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银行APP上的数字，手抖得连手机都快拿不住了。
余额：0.00元。
308万，一分不剩。
我叫方启明,今年四十六岁。
两天前，我还以为自己是这世上最幸运的男人。
四十岁在俄罗斯娶了个二十八岁的金发姑娘，名字叫卡捷琳娜。
所有人都说我是癞蛤蟆吃了天鹅肉。
我也这么觉得。
直到今天下午三点,我从伊尔库茨克出差回来，推开家门。
整个屋子空了一半。
她的衣服没了，她的化妆品没了，连她养的那盆吊兰都没了。
客厅的茶几上，只留了一张纸条。
"Прости"。
俄语，对不起的意思。
我把手机扔在沙发上，整个人瘫坐下去。
窗外是三月的伊尔库茨克，雪还没化干净，天灰蒙蒙的。
屋子里很冷。
暖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空荡荡的味道。
我坐在那儿，盯着对面墙上的结婚照。
照片还在，但相框里的照片被抽走了。
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框子，挂在那儿，像在嘲笑我。
手机震动起来。
是孙德海打来的。
"老方，你回去了？"他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嗯。"我的声音很哑。
"人……找到了吗？"
"没有。"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我马上过来。"
"不用……"
他已经挂了电话。
我把手机扔在茶几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乱糟糟的，什么都想不清楚。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两年，我对她不够好吗？
我起身走到卧室。
衣柜门开着，她那边的衣服全空了，只剩下几个光秃秃的衣架。
梳妆台上，化妆品、首饰、护肤品，一样不剩。
连她平时穿的那双毛绒拖鞋，都不在了。
我走到床边，床头柜上放着我们的结婚证。
翻开第一页，照片还在。
我和她，并排站着，她笑得很甜。
我盯着那张照片，喉咙发紧。
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我妈打来的。
"启明啊，晚上吃饭了没？"老太太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我张了张嘴，愣是没把实话说出来。
"吃了，妈，您呢？"
"我也吃了。卡捷琳娜呢？忙不忙？让她少干点活，别累着。"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她挺好的，您放心。"
"那就好。你们两口子都注意身体，别光顾着赚钱。"
"知道了，妈。"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把头埋进手里。
老太太今年七十五了，身体一直不太好。
这事儿，不能让她知道。
起码现在不能。
门铃响了。
孙德海来了。
我走过去开门，他站在门外，裹着件厚羽绒服，手里还提着一瓶伏特加。
"兄弟，"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直接走了进来。
他把酒放在茶几上，在沙发上坐下，点了根烟。
"查过了吗？"他问。
"查了。"我坐到他对面，"银行账户清空，手机关机，人找不到。"
"去她妈妈家看过了吗？"
"去了。没人。邻居说奥莉加三天前就走了，说是去莫斯科看亲戚。"
孙德海吸了口烟，沉默了很久。
"我早就跟你说过，"他缓缓开口，"你现在有钱了，得小心点。"
"她不是那种人。"我低着头，声音很轻。
"老方，"孙德海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你清醒点。她卷走了你308万，还不是那种人？"
我没说话。
"报警吧，"他说，"这种事在俄罗斯不少见，很多中国人被骗。你趁早报警，兴许还能追回一部分。"
"我不想报警。"
"为什么？"
"我想自己处理。"
孙德海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
"你还对她抱幻想？"
我没回答。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点了根烟。
"老方，我认识你三十多年了，你什么性子我清楚。"他背对着我说，"但这次，你得理智点。308万不是小数，那是你在俄罗斯八年，一分一厘攒下来的。"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2016年，我在老家开了十三年的家具厂，被合作伙伴卷款跑路，欠了一屁股债。
那一年，我三十八岁，一无所有。
是孙德海把我拉到俄罗斯，从头开始。
这八年，我起早贪黑，跑林场、跑货场、跑海关。
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我在外头站一整天。
夏天蚊子多得能把人吃了，我照样得往林子里钻。
308万，是这八年的全部。
现在，一夜之间，全没了。
"我知道你舍不得，"孙德海转过身看着我，"但兄弟，人走茶凉。她连面都不露一下就把钱卷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她压根没把你当回事。"
