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是由上海市虹口区委宣传部、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中国建投集团建投书局、澎湃新闻共同打造，深耕在地文化的高品质阅读品牌。目前正在开展的第十四季读书会（2025年4月20日-2025年9月6日）以“岁时江南”为主题，从“四时天语、红妆千年、耕读传家、器藏万物、园冶天成、灯月双辉”六重视角，触摸江南生活里的时光暗涌，并尝试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找回那份与四时共呼吸的江南韵律。
“岁时江南”第三场，建投书局邀请到知名文化学者、诗人、作家余世存，透过范家、钱家、荣家等江南望族的兴衰史，剖析耕读传统和地方特征如何塑造世家的精神内核；解读各大世家家训中“勤俭”“积德”“理财”的多元智慧，如何回应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碰撞；更将带领我们触摸那些泛黄族谱背后的精神内核，在快节奏的社会里，重拾那份温情与力量。
主讲人：余世存，知名文化学者、诗人、作家
一、家族研究的理论视角与历史脉络
谈到对家族的研究，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其实并非这方面的专家。虽然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但我这些年的写作范围很广，家族只是涉猎的一个题材而已。然而从读者反馈来看，我的这种尝试似乎是对的——无论是与学院派学者相比，还是与市场上的作家相比，我对这个题材的处理可能更具优势。
为什么我能写好家族题材？这源于我多年前研究中国文化时，找到了“时间”这条重要线索。关于时间的发现，我有很多研究成果。其中涉及家族领域的是：家族在时间序列中对应着夏天。个体生命对应春天，国家社会对应秋天，而天下则对应冬天。这种划分正好契合中国人“家国天下”的观念——个人、家庭、国家、天下构成一个完整结构，这个结构放在时空维度中，就对应着一年四季。
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春天，必然要走向夏天。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成家——无论这个家是什么形式，是同性还是异性组成，是实体房屋还是其他形态，总之要有“家”的概念。度过这个阶段后，人又会产生对社会和国家的认同，这就是秋天阶段，最终进入冬天。
因此，一年四季的时空框架是我在研究时间线索时的重要发现。基于这个理论视角，我在研究家族历史时找到了许多解读中国家族演变的关键线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与现代人理解的“小家庭”或唐宋以后的“家族”概念截然不同。“家”（宀＋豕）的本义是指屋内有猪——这里的“豕”特指用于祭祀的公猪。
在春秋时期，“家”是一个宏大的政治单位，特指“大夫之家”。当时的社会结构并非以个体为基本单元，而是以贵族大夫的家族为构成天下的核心单位。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路径不同——个体生命首先需要依附于更大的集体认同，无论是父母、宗族，还是地方权威，再由这些群体单元与国家共同构成社会整体。
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当时的“家”是贵族世家，比如春秋战国的诸侯、大夫，乃至被司马迁列入《世家》的孔子等人物。他们传承的是一种宏大的政治-血缘共同体概念，绝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或小家庭。
秦汉之后，帝王家族传承的概念逐渐确立，同时世家大族的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些世家大族依靠经学传家，比如汉代的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等家族能够延续“四世三公”的显赫地位，成为社会结构中真正重要的单元。而平民和底层百姓的生活单位尚未进入主流文明的视野——这是汉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
二、唐宋变革与家族制度的转型
到了唐宋时期，这一格局开始发生转变。随着皇权对上层贵族势力的清洗，那些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世家大族逐渐被瓦解。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单位开始更加强调宗亲血缘关系。但这种转变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世家与皇权之间的博弈。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唐代张氏的“百忍传家”门风。年轻的张公艺（即张百忍）能够管理数百人的大家族，这种治家之道受到皇帝嘉奖，但同时也引起朝廷的警惕。因此，在朝廷的干预下，张氏家族被迫分家，其中一支南迁至广东。著名的宰相张九龄，正是出自这支南迁的广东张氏。
