产力的损耗。即便在人口锐减的地区，政府也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基础设施开支。
这意味着，剩下的人口越少，人均分摊的维护成本就越高，这种沉重的负担正像“吸血鬼”一样吞噬着整体经济的活力。
所谓1.5的“生育率舒适区”可能只是一个幻觉。1990年，日本和韩国的生育率分别为1.54和1.57，当时也被认为处于安全地带。
5月19日的数据显示，两国的生育率已分别跌至1.15和0.75。这种螺旋式下降一旦开启，社会规范就会随之改变，将生育率推向更深的谷底。
白川方明指出，日本的非婚生子女极少，出生率下降的主要推手是“不婚化”。2020年的数据显示，50岁的日本男性中，有28%从未结过婚，而1980年这一比例仅为3%。
这种转变源于90年代末信贷泡沫破裂后就业制度的崩塌。大企业不再提供“终身雇佣”，转而依赖低薪、低福利的临时工。
这种连锁反应导致了令人心寒的“孙辈缺口”。1935年出生的日本女性中，仅有13%没有孙辈；而据预测，2000年出生的女性中，这一比例将飙升至45%。这意味着，近一半的家庭将面临“绝后”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与后代纽带的削弱，老年选民在“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平衡正在倾斜。
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享受当下的优厚福利，而更愿意忍受那些最终会压在后代身上的巨额财政赤字。随着低出生率的持续，这种代际间的自私倾向可能会愈演愈烈。
目前，全球近三成的人口正生活在萎缩的国家中。如何赢得老年人的支持，平衡代际利益，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后续，各国能否通过深层的社会改革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其后续动向值得全球持续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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