我抬起头，看着他。
"可是德海，这两年……她对我真的很好。"
"那是演的。"他毫不留情地说，"你看看这屋子，她走得多干净？连张照片都没给你留。这种人，你还指望她有良心？"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说得对。
如果她真的在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连一句解释都不留？
孙德海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
"老方，听我一句劝，报警。"他看着我的眼睛，"这钱追不回来，你这八年就白干了。你妈还在老家等着你寄钱呢，你怎么跟她交代？"
我闭上眼睛。
我妈去年查出来有糖尿病，每个月要花不少钱买药。
这两年我每个月给她寄五千块，她总说够了够了，让我别寄了。
我知道她舍不得花，都存着呢。
老太太攒了一辈子的习惯，改不了。
"我知道了，"我睁开眼，"我会处理的。"
"你真的会报警？"
"我说了，我自己处理。"
孙德海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摇了摇头。
"行吧，随你。"他站起来，"有事给我打电话。这酒你自己喝吧，别喝多了。"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老方，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吧。"
"这姑娘，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他顿了顿，"你还记得你们怎么认识的吗？"
我愣了一下。
"市场。"
"对，市场。"孙德海点点头，"你想想，一个俄罗斯姑娘，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帮你翻译？为什么要主动留电话？"
"因为……她在旅行社工作，需要练中文。"
"那她为什么不找别的中国人？"孙德海看着我，"伊尔库茨克的中国人不少，为什么偏偏是你？"
我哑口无言。
"还有她妈妈生病那次，"孙德海继续说，"你想过没有，为什么那么巧，你刚好在医院门口堵车？为什么她妈妈的病来得那么及时？"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意思。"他打断我，"我只是提醒你，有些事，未必是巧合。"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却像闷雷一样。
我坐在沙发上，脑子里乱糟糟的。
不会的。
不会是这样的。
她对我那么好。
每次我出差回来，她都会提前做好饭，热着等我。
不管多晚，她都醒着。
冬天冷，她会给我烧热水泡脚。
夏天热，她会在冰箱里冻好酸梅汤。
去年过年，她跟我一起给我妈包饺子，虽然包得不太好看，但我妈高兴得不行。
她说，有个洋儿媳妇，给她长脸。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骗子？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一定是有什么原因。
我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
走着走着，我的目光落在客厅角落。
那里摆着一个木箱子。
苹果箱。
是奥莉加每年秋天都会送来的那种。
我走过去。
箱子不大，盖子合得严严实实的。
我蹲下来,盯着这个箱子。
308万，两年夫妻，到头来就剩这么一箱烂苹果？
她是故意留下来恶心我的吧？
我深吸一口气，准备把这箱东西扔出窗户。
手刚搭上去，整个人愣住了。
不对。
这箱子，沉得不对。
我往常搬过奥莉加送的苹果箱，二三十斤苹果，我一只手就能拎起来。
但这一箱，死沉死沉的。
我双手用力，才勉强把它抬离地面。
不对劲。
我把箱子放下，心跳开始加速。
手伸到盖子上，摸到一个铁扣。
我用力掰开。
盖子打开了。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最上面那一层苹果上。
红彤彤的，跟往常一样。
我伸手拨开苹果，往下摸。
指尖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方方正正的东西。
故事要从八年前说起。
2016年冬天，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坐在家具厂的小办公室里，盯着手机上的那条短信。
"方总，对不起，我出国了，钱还不了了。"
发短信的人叫陈卫国，是我合作了七年的经销商。
他欠我185万货款。
其中60万，是我找亲戚借的。
手机掉在桌上,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外头是腊月的风，呼呼地灌进来。
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烟雾模糊了视线。
我点了根烟，手抖得厉害。
厂里还有二十三个工人，年前的工资还没发。
原材料供应商催了三次款，说再不给钱就断货。
我算了一遍又一遍，怎么算都是个死局。