我想说明的是，在传统王朝时代，朝廷对家庭始终保持着一种矛盾态度：一方面大力倡导优良家风，推崇“义门”典范，那些数代同堂、和睦共处的大家族被树立为道德楷模；另一方面又警惕家族势力过度膨胀，担心其对皇权构成威胁。这种矛盾态度最终在新文化运动中演变为对家庭制度的全面批判。
三、近代家庭观念的冲突与重构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将宗法家庭视为禁锢中国人的枷锁，革命党人的哲学思想更是对传统家庭持彻底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家庭压抑个性，阻碍现代化进程——因为现代性的核心落脚点就是确立“个人本位”。这种思潮影响深远，以至于当我撰写家族研究的著作时，遭遇了普遍的不理解：不仅同龄人和师长质疑，连年轻编辑也困惑，认为这种研究是在开历史倒车。在他们看来，弘扬家风家教是为统治阶级服务。
我的一些师兄甚至怀疑我背离了新文化立场，沦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经过深入交流后，他们发现我依然坚守着五四精神，还是一个五四传人。这让他们感到欣慰。
我的这本关于家族研究的书，参与了这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家风家教热。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当年不被理解的研究主题，如今已成为从官方到民间都重视的主流话题。社会各界越来越倾向于发掘家庭、家族传承中的积极资源，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否定。
当然，年轻一代对家庭仍持批判态度，这种批判集中体现在对原生家庭的反思、断亲现象的流行等方面。其实断亲并非新概念，它延续了五四以来离家出走、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脉络。当前政府放开生育政策后遭遇的“三不”现象（不婚、不恋、不育），也反映了这种代际差异。但我认为，还是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重新认识家庭的价值，承认家庭和孩子仍然是人生的重要部分。
我也深入研究过西方家庭模式。已故投资家查理·芒格的观点曾给我很大启发。他指出美国约60%-70%的家庭经营得不错。这两个关键词很有深意：首先强调家庭需要主动“经营”，其次评价经营成果“不错”。相比之下，中国当代经营得真正和谐美满的家庭确实较为少见，特别是中年夫妻组建一二十年的家庭。
还有一个西方学者通过研究最幸福人群的一万篇学术期刊文章发现：最幸福的人群普遍具有共同特征——他们都善于将时间、注意力和自我情绪管理所释放的能量投入到四个关键领域：信仰、家庭、友谊和工作。这个研究成果被我放在演讲PPT的结尾部分。
这也是这些年我敢于公开探讨家风、家事话题的重要依据。如果仅以“五四传人”的身份来谈论家庭话题，我可能会感到不好意思。因为五四传统确实带有强烈的批判家庭、解剖家庭的倾向。但在现代社会，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的能力、情绪和能量其实需要适当投向家庭领域。这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理念仍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不必像过去那样，认为只有彻底否定传统、离家出走、打倒家庭，才能获得个人的解放与自由。
就像本次主题《从家风家训看农耕文化对江南世家的影响》，农耕文化视角下，江南世家成员与家族、天地、国家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彼此间存在着深厚的认同关系，并非长大后就能脱离出去。这与当下一些年轻人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向往像某些西方科学家那样移民火星、一去不返的生活方式。我们并非要用“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来规劝每个人，但必须认识到，中国人骨子里对“家”的认同是根深蒂固的。家庭不仅是我们情感需求最丰富的滋养地，更是身份认同的基础。
四、宋代家训的革新与江南耕读传统
（一）宋代家训对女性地位的进步认知
西方社会还有个例子可以证明，讨论家庭在当代绝非迂腐，而是具有积极的力量。我曾在自己第一版的书里序言中引用特蕾莎修女的话。很多人问修女，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她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回家，爱你的家人。”
