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1岁的荷兰学生Ruben Lundgren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还没有智能手机，淘宝刚刚兴起，网吧彻夜通明。没人会想到，这个身高两米、给自己取名叫“鲁小本”的年轻人，会在之后的二十年里，把自己的人生、事业、爱情与中国紧紧绑定在一起。
鲁小本毕业于荷兰乌得勒支艺术学院，之后前往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攻读摄影硕士。来到中国后，他开始长期关注中国当代视觉文化，并先后为荷兰《人民报》（De Volkskrant）、《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以及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等媒体工作。这些年，他与中国策展人何伊宁共同策划《China Imagined》，试图修复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的单一想象；也曾与英国知名摄影师 Martin Parr 共同编辑《中国摄影书》，重新梳理中国百年摄影出版史，让许多被忽视的中国摄影作品重新进入国际视野。
©️Ruben Lundgren
今年，鲁小本应聘出任荷兰国家照片博物馆高级策展人，并在海牙照片博物馆推出个人回顾展《Flowers in the Mirror》。展览名称来自中文成语“镜花水月”——真实与幻象彼此缠绕。从未公开的底片、摄影书模型、新闻照片与民间图像，为荷兰民众展示了一副活色生香的中国二十年社会变迁史。
作为移民，我和很多荷兰华人一样，错过了过去二十年祖国经历的快速发展：奥运会、房地产浪潮、移动互联网、直播电商……而观看鲁小本的摄影作品时，仿佛他成为了我的眼睛，带着我回到中国街头和他一起见证无数真实的中国人，如何共同成就了这个时代。
还有一层更为私人原因。在我就读摄影学院大二期间，在校期间以“华人女性”为主题的创作，并未获得部分老师的认可。有人认为这一题材并非荷兰社会的主流议题，也有人觉得它在技术完成度上不是我最优秀的系列。那段时间，我一度迷茫：如果在学校内部都无法获得肯定，那么这样的题材，是否还有机会进入更广阔的公共讨论？后来，我鼓起勇气联系了当时正从中国返回荷兰短暂停留的鲁小本，询问他是否愿意帮我看看这个系列。
我们约在鹿特丹火车站见面。那天，他正陪同年迈的母亲来鹿特丹看展。在行程间隙，他认真看了我当时还在起步时期的系列，对我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专题，可以继续做下去。”这句话给了当时的我很大的鼓励。
这次专访，鲁小本也几乎没有犹豫便答应下来。采访当天，我们舍弃了电梯，从荷兰国家照片博物馆的楼梯一层一层往上走。博物馆的新馆由鹿特丹历史悠久的旧港口仓库“Santos”改建而成，裸露的钢结构与大面积玻璃幕墙保留着工业建筑的冷峻感，清晨的阳光不断倾泻进展厅。鲁小本一边带我看馆内正在进行的展览，一边聊起自己这六个月回到荷兰工作的经历。直到我们抵达顶楼办公室，窗外是鹿特丹难得的晴空万里，而谈话，也回到他来到中国的那一天。
笔者：初到中国时，有没有因为文化差异陷入过尴尬或好笑的时刻？
当然有。2005年我刚到中国时，其实非常“天真”——荷兰语里有个说法，叫“像嫩草一样青涩”。我原本以为，自己只是来到中国，像普通学生一样开始学习和生活。但真正落地后的前几个月，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文化差异。最直接的，是大家对我身高的关注。我身高接近两米，在荷兰其实并不算特别突出，可到了中国，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注意到我。很多人会停下来盯着看，甚至主动和我合影。一开始我非常不适应，因为我从没想过自己的外表会成为公共关注的对象。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里，你会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大多数人不一样”。这种差异感，其实也是理解另一种文化的开始。
©️Ruben Lundgren
笔者： 在中国学习期间，学校和同学之间的氛围如何？
我在中国的学习经历其实非常温暖，我发现只要你愿意向别人敞开自己，中国同学通常也会以开放的态度接纳你。作为当时班里唯一一个留学生，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的中文还在学习阶段，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主动帮助我。比如古代汉语课，一开始我几乎完全听不懂，就会有英文比较好的同学坐在旁边，悄悄帮我翻译课堂内容。
更重要的是，同学们愿意把我真正当作朋友，大家一起私下讨论老师、一起八卦，一起生活。我并没有被当作“外国客人”，而是逐渐成为集体中的一员。
2006到2007年的北京，正处在奥运会前夕。整个城市都充满一种向外开放、快速变化的气氛。我觉得那种时代氛围和我当时对学习、对世界的好奇心非常契合。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非常怀念在北京求学的那段时间。
笔者：你长期在中国生活，学习中文。语言对你理解中国社会以及进行摄影创作，有哪些具体的影响？有没有某些瞬间让你意识到：掌握中文改变了你“看见”的方式？
其实不是某一个瞬间，而是很多细小的日常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改变。
刚开始学习中文时，我只能听懂最基础的交流。后来我做过一个关于自己身高的摄影项目。我会主动走到街头，和那些因为我身高而来找我合影的人聊天。他们会问：“你几岁？”“怎么长这么高？”“你从哪里来？”“以后打算在中国做什么？”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普通的家常话，但当我开始能够真正听懂、回应这些问题时，我突然意识到：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它会让你真正融入一种文化。