天快亮的时候，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响了很久才接。
"启明啊，这么早打电话，出啥事了？"老太太的声音在电话里传来，带着刚睡醒的沙哑。
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
"启明？"
"没事，妈，就是……想问问您吃早饭了没。"
"还没呢，刚起。你忙你的，别老惦记我。"
"妈，"我深吸一口气，"厂里可能要出点事。"
"啥事？"
"一个客户跑了，欠了点钱。"
"欠多少？"
"不多，我能处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启明，"老太太的声音有点颤，"你跟妈说实话，到底欠多少？"
"真不多，妈，您别担心。"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操心，"她叹了口气，"但你是我儿子，你有事，我能不担心吗？"
我闭上眼睛，把头靠在椅背上。
"185万。"
电话那头传来倒吸气的声音。
"这么多……"
"我能处理，妈。"
"厂子……保得住吗？"
我没说话。
她懂了。
"那……那工人们咋办？他们跟了你这么多年。"
"我会给他们结清工资的。"
"家里还有点钱，"老太太说，"你拿去用。"
"妈，您那点钱留着买药。"
"我身体好着呢，用不着。"
"妈！"我的声音有点重，"这事您别管，我自己能处理。"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良久，老太太叹了口气。
"启明，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那你去吧。妈老了，帮不上你什么忙，但你记住，天塌下来，还有家呢。"
挂了电话，我把头埋进手里，在那儿坐了很久。
窗外的天慢慢亮了。
工人们陆陆续续来上班。
我走出办公室，站在车间门口。
老张头走过来，看了我一眼。
"方老板，脸色不太好啊。"
"没事，昨晚没睡好。"
"年底了，事多。"老张头笑了笑，"过了年就轻松了。"
我点点头,没说话。
老张头在厂里干了十二年，是第一批跟着我的老工人。
他儿子前年结婚，彩礼钱还是找我借的。
还有小李，厂里最年轻的木工，才二十四岁。
他媳妇怀孕了，预产期在三月。
还有老王、小刘、大牛……
这些人，都指着厂子吃饭。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回了办公室。
桌上放着一份文件，是银行的催款函。
还有一份，是法院的传票。
陈卫国不是第一个跑路的。
去年夏天，另一个客户也欠了我四十多万。
我打了半年官司，最后只追回来八万。
这次，185万。
我追不回来了。
厂子，保不住了。
那天下午,我把工人们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厂子要关了。
老张头愣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方老板，你自己保重。"
小李问我："方老板，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工资？"
"年前，"我说，"一分不少。"
散会后，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
借了一圈，凑了三十二万。
加上厂里的流动资金,刚好够发工资。
腊月二十九，我把工资发完，锁上了厂门。
站在厂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这个厂子，是我花了十三年建起来的。
从一间小作坊，到二十多个工人的厂子。
我以为能干一辈子。
没想到，说没就没了。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和我妈一起包饺子。
她一直没说话，只是偶尔看我一眼。
吃饭的时候，她突然开口。
"启明，你有什么打算？"
"再找找机会。"
"在老家找？"
"不在老家。"
她放下筷子，看着我。
"你想去哪儿？"
"俄罗斯。"
"俄罗斯？"她愣了一下，"那么远……"
"德海在那边，他说那边木材生意好做。"
"可是你不会俄语。"
"可以学。"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
"你决定了？"
"决定了。"
"那……什么时候走？"
"过完年就走。"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大年初六，我收拾了两个行李箱,准备出发。
我妈一早就起来了，给我煮了一锅饺子。
"路上饿了吃。"她把保温盒递给我。
"妈，我在飞机上有吃的。"
"那不一样。"
我接过保温盒，喉咙有点发紧。
"妈，我走了。"
"嗯。"她点点头，眼眶红红的，"在外头照顾好自己，实在混不下去就回来，妈养你。"
我转过身，拎起行李箱。
"启明！"她在身后叫我。
我回过头。
她站在门口，背有点驼，头发全白了。
"别太拼，身体要紧。"
我点点头，快步走了出去。
怕再待下去，自己也绷不住。
2017年正月初八,我到了伊尔库茨克。
下飞机的时候，零下三十四度。
从舷梯走下来的一瞬间，鼻腔里的每一寸黏膜都在抗议。
呼出的气立刻变成白雾，眼镜瞬间结了一层霜。
孙德海来接我，裹得跟个熊似的。