不说西方的案例，中国自己的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同样印证这一点。今年四五月份的数据显示，我国智能机器人产业中，情感陪护类机器人的研发增速非常快。说明连敏锐的商业市场都意识到，现代人正面临情感需求的巨大空白。预计今明两年，将有大批情感陪护机器人上市，伊隆·马斯克甚至预言，未来每个人可能需要两到三个陪伴机器人。
这就说明大家都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人的生存不再是基本问题，情感认同和归属感才是人们最迫切的需求。因此，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家”的意义时，更应思考如何立足当下，真正建设好中国人的家庭。
中国人的家风家训在唐宋之际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变。宋代以后，中国社会明显向集体主义倾斜，对个体权利的约束也更为严苛，比如“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理学主张，在今天看来确实有些压抑人性，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自有其内在逻辑。
宋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如果把周文王开创的后天八卦时代比作以乾卦为首的、男主人作为家庭主人的家长制时代。这个时代延续千年后，在宋代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乾卦象征的父权家长制在宋代开始松动，取而代之的是兑卦所代表的新气象。
兑卦在《易经》中具有多重意涵：从字形看，它象征着孩童；从卦象看，又暗含交易之意。这恰恰对应了宋代社会的两大特征：一方面，妇女和儿童的地位得到重新审视；另一方面，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当时的泉州港已成为世界级贸易枢纽，宋代的海外贸易堪称早期的全球化实践。
宋代确实完成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转型。也就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在我看来，宋代实现了从“乾易”到“兑易”的根本性转变。
追溯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重要的易学体系更迭：最早的《连山易》对应着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归藏易》则象征着母系氏族社会，那个女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到了《周易》确立的“乾易”体系，则标志着父权家长制时代的到来。而宋代开启的“兑易”时代，则呈现出全新的社会特征：孩童和少女开始成为时代的重要角色。
宋代确实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对妇女儿童重新认识的重要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宋官员袁采所著的《袁氏世范》。这位相当于今天地县级的官员，在这部家训中堪称东西方历史上最早倡导女性同情论的人。
《袁氏世范》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少女、寡妇、已婚妇女、老年妇女）都给予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述；其次，它明确提出“男女本应平等待”的进步主张，强调“女子可怜一家爱”的怜爱精神。这种对女性处境的同情理解，同时期的西方世界是难以企及的——当时欧洲尚处于中世纪骑士文学对贵族女性的浪漫赞美阶段，与袁采的现实关怀不可同日而语。
我最近的杂记还在说这个事儿，西方对普通女性的真正同情要到19世纪才出现，比如梵高《吃土豆的人》中对农妇的刻画，或英国散文家兰姆主张应该尊重各类女性（而不仅限于美丽优雅者）的论述。
当然，宋代的主流性别观念仍存在严重局限，比如普遍反对寡妇再嫁。但在这样的背景下，袁采明确支持寡妇再嫁的主张更显难能可贵，体现了他对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切体察。