这些交流让我越来越靠近中国社会，也让我对“观察”和“理解”产生了兴趣。后来我成为新闻纪实摄影师，其实也是同样的逻辑——带着好奇心，走进陌生的人群和生活。我一直觉得，好奇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力。你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进入另一个世界，并在其中生活、学习、理解，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迷人。
笔者：你会觉得西方摄影师拍摄中国题材时，更容易带着一种“猎奇”的视角吗？
这种情况一直存在，而且不仅仅发生在西方摄影师对中国文化的猎奇视角，相反也是一样的。
我在研究中国近代摄影史时就注意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西方摄影师来到中国会大量拍摄茶馆、喝茶的人、北京城门、寺庙等内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都具有“东方色彩”，充满异域感。
但对中国摄影师而言，这只是日常生活，未必值得拍摄。当时很多中国摄影师受到传统山水画和中国艺术史的影响，更倾向于拍摄具有诗意气质的自然风光。摄影师其实总是在用自己的文化经验观看世界，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理解和偏见去“翻译”现实。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摄影里，也存在于我们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固有印象中。比如一提到阿姆斯特丹，有人会想到自由甚至危险；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则会强调“安全”。人们往往会放大自己脑海中已有的文化印象。
现在回头看，我觉得很幸运的一点是：我来到中国的时候，自己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定型。那时候我像一张白纸，因此对另一种文化的接受度也更高。
笔者：国际摄影体系长期由西方主导，中国摄影师需要迎合西方审美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正在变化。以荷赛（World Press Photo）为例，现在已经开始建立更全球化的评审机制。各大洲会有自己的地区评委，再由各地区推荐作品进入最终评选。这意味着，单一西方视角正在被逐渐打破。
我刚到中国时，会刻意和其他外国学生保持距离，因为我太想尽快融入中国社会了。但生活久了以后，我慢慢发现，人与人之间真正共通的东西其实非常相似。我们都会爱上一个人，都有欲望，都会经历孤独和失落……。文化当然存在差异，但最终能跨越文化、真正触动观众的，往往还是那些最基本的人类情感。
笔者：你怎么看待当代中国摄影的发展？
这些年，中国摄影其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和何伊宁一起策划过“China Imagined”等项目。在征集作品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年轻摄影师，以及他们对社会复杂而深入的观察。
我一直觉得，策展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你可以把完全不同的观看方式放在同一个空间里。就像不同风格的音乐共同组成一场音乐会。通过摄影展览，我们能看到摄影师如何理解社会、理解时代，也能看到不同个体之间巨大的差异性。
2010年前后，中国摄影行业经历过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媒体、杂志、报纸都需要大量影像内容，那是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非常蓬勃的时期。
但过去几年，情况变得更困难了。年轻摄影师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单纯依靠摄影维持生活也越来越难。
©️Ruben Lundgren
笔者：据我所知，纪实摄影师，很难仅靠摄影维持生计。你在中国这些年，是如何在创作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的？
确实很难。早年间，报纸和杂志还会给摄影师提供一些机会。我也经历过账户里只剩几欧元的时候。经济压力对很多摄影师来说，几乎是长期存在的现实。这些年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和朋友一起经营画廊、长期为荷兰《人民报》工作、也曾为伦敦的一家档案机构工作。
有些传统路径正在变窄，比如媒体摄影。但与此同时，新平台也在出现。如今的年轻摄影师如果能够经营好自己的社交媒体，其实比过去更容易被公众看到，也可能获得新的工作机会。
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限制，但每个时代都会有新的机遇。重要的是，你不能只看到限制本身，而是要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
笔者：在如今这个图像泛滥的时代，你觉得纪实摄影的意义是什么？
我反而觉得，正因为今天的图像太多了，纪实摄影才变得更加重要。我们每天都在刷短视频、社交媒体，看到大量即时、快速的图像。但很多图像又很快就会被遗忘。而真正好的纪实摄影，不仅只是“记录”。它会迫使人停下来观看，重新理解一个人、一段历史，或者一种社会现实。
纪实摄影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并不是“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而是让人重新意识到：社会与个人的生活是有关联的。
笔者：一些荷兰华人感到自己在荷兰社会遭遇歧视。相反的，作为荷兰人，你在中国生活二十年，经历过区别对待吗？
外表带来的区别对待，在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但总体来说，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家外，我在中国都有“家”的感觉。