"老方，欢迎来西伯利亚！"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冷吧？习惯就好。"
"习惯个屁。"我打了个哆嗦。
他笑了，带着我往停车场走。
"先去吃饭，喝两杯暖和暖和。"
他的公司在市区边上，专门做原木出口。
房子不大，就是个两层的小楼,楼下是仓库，楼上是办公室。
"木材生意不复杂，"孙德海给我倒了杯伏特加，"说白了就是三件事：找到货源，搞定运输，打通海关。"
"听起来挺简单。"
"简单个屁。"他点了根烟，"难的是熬。俄罗斯人做生意跟咱们不一样，他们慢，特别慢。一个合同能磨你半年，但一旦认了你这个人，往后的事就顺了。"
"那我得熬多久？"
"看你自己。"他吐了口烟，"有人熬三个月就上手了，有人熬三年还是两眼一抹黑。"
我端起酒杯，一口喝干。
"我没时间熬三年。"
"那就拼命学。"他看着我，"你脑子活,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上手不难。难的是语言关。"
"俄语？"
"对。你不会俄语，在这儿寸步难行。"
那天晚上，他带我去了出租屋。
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子，家具很简陋，但收拾得挺干净。
"先住这儿，"孙德海说，"等你赚到钱了，再换个好点的。"
"够了。"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老方，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大，但别太急。慢慢来，一步步走稳了。"
我点点头。
他走后，我一个人坐在床上，看着窗外。
外头是茫茫的雪，看不到边。
那一刻，我突然有点慌。
三十八岁,一无所有，在异国他乡，连句俄语都不会说。
我能行吗？
我摸出手机，翻出我妈的照片。
照片是去年拍的，她站在老房子门口，笑得很开心。
我盯着那张照片，在心里对自己说。
不能让她失望。
第二天，孙德海带我去了林场。
伊尔库茨克周边的林场很多，大部分是国营的，还有一些私人的小林场。
"咱们主要做樟子松和落叶松，"孙德海指着成片的林子，"这两种木材在国内需求大，价格也稳定。"
"怎么进货？"
"跟林场谈，签合同。"他点了根烟，"但要注意，俄罗斯人做生意，关系比合同重要。"
"关系？"
"对。你得先跟他们混熟了，让他们信任你。不然合同签了也没用，到时候货不按时发，或者给你次品，你也没办法。"
我点点头，把这些话都记在心里。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跟着孙德海跑货场、跑林场、跑海关。
他的员工里有两个会中文的俄罗斯人，一个叫瓦西里，一个叫伊万。
他们帮我做翻译,教我一些基本的俄语。
每天晚上回到出租屋，我还得啃俄语教材。
从字母表开始学，一个词一个词地背。
那段日子苦是真苦。
冬天的伊尔库茨克，天黑得早，下午四点多就没光了。
我每天六点起床，在外头跑一整天，回来的时候经常是晚上九点多。
累得躺在床上就不想动，但还得逼着自己学俄语。
有时候学着学着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书还摊在胸口。
但心里踏实。
至少在这儿，没人知道我方启明曾经被人骗得血本无归。
至少在这儿，我还能重新开始。
半年后，孙德海让我独立跟了一单。
客户是满洲里的一个木材商，要九十立方米的樟子松。
我从头盯到尾，谈价格、签合同、安排运输、清关。
每一个环节都不敢出错。
结款那天，我坐在出租屋里，看着手机上到账的数字。
十三万八千块。
刨去成本，净赚三万二。
我的手有点抖。
不是兴奋，是憋了太久的那口气，终于松开了一点。
那天晚上，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我赚钱了。"
"多少？"
"三万多。"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老太太的声音，带着哭腔。
"好，好孩子，妈就知道你行。"
"妈，您别哭。"
"我没哭，"她吸了吸鼻子，"我高兴。"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外头的雪，喝了半瓶伏特加。
那是2017年的冬天，我来俄罗斯的第一年。
我以为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
一个人扑在生意上，把债还清，给我妈攒点养老钱，别的不敢多想。
直到第二年夏天，我遇见了卡捷琳娜。
伊尔库茨克有个中央市场,当地人管它叫"大市场"。
那地方什么都卖，蔬菜水果、肉类海鲜、日用百货，乱糟糟地挤在一起。
我每周六都去那儿买菜，一来便宜，二来能练练俄语。
2018年7月的一个周六，我像往常一样去市场。
那天特别热，西伯利亚难得的高温天，三十一度，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烫。
我在水果摊前停下来，想买点苹果。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我指着最大的那一堆，用磕磕巴巴的俄语问。
多少钱？
摊主是个上了年纪的俄罗斯大妈，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话。
我皱着眉头，正想掏出手机查翻译软件。
