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本是万物复苏、令人愉悦的时节，可1994年的那个春天，却成了我一段浸满哀痛的岁月。
那年正月十三午后，我突然接到大伯家四弟的电话，说父亲身体有些不适，让我马上回老家一趟。
我当即叫上司机，开着一辆微型面包车往老家赶。一路上，不安在心里翻涌。父亲的身子骨向来硬朗，我几乎不记得他什么时候生过病、进过医院。几年前，我硬拉着他去县人民医院做体检，那是他唯一一次进正规医院。检查结束，医生扫了一眼体检单，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就是血压高点。”
走出医院，父亲数落了我一顿：“看的什么病？没打针，没拿药，瞎花那么多钱！”
往年过年，我都是带着妻小回老家陪父母。那一年，我特意把二老接到了县城。父亲爱喝酒，这是他几十年的习惯。饭桌上，我陪他小酌，五岁的儿子也在桌边学着大人的模样给爷爷敬酒、说祝酒词，惹得一家人笑声不断，满屋暖意融融。
一周前，我才把父母送回老家，还随车带了些年货。那天因有事，我没能随车送行。车子刚起步，父亲突然让驾驶员停车，推开车门走到我面前说：“上个月你宅哥借了1600块钱，家里还剩300块，埋在东墙根粮食折子里了。”
我不解地问：“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他笑着说：“别回家死了呢？”
“说什么呢！”我知道父亲平时爱开玩笑，“就凭您老这身体，再活个三二十年没问题！”
没想到，父亲这句玩笑话，竟一语成谶。
不多时，车子到了老家门口。我快步冲进堂屋，只见父亲躺在床上，伯父、叔父和哥哥围在床边，神色凝重。本家三叔是村医，正准备给父亲打吊针。
父亲见我进来，眼神里带着疑问：“你怎么回来了？”
“听说您老不舒服，我回来看看。“我说，”怎么了？”
伯父拄着拐棍，懊恼地说：“恁爷（父亲）一大早就通知我和你三叔，说下午老弟仨一起来家喝一盅。我们到了，他却倒地起不来了。你看，菜都上桌了。”
父亲好客，往年每逢春节几乎都请人来家吃饭，而且都是亲自备菜掌厨。这次请伯父和叔父来家吃饭，主要是分享他从县城带回来的年货。一大早老弟仨说定后，父亲看天色尚早，便到庄东的蒜地里施肥，忙完才匆匆赶回家准备饭菜。可最后一道菜终究没能端上桌。
伯父来到时，见菜已摆好，却不见了父亲。双目失明、卧病在床的母亲也说不清楚。伯父只好拄着拐棍屋里屋外地找，最后在东山墙根发现了倒在地上的父亲，粮食折子旁还有些许呕吐物。
听完伯父的话，我觉得父亲的病有些严重，决定送县医院。于是，和哥哥、四弟一起小心翼翼地搀扶父亲上车，直奔县城。
农村土路坑洼不平，车子频繁颠簸。父亲躺在我怀里，每晃一下，眉头都会紧紧皱起，脸上露出难掩的痛苦。其间，他还问了一句：“路怎么这么颠？”父亲一辈子要强，从不轻易叫苦。我的心里矛盾极了——既想快点赶到医院，又怕颠簸加重他的痛苦。我只得嘱咐司机：“开慢点吧。”同时用双手托住父亲的头和肩，尽力减轻晃动。
终于到了县医院急诊室。父亲依旧清醒，平静地配合着医生的问诊和检查。医生说：“住院吧。”哥哥找来简易的帆布担架放在地上，我们扶着父亲躺了上去。兄弟俩抬着父亲去病房，我则飞奔去办住院手续。
办妥手续，找到病房时，父亲已经躺在病床上，我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医生忙着配药，准备给父亲输液。
可就在这时，我发现父亲竟睡着了，且鼾声如雷。我有些诧异，轻轻叫了两声，他毫无反应。一股不祥的预感猛地涌上心头。我慌了，医生也立刻紧张起来，急忙实施心肺复苏。可无论医生怎样按压，父亲始终没有任何反应。鼾声渐无，心电监护仪上的蓝色波线逐渐平缓，最终成了一条冰冷的直线。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救了。”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击呆了，大脑一片空白，泪水瞬间涌出。“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我疯了一般跪在地上，双手死死抱住医生的腿，声嘶力竭地哭喊：“救救父亲！求求你们救救他！”医生又奋力抢救了许久，最终还是无奈地摊开了双手。任凭我的额头不停磕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再也没能唤醒父亲。
老家门口竖起了白幡。父亲安放在堂屋正中的灵床上。亲邻们纷纷赶来，哭声一片。哭过之后，大家又各自忙着撕孝布、叠纸钱、搭灵棚。我蜷缩在灵床边的麦草里，望着父亲，泪水不断滑落。那时，我仍不相信父亲已经离开人世。我一遍遍检讨送医的每个细节，是哪里出了问题；又恨起几年前那个轻描淡写的说“没事”的医生；甚至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学医。望着父亲平静的脸，我一遍遍地问：“父亲，您真的就这样走了吗？”父亲只是静静地躺着，像平日睡熟了一样。