从宋代开启的对女性的尊重，发展到曹雪芹笔下可谓登峰造极。在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社会对女性的尊重远未达到《红楼梦》中贾宝玉那种程度。令人惊叹的是，这个虚构人物竟在短短几十年后找到了现实原型——大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的诗歌创作中对女性（尤其是少女）内心世界的细腻体察，完美印证了贾宝玉式的女性观。他在《世上光阴好》一诗中写道：“世上光阴好，无如秀阁中。静缘生智慧，愁也破鸿蒙。”这四句诗精妙地捕捉到了闺阁女性的精神世界：她们在待在屋内孕育智慧，在愁思里参透天地。
龚自珍也感慨过自己的怀才不遇的身世和经历，在《题红禅室诗尾》中写道：“可怜十万珍珠字，买尽天涯儿女心。”他那些不被当世“臭男人”理解的文字，终将打动后世少男少女的心。如今，龚自珍的《己亥杂诗》等作品已成为中小学必读篇目，这个预言确实应验了。
（二）农耕文化与江南世家的时空循环
江南水网密布、土地肥沃的地理环境培育了稻作农业的根基，也孕育了“耕读传家”的模式。在我看来，“耕读传家”形成了一个时空循环：耕作象征着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开端；读书则对应冬天，是沉淀积累的季节。这个循环不断往复，构成了中国家庭的生存智慧。
这种时空观念进一步延伸为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每个职业都对应着特定的季节：士为冬，农为春，工为夏，商为秋。在中国的市民社会中，一个家族往往通过成员的分工来实现这种完整的时空循环。以吴清源三兄弟为例：老大从政、老二研究经济、老三专精围棋，正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族生态。有些家庭是四兄弟、五兄弟，也就常常有做官的、有经商的、有读书的、有搞艺术的，还有当农民的。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同辈之间，也体现在代际传承中。我们常看到的家族发展轨迹是：第一代务农，第二代务工或经商，第三代求学，第四代做文章。这就是俗话说的“一代讲吃，二代讲穿，三代四代讲文章”。一个家族通过代代接力，完成了从物质到精神、从春到冬的时空轮回。
现在这个时代，时间好像特别快，甚至个人都有可能经历完整的轮回。很多做生意的老板，在社会上闯荡多年后，突然决定退休去种地。他们在郊区买块地，种点菜或者养些花，圆自己一个农民梦。闲下来的时候，还会读读佛经、看看哲学书，补上当读书人的这一课。现在的农民也不一样了。他们不光会种地，还要拍抖音、做直播，向城里人展示农村生活，推销自家农产品，活脱脱像个商人。北京宋庄那边搞艺术的也一样，大家都叫他们“老板”，因为他们也得像做生意一样经营自己。无论是作为家族还是个人，都要保持时空链条的完整性，把春夏秋冬的序列都经历过去。
耕读传家模式，其实是由中国农耕社会开启的。因为稻作农业对时间的要求比较精细，所以我们才发明了二十四节气。这套时间体系好像在提醒我们：人生不该只有一种活法。比如说唐宋时代的士大夫们，除了读书当官以外还要写诗，要表达、宣泄情绪。这其实跟现代人所说的情感陪护是一样的，必须要有情感的连接。退休的时候也要买块地、盖个房子，整饰园林。这都是在个人身上完成了时空轮回。
五、江南世家的家风传承与务实精神
（一）宋代家训的务实金钱观
宋代家训中开始大量出现功利主义的内容，这一点很了不起。要知道，中国读书人向来羞于谈钱，总觉得谈钱有失体面。但宋人打破了这种观念，大大方方地把如何理财、如何看待钱财这些实际问题写进了家训，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其实这种务实的金钱观，早在汉代的司马迁就有了。我常推荐大家读他的《货殖列传》，这篇文章堪称中国的《国富论》。里面有个观点特别有意思，和现在流行的“一千个粉丝”理论不谋而合：一个人如果有一千个粉丝，这辈子就不需要担心钱，可以过悠闲的、创造性的生活。因为任何的生活方式和其产品，都有一千个粉丝为他承担。司马迁也说：一个人只要拥有一千亩茜草，或者一千棵枣树，甚至一千匹马、一千头羊，就能过上王侯般的生活。
到了宋代，这种务实的金钱观在文人中更加普遍。像陆游、叶绍翁、辛弃疾这些人，都不避讳谈钱。特别是辛弃疾，据说很会理财。可惜苏东坡只是力求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却没在理财方面多下功夫，否则他可能会给我们留下更多有趣的生活经验与诗篇。
范仲淹在金钱观上走向了另外一面。他奉行“自奉甚俭，待人以厚”的原则，自己生活极其简朴，但对他人却十分慷慨。这种作风不仅身体力行，还成为范氏家训的重要内容。据记载，范仲淹当时的年收入折合农民2000亩地的收成，换算到现在可能接近亿元。但正是这样一位高官，在家训中明确规定：凡子孙有贪腐者，不得入家谱、进祠堂。
最能体现范氏家风的，是他儿子范纯仁的一个故事。范纯仁任官时曾运一船麦子，途中遇到友人石曼青因没钱运亲人灵柩而愁苦，当即把整船麦子相赠。回家后范仲淹问起麦子去向，得知原委后很高兴，欣慰地说：“你已经得我家风了。”