旁边伸过来一只手，冲摊主比了个手势。
"一百卢布一公斤。"那只手的主人用中文说，"她说新到的，很甜。"
我转过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卡捷琳娜。
她站在我旁边，比我矮半头多，扎着个马尾辫。
头发是浅金色的，在阳光下泛着光。
一双眼睛很浅,接近灰蓝色，正弯弯地看着我。
"你会说中文？"我愣了一下。
"一点点。"她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小小的距离，笑了笑，"大学学过，三年。"
她的中文确实只会一点点，说得磕磕绊绊，语法也不太对。
但勉强能交流。
"谢谢。"我点点头，掏出钱包。
"不客气。"她笑着说，"你是中国人？"
"嗯,在这边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
"木材。"
"哦。"她点点头，"我在旅行社工作，经常接待中国游客。"
"那你中文应该很好。"
"还行吧。"她有点不好意思，"但不常用，忘得差不多了。"
我买完苹果，正准备走。
"等一下，"她叫住我，"你还要买别的吗？"
"还要买点肉。"
"我帮你。"她笑了笑，"这里很多摊主不会说英文，你一个人不方便。"
"那……谢谢。"
她带着我在市场里转了一圈，帮我买了肉、买了菜，还跟卖肉的大叔砍了砍价。
临走的时候，我问她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她歪着头看了我几秒，表情有点犹豫。
我赶紧补了一句："我是说，你中文这么好，能不能偶尔帮我翻译点东西？我付钱。"
她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好，但不要付钱，我需要练习中文。"
就这样，我们互换了电话号码。
说实话，当时我真没往别处想。
一个二十八岁的俄罗斯姑娘，长得漂亮，家世虽然不清楚但看着也不差。
怎么可能看上我一个四十岁的中国老男人？
我就是觉得有个免费翻译挺好，仅此而已。
后来的事情，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卡捷琳娜是土生土长的伊尔库茨克人。
父亲早年间在一场车祸里去世了，她跟母亲奥莉加相依为命。
家里在郊区有个小房子，生活来源主要靠她在旅行社当导游。
"旅行社？"我问她，"就是带中国游客那种？"
"对，贝加尔湖旅游团，很多中国人来。"她点点头，"所以我必须会中文。"
原来她大学毕业后一直想用上中文,这份工作正好对口。
只是近几年中俄旅游市场不景气，旅行社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她的收入也跟着缩水。
我们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
起初确实只是翻译的事。
我做生意的时候偶尔会遇到一些俄文材料，读不懂，就拍照片发给她。
她会在下班后帮我翻好，发语音一句句念给我听。
我提出要给她钱，她不要。
我就改成每次见面请她吃饭。
后来吃着吃着，话题就不止于翻译了。
她跟我讲她的大学生活，讲她父亲还在世时一家三口去贝加尔湖边野餐的事。
我跟她讲我在国内开厂的那些年，讲被人骗得倾家荡产后是什么感受。
她听完没有露出怜悯的表情，只是安静地看着我。
"你很坚强。"她说。
那天晚上回去，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总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但我很快把那点念头压下去了。
我方启明算什么？
四十岁，穷光蛋一个，长得也不怎么样。
在这异国他乡一个亲人都没有。
人家姑娘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凭什么看上我？
我不敢往那上面想，也不该想。
可有些事，不是你不想就能控制的。
那年秋天，伊尔库茨克下了第一场雪。
我从林场回来，在市区的一个路口堵车。
无聊地刷手机。
卡捷琳娜发来一条微信，只有几个字。
"我妈妈病了。"
我看了一眼时间，下午五点半。
"严重吗？"我打字问。
"不知道。医院说要做检查。"
"在哪个医院？"
她发了个定位过来。
我看着那个位置，犹豫了三秒钟。
然后把车掉了个头，踩下油门。
到医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她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低着头，肩膀缩成一团。
听到脚步声，她抬起头，看见是我。
眼眶一下子红了。
"怎么回事？"我在她旁边坐下。
"医生说可能是胃出血，要住院观察。"她的声音很轻，"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没让她把话说完，站起身去找护士站问了情况。
押金要六万卢布，折合人民币不到六千块。
我直接刷了卡。
回来的时候，她还坐在那儿，愣愣地看着我。
"先把你妈安顿好，钱的事以后再说。"
"我会还你。"她站起来，眼睛红红的，声音却很认真，"一定会还你。"
"行。"我点点头，没多说什么。
后来奥莉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是胃溃疡，不是什么大病，但需要住院治疗一周。