老家有个风俗，逝者脸上要蒙上火纸。那张火纸，让我看不到父亲的脸，我心如刀绞，死活不愿意：“父亲好好的，为什么要蒙火纸？！”我猛地起身，一把揭下父亲脸上的火纸，狠狠扔到一边：“他没有死！他没有死啊！”
夜色渐深，哀声渐息，亲邻们陆续散去，灵堂内外一片肃静。我和哥哥及几个叔伯兄弟和衣卧在灵堂的麦草堆里，为父亲守灵。初春的风带着寒意吹进灵堂，灵前的长明灯随风摇曳，忽明忽暗。恍惚间，父亲的音容笑貌一幕幕映进我的泪光中。
父亲虽目不识丁，却明事理，有担当，骨子里藏着家国大义。1938年家乡沦陷，20岁的父亲毅然参加张凤文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成了一名机枪手，与日伪军展开了游击战。后来，队伍被国民政府收编为“鲁苏战区苏北游击队第九纵队第二十六支队”。即便被收编，军饷匮乏、物资短缺，生存条件异常艰苦。但这支队伍转战东陇海线两侧，在沂河、大运河及骆马湖一带，夜袭日军据点，巧夺日本洋行，智取铁路桥头堡，伏击扫荡的日伪军，历经大小七十余战。虽九死一生，却也让日伪军闻风丧胆。
可谁能想到，三十八年后，我报考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时，却因父亲曾参加过“国民党二六支队”而过不了“政审”关。得知消息的那天晚上，父亲眉头紧锁，一言不发，不吃不喝，坐在饭桌旁一袋接一袋地抽旱烟，直到深夜。
父亲为人善良，待人宽厚。不管邻里纠纷、兄弟分家，还是夫妻失和，大家都愿找他调解；亲戚家里有了困难，他都会设法帮衬。 六十年代，三姑家孩子多，姑父又去世得早，家境更加贫寒。大表哥早过了成家的年龄，好不容易说妥一门亲事，却连喜事都办不起。父亲知道后，二话不说，找来杀猪匠，把家里养的唯一一头猪杀了，亲自拉着板车把一头白条猪送到三姑家，让大表哥体体面面地成了家。
父亲对待家人充满无限的爱恋。
母亲十年前中风后留下后遗症，常年卧床，家里还有承包地。为了不给儿女添累，父亲坚持独自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那时，随着”农民工进城潮“，土地抛荒比比皆是。我们劝他：“要么，地就别种了。”
他发火：“好好的地抛荒？那是作孽！”
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忙完农活，口干舌燥地赶回家，还要烧火做饭，照顾卧床的老伴。直到他去世的十年间，就这样坚守着。
我侄子上大学时，吃粮还凭计划。唯恐孙子在学校吃不饱，父亲常把省下的粮食步行扛到几公里外的粮管所，换成粮票，寄到学校。
我二女儿出生后寄养在农村姥姥家。姥姥家不产大米，父亲怕孙女吃不好，便早早地把米碾好、筛净，骑着脚蹬三轮车送到我在县城的家，再催我赶紧把孩子的给养送去。
即使我已过而立之年，父亲仍把我当成个小孩子。有时我骑车从老家回城晚了，父亲总担心我夜里骑车不安全，每次都让哥弟几个骑车送我，还要求他们回来后当面告诉他“送到家了”，他才肯熄灯睡下。
临去世前两个月，父亲又骑着那辆脚蹬三轮车，拉来满满一车斗红萝卜。我一着急，语气有些不敬：“又送来这么多萝卜干嘛？也吃不下啊！”
“不是还有邻居吗？”父亲一边不以为然地说，一边往院子里卸萝卜。
他的心里永远装着别人
安葬前的那天夜里，当年的第一场大雪飘然而至。天亮时，屋顶、树梢、道路、田野，一片洁白。老宅屋后的邻居大嫂说：“这是老人平时积德行善，感动了上苍，万物都在为老人披麻戴孝。”
送葬那天，亲邻来了一拨又一拨，屋里院外哀声一片。大表哥扑倒在灵前，痛哭失声。一个年近六十岁的男人，在灵堂的麦草窝里围着棺材一圈一圈地跪着爬，边爬边哭，边哭边数着父亲的好。
该出棺了。三十多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身着孝衣，手持木杠绳具，聚在院里，准备轮班”举重“出棺。我心如刀割，这一刻才真正意识到，父亲真的要走了。我让人拿来酒、杯。含泪斟满一杯：“父亲，您走得太急了！儿子还没来得及尽孝，您就走了。您爱喝酒，就让儿子再最后陪您一杯吧！”三杯酒无声无息地渗进棺前的麦草中，我也哽咽着端起一杯一饮而尽。此时已不知喝下去的是酒，还是流下的泪水。
那年春末夏初，小院西南角突然冒出一蓬蓬白中带粉的小花，走近一看，原来是红萝卜开出的花。我的心头顿时又是一阵发酸。那还是父亲送来的红罗卜开出的花。按照父亲的安排，我给邻居们送去一些，剩下的，我用黄沙埋在了小院的西南拐角。父亲去世后，那堆埋在黄沙里的红萝卜，我再也没有动过。
我看着眼前一蓬蓬清淡素雅的小白花，无尽的思念涌上心头，不觉两行泪水滑过面颊，滴落在一片片素洁的花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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