所以说什么叫家风？就是一家人面对类似情境时，会有相同的反应，会做出相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有趣的是，范家“非宾客不重肉”，即家中吃饭最多有一盘肉菜的家规还被严格传承。有次范纯仁宴客，客人发现青菜豆腐里多放了两块肉，就开玩笑说范家家风要败落了。这个小插曲反而让人更佩服范氏家风的严谨——连多加两块肉都会被视作家风松动的迹象。
（二）江南世家“耕读传家”的智慧和忠义传统
范氏家族的家训深刻体现了农耕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智慧。即便是从零开始的个体生命（春天），也必须首先完成“士”的修养（冬天），展现出宏大的格局眼光。这与某些家庭对孩子教育放任自流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宋代士大夫家庭将读书置于至高地位，连皇帝都宣扬“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范仲淹著名的《百字铭》家训中明确提出男丁必须读书，要“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实质上是将知识神圣化。这种理念与基督教“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的认知异曲同工，都强调对知识的敬畏之心。范家还特别注重学习仪式感，提出“尊师如重亲”的要求，这对当今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虽然商业兴起，但并未动摇农耕伦理的根基。以江南钱氏家族为例，钱镠归顺了赵宋王朝，贵为王侯，把仕途这条路走通了之后，就立下家训要后代读书。钱家家训还强调忠义之心，忠于国家与朝廷。从六朝到明清以来，这种将农耕伦理制度化的做法，在江南大族中相当普遍。
（三）南北家族教育的差异
江南地区的时间观念培育出独特的生活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男丁必须做事，这是贝家家训明确的。
（贝氏家族，余世存供图）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每次到福建、浙江参加活动时，我都能明显感受到南北差异。南方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勤快——腿要勤、手要勤，眼里要有活。而北方人在气候和环境的影响下，往往更习惯于闲散的生活节奏。北方人热衷“考公”，连海归也趋之若鹜，似乎认为这是唯一出路。而南方人即使当了公务员，也常会私下再找份事做。这种差异源于地理环境塑造的时间观念：南方人认为人这一生必须持续工作，而北方人更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逸生活。通常来说，中原和北方地区家庭并不像江南世家一样强调这类教育。
这种差异也体现在生活习惯上。我毕业后很长时间都整理不好个人物品，后来才明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更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在江南世家，孩子从小就被教导物品要分类归置，买回来的东西要立即整理好，这种规范化的生活习惯是耳濡目染形成的。
令人感慨的是，即使在网络时代信息如此同步的今天，南方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态度，北方人依然难以完全接纳。该偷懒的继续偷懒，生活该混乱的依然混乱。
（四）家庭日课与空间设计
家庭日课这个概念，最早是80后年轻人提出的，但直到现在，大多数年轻家庭仍然不知道如何建立日常的家庭共处时光。真正理解日课重要性的家庭少之又少。
有位山东设计师的观点让我深有感触。他在为年轻夫妇设计婚房时，总是建议他们不要沙发和电视——这些是50后、60后那一代的标配，但对现代家庭建设其实意义不大。传统家庭的客厅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而后来变成了以电视为中心，这种布局潜移默化地影响了70后、80后的家居观念。
这位设计师鼓励90后年轻夫妇尝试新的空间设计：不要把电视摆到客厅里，而是打造一个可以喝茶、聊天、共读的起居空间。放一张大桌子，摆上几本绘本和家庭藏书，让全家人饭后可以自然地围坐在一起阅读交流。这种设计其实暗合了明清以来江南世家的家居理念——徽派建筑的正堂总是布置着对联、牌位，同时留有充分的家人交流空间。
这正是通过家风家教渗透到江南社会里的，农耕文化的秩序性。农耕文化培育了一种勤劳务实的性格。江南世家在这种价值观方面的传递非常精准和到位。
(敦煌壁画中的农耕图像：《播种》，余世存供图)
（五）明清以来文化重心的南移
明清以来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与江南世家对农耕文化的传承密不可分。这种传承形成了独特的“家国同构”体系——农耕社会的家户宗族结构，自然催生出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