那一周里，我每天下班都会去医院看看。
有时候带点水果，有时候带点医院附近饭馆做的汤。
奥莉加是个瘦瘦小小的俄罗斯老太太，头发已经花白了。
看着比实际年龄老很多。
她不太会说话，每次见到我就笑着点头，用俄语说一串我听不懂的东西。
卡捷琳娜在旁边翻译："她说谢谢你，让你不要破费。"
"没什么。"我摆摆手。
奥莉加又说了一句。
卡捷琳娜的脸微微红了一下，低声翻译："她说……你是个好人。"
出院那天，我开车去接她们。
奥莉加坐在后座，一直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
卡捷琳娜坐在副驾驶上，侧过脸给我当翻译。
"她说家里有苹果，让你一定要带一些回去。"
"不用了……"
"她说必须带。"卡捷琳娜笑了笑，"她说这是我们家乡的传统，救命之恩，要用苹果答谢。"
"苹果？"
"嗯，伊尔库茨克的苹果很有名。"卡捷琳娜解释道，"我妈妈每年秋天都会在院子里存很多苹果，能吃一整个冬天。她说苹果代表平安。"
那天从她家出来的时候，后备箱里塞了满满一箱苹果。
红彤彤的，个头不大，但确实很甜。
我一边开车一边想，这母女俩还怪有意思的。
却没意识到，从那天起，有些东西已经悄悄变了。
2019年春天，我跟卡捷琳娜正式在一起了。
说"在一起"其实有点不准确。
我们没有轰轰烈烈地表白，没有送花送戒指。
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那一步。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贝加尔湖边的一个小餐馆吃饭。
窗外下着雨，湖面灰蒙蒙的，看不太清楚。
"方启明。"她突然开口，目光落在桌上那盘没吃完的鱼上。
"嗯？"
"你觉得，我们这样……算什么？"
我放下叉子，看着她。
她没抬头，手指在桌布上无意识地画着圈。
"你想让我们算什么？"我反问。
她沉默了几秒，声音很轻："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聊年龄差距，聊文化差异，聊将来可能会面对的各种问题。
她说她不在乎我比她大多少，她在乎的是一个人对她好不好。
"你对我很好。"她说，"对我妈妈也很好。"
"那不是应该的吗？"
她摇摇头："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那天我才知道，她之前谈过一个俄罗斯男朋友，处了三年。
那人家里条件不错,父母却嫌她家穷，逼着儿子分了手。
"他连争都没争。"卡捷琳娜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他说对不起，然后就走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但没有抽开。
那年夏天，我带她回了一趟国内。
一来是想让我妈见见她，二来也是处理一些以前遗留的事。
那笔被骗走的钱，经过两年的追讨，总算追回来了一小部分。
要去法院办手续。
我妈知道我要带个俄罗斯姑娘回来，在电话里愣了半天。
然后说："你自己看着办，别被人骗了。"
"妈，我心里有数。"
回去那天，卡捷琳娜特别紧张。
在飞机上一直问我，你妈会不会不喜欢她。
我说不会，我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到家的时候是下午。
我妈站在门口等着。
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背也有点驼。
但眼睛还是很亮。
卡捷琳娜一下车，就规规矩矩地走上前。
弯了弯腰，用她那蹩脚的中文说："妈妈好。"
我妈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她几眼。
好半天才开口："挺好看的，就是太瘦了，得多吃点。"
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
在家那几天，卡捷琳娜每天早起帮我妈做饭。
其实她不太会做中国菜，但切切菜、洗洗碗还是能干的。
我妈嘴上不说，但我能看出来，对这个洋儿媳妇挺满意。
走的那天，我妈把卡捷琳娜拉到一边，塞给她一个红包。
"拿着，买点你喜欢的东西。"
老太太的中文她肯定听不太懂，但红包是什么意思，全世界都通用。
卡捷琳娜愣了一下，眼眶红了，回头看我。
我冲她点点头，她才收下。
上车之后，她一直没说话，只是把头靠在车窗上。
"怎么了？"
她摇摇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妈妈是好人。"
"那当然。"我笑了笑，"你以为我的人品是哪儿来的？"
她也笑了，眼角亮晶晶的。
2020年初，我们在伊尔库茨克领了证。
没办婚礼，只是去登记处走了个程序。
然后请孙德海和几个朋友吃了顿饭。
奥莉加身体不好，没能到场。
但托卡捷琳娜带了一箱苹果过来。
"又是苹果？"我打开箱子，里头依旧是那种红彤彤的小苹果。
"这是她的习惯。"卡捷琳娜笑着说，"她说苹果代表平安，结婚这样的大事，一定要送苹果。"
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确实甜。
那天晚上回家，卡捷琳娜靠在我肩膀上。
很轻地说："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愿意娶我。"