当然，中国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即便再生活二十年，我也知道自己不会真正成为一个中国人，比如说，不会成为中国的总理——开个玩笑。
我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中文强化班。那时候，我只要说一句“你好”，大家都会很热情地鼓掌鼓励：“哇，你的中文太棒了！”
但我认识一位在德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德国人，她的处境完全不同。尽管她非常努力学习中文，人们还是会说：“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会中文？”大家对她的期待，与对我的期待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对于“身份”的判断，其实来自外表和固有印象，而不仅仅是个人真实的成长经历。
笔者：这些年，你如何用摄影推动中国与荷兰之间的文化交流？
摄影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比如我长期为西方媒体拍摄中国社会专题，通过影像让更多欧洲观众了解真实的当代中国。
同时，在我策划的一些展览中，我也会尝试打破人们对荷兰的刻板印象。很多人一提到荷兰，就会想到郁金香、风车、木鞋。但我更希望呈现今天真实而立体的荷兰社会。比如有位荷兰摄影师Hans Eijkelboom拍摄的摄影项目Amsterdam by Numbers,呈现的是阿姆斯特丹街头市民穿着印有数字的服装，从1到100，胖的瘦的，高的矮的，来自不同族裔、不同背景。但在那个项目里，他们首先都是这座城市真实，平等的一部分。我觉得，这种视角比“国家符号”更重要。
笔者：对于今后想要前往中国创作的艺术家、摄影师，你有什么建议？
我会建议那些从未去过中国的西方摄影师，先不要急着在纸上列出一长串拍摄计划，也不要把行程安排得像完成“任务清单”一样紧密。
不如先下载微信和支付宝，然后真正前往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坐在街头吃点东西，观察人们怎么聊天、怎么相处，感受那些日常的生活细节。因为很多时候，你真正理解一个国家，并不是通过新闻、书籍或者想象，而是通过亲身体验。
我其实不太认同一种“提取式”的摄影方式：带着明确目标进入一个国家，快速完成拍摄，然后离开。摄影不应该只是“拿走”一些图像。更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先和这个地方建立关系，和你拍摄的人建立关系。只有当这种连接真正发生以后，影像才会有温度。
©️Ruben Lundgren
笔者：作为荷兰照片博物馆的策展人，未来你有什么计划？
目前对我来说，一切都处在一个新的阶段。过去半年，我和博物馆团队一直在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博物馆迁入了新的地址，也即将迎来新的馆长。对于整个机构，以及对我个人而言，这都是一次新的开始。
我的工作主要包括研究馆藏，并在此基础上策划短期与长期展览。除了继续关注欧洲摄影史，我也希望未来能够把更多关于中国视觉文化的内容带进欧洲社会。有时候，这种工作状态很像同时下十五盘棋——你需要不断在不同项目、研究、展览与机构协作之间切换。但这种挑战本身，也是策展工作迷人的地方。
笔者：在中国文化里，家庭其他成员的认可往往会对伴侣关系产生影响。你的个人经验如何？
我在中国生活这些年，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很多人面对亲密关系时，仍然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期待。我身边的中国朋友都没有公开出柜。这应该和中国文化里长期存在的家庭责任感，以及社会对“正常人生路径”的期待有很大关系。在我个人关系里，我已经公开出柜了，但我的伴侣还没有。我和中国伴侣都选择了对彼此最合适、也最安全的方式。
镜头外的众生百态
鲁小本鼓励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我，积极参加一些摄影活动，多去认识业内人士。他在海牙照片博物馆的《Flowers in the Mirror》回顾展，于4月初一个周五开幕。我带上自己的第一本摄影画册，兴致勃勃地去参加鲁小本的摄影展开幕式，同时想找机会和最近为鲁小本出书的出版人聊聊，看看有没有合作机会。因为鲁小本的好人缘，也因为他如今荷兰国家照片博物馆策展人的身份，开幕式高朋满座。鲁小本一直被朋友和笑脸围绕。
我曾在书市上和那位出版人有过一面之缘。那次向他买书时，他还算客气。那天，在拥挤的人群里，我终于找到他，鼓起勇气走上前去：“方便打扰你两分钟吗？”
他回过头，冷冷地说：“Nee！（不）”
我没有气馁，一边打算翻开手里的书，一边解释：“就两分钟。我想请你看看这本关于荷兰华人女性的摄影书，看看有没有……”
还没等我说完，他斜着眼瞟了一下，一把推开我的书，转身大步离去，丢下一句：“你的书不适合我们出版社。”
尽管在餐饮行业长期工作的我经历过客人往我脸上扔过面包，也挨过客人的拳脚。我原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一颗强大的心脏，但那天仍然需要坐在车里缓几分钟，平复情绪。当时我突然想起一位荷兰女摄影师对我说过的话：“曾经很多年，都是我追在别人身后跑，他们从不回头看我。有一天，突然变成别人追着我跑了，因为那一年我获得了荷赛一等奖。”
对，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回头想想，那位出版人其实也没有做错什么。或许在他看来，开幕式是他的私人时间；他是一名文化工作者，而不是慈善家，没有义务为任何人抽出几分钟时间。
我写鲁小本，是因为在摄影界，我们的地位如同我们的身高一样相差悬殊。但在他的眼中，我看到的始终是平等与尊重。
我写鲁小本，因为庆幸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不完全遵循那套“游戏规则”。因为最终，我们更愿意记住的，往往还是人性中的柔软。
鲁小本，20年中国生活回顾展《Flowers in the Mirror》正在Fotomuseum Den Haag 展出。 （文：胡擂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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