我愣了一下，然后把她揽进怀里，没说话。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有个家，有个人等着，够了。
没想到，好日子才两年，就出了事。
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我仔细回想过，大概是去年下半年。
2021年秋天，木材生意突然好起来了。
国内建筑市场火爆，对俄罗斯原木的需求猛增。
我的订单量比前几年翻了三倍。
忙是真忙。
最夸张的时候，我一个月跑了九趟林场，四趟满洲里口岸。
在家待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八天。
卡捷琳娜没有抱怨过。
每次我回家，她都会提前做好饭，热着等我。
不管多晚，她都会醒着。
"你不用等我。"我跟她说，"太累了就先睡。"
"我睡不着。"她说，"听不到你开门的声音，睡不踏实。"
有时候我出门好几天，她会给我发消息。
问我到了没有，吃饭了没有。
不多，一天两三条，从不追问我在干什么。
那段时间我忙得昏天黑地，对她的关心也就淡了许多。
现在想想，我好像很久没有认真看过她的脸了。
但有一件事,我后来反复回想，觉得不太对劲。
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我从林场回来，比预计的时间早了几个小时。
进门的时候，她正坐在客厅里打电话。
看见我愣了一下，立刻挂断了。
"谁的电话？"我随口问了一句，一边脱外套一边往屋里走。
"一个朋友。"她站起来，帮我拿拖鞋，"你吃饭了吗？我去给你热菜。"
我当时没多想。
她在这儿也有自己的朋友，打电话很正常。
但后来，那样的情况出现过好几次。
每次我回来，她都在打电话。
每次一看见我就立刻挂断。
有一回我忍不住问："你最近电话挺多啊？"
她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就是老朋友叙叙旧，没什么。"
"什么朋友？我认识吗？"
"不认识，是我以前同事。"她把碗筷摆到我面前，"快吃吧，凉了。"
她的语气很自然，我找不出什么破绽，也就没再追问。
现在想来，那时候就应该多问几句的。
但我那会儿满脑子都是生意，根本顾不上这些。
2022年开春，账上的钱到了308万。
这是我来俄罗斯八年，攒下的全部身家。
刨去欠孙德海的周转金和一些应付款，真正属于我的，大概有230万出头。
孙德海知道后，专门请我喝了顿酒。
"老方，你小子行啊。"他拍着我的肩膀，"八年前一穷二白跑来投奔我，现在身家几百万了。"
"没有你帮忙，哪有我今天。"我敬了他一杯，"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少跟我来这套。"孙德海喝完酒，表情变得严肃了一些，"我跟你说个正经事。"
"什么事？"
"你那媳妇，"他压低声音，"你真相信她？"
我放下酒杯，看着他："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孙德海叹了口气，"就是提醒你一句。你现在有钱了，小心点，别让人惦记上。"
"卡捷琳娜不是那种人。"
"我没说她是。"孙德海摇摇头，"但你自己也清楚，她比你小十四岁，你俩认识的时候你还穷得叮当响。现在你有钱了，谁知道她怎么想？"
"德海，"我直视着他，"你我认识三十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我看人没那么差。"
孙德海没再说什么，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那天我喝得有点多，回家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
卡捷琳娜还没睡，坐在客厅等我。
"你喝酒了？"她走过来，扶住我的胳膊。
"跟德海喝了点。"我靠在沙发上，看着她，"卡捷琳娜，你跟我说实话。"
"什么？"
"你……"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你后悔吗？嫁给我。"
她愣住了。
好几秒钟，她都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眼神很复杂。
然后她笑了，笑容有点苦涩。
"方启明，你喝醉了。"她把我扶起来，往卧室走，"睡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那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
中途好像感觉到她起来过，在黑暗里站了很久。
不知道在干什么。
但第二天醒来，我已经忘了这回事。
直到今天下午，我从伊尔库茨克出差回来。
推开家门。
我伸手摸到那个硬邦邦的东西，用力拽了出来。
是一个牛皮纸包裹，扎得很紧，外面用麻绳捆着。
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颤抖着解开麻绳，掀开牛皮纸。
月光照进来，照在包裹里的东西上。
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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