在清末民初曾有过争论：一个人若对家庭不孝，是否还能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或官员？当时有观点主张打破家庭束缚，让个体重新组成新的集体。但实践证明，这种人为构建的关系非常脆弱。血缘和家庭始终是维持善的最后一根链条。正是这种血缘联结，让我们即便走出家庭，仍保有服务社会的意识和奉献精神。
（六）可称经典的家风家训
过去我们常从新文化立场批评传统的忠孝观念，却忽略了其与现代公益慈善理念的内在联系。汉代“以忠孝治国”，唐宋“以礼仪传家”，都强调通过日常仪式（如家礼、日课）建立情感联结和身份认同。这种在家庭中培养的归宿感，最终会成为社会上无私的精神、奉献服务的行为。
现代社会中，许多人误以为仅凭科学理性就能立足世界。这种观念往往导致自私和责任感缺失。他们将人生视为一场投机游戏，把金融市场当作赌场。就像本应汇聚资本、服务社会的金融体系，沦为很多人心中敛财的工具。这种心态与传统的“家国同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强调获得资源后应当服务社会与大众。
在这一层面上，江南世家几代、乃至几十代的传承令人敬佩。以荣氏家族为例，民国时期荣德生兄弟的企业规模远超今日马云。荣德生当年很骄傲地说，他们掌控着全国三分之一衣着、半数口粮的市场份额。但即便成就如此，他们仍虚心向钱穆请教发展之道。钱穆的建议掷地有声：应当投身公益，修桥铺路，让财富流动起来服务社会，而非囤积私藏。这种胸襟气度，堪称商业典范。
贝氏家族也是这样。最初写第一版书的时候，我未将其收录进来，因为其气质与世俗、平凡的中国传统家庭很不一样，有一种贵气。他们秉持“不求人为贵、不欠人为富”的独特价值观。还有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接纳，比如建筑大师贝聿铭始终珍视中国传统建筑，认为中国那么多建筑还活着，应该把它跟西方的建筑更好地结合，让它成为现代人容易理解的、更适用的、更有美学的建筑。更难得的是，贝家对女性教育尤为重视。不久前贝聿铭孙女贝安娜在巴黎慈善会上被问到什么是“名媛”。她回答，名媛是那些不惧权势、敢于直面挑战，同时不失优雅和风度，魅力和乐观。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流落苏州的贝家人同样经历了困境——房产被没收，家人被下放厂矿。但这个家族依然保持着可贵的生活态度。我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贝家一位姑姑去市场只能买到烂菜叶，但她发现有些菜已经开花，就把菜花摘下来，插在洗净的破瓶子里。当旁人嘲笑她“穷讲究”时，她坦然道：“有花就有春天，有花就有希望。”这种在逆境中依然保持的生活美学，很了不起。
后来有关部门提出返还家产时，贝家人选择了放弃。他们认为这只是大时代中的必然经历，并非特例冤屈。这种超然的态度，恰恰体现了这个家族骨子里的高贵品格。
六、农耕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家庭重建
（一）农耕文化对江南世家的深刻影响
农耕文化首先塑造了江南人的细腻与坚韧。水稻种植与南方人性格的关系早已被学界关注——北方人吃面、南方人吃米的饮食差异，造就了南北迥异的性格特征。有外国学者研究发现，以秦岭淮河为界，长江流域南北的生活方式确实培育出不同的文化心理。江南人“柔中带刚”的特质，正是源于南方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
其次，这种生产方式还强化了集体协作意识。尽管江南经济发达，却未催生极端个人主义，人们始终保持着家国同构的集体观念。这与英国人类学家观察到的海岛文化形成对比：英伦三岛居民因四面环海而更具冒险精神，而中国即便在富庶的江南，人们仍身处内陆、扎根土地，与海洋文化恣意冒险的个人主义保持距离。集体会一再地拉我们回来，让我们找到归宿。值得注意的是，江南文化在强调集体时并未完全抹杀个性。朱熹的理学思想就主张：每个人既要演好家庭角色，也要保持个性发展。
最后，这种平衡也体现在社会观念上，如袁氏家范对女性的尊重，展现了农耕文化中蕴含的平等意识。
我觉得江南世家的园林美学和节庆习俗，都是对中国农耕文化、汉唐文化的完整继承。相反，汉唐文化在关中地区、中原地区反而少见，如今当地人身上几乎看不到汉唐的影子。但是观察江南的人家，能看到汉唐文化的影子。也包括南方人对传统节日、节气时间的继承，对民俗文化的继承发扬做得都很好。
（江南园林，余世存供图）
江南地区的农商并重模式，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一思潮鼓励人们经商、做多元职业，这一点跟内陆不一样。比如湖湘文化就没有多元职业的说法，我猜测这是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至于江浙沪地区和广东福建一带，多元职业概念都十分兴盛。
（彭氏家训的特征之一是鼓励多元职业选择，余世存供图）
（二）当代家庭的情感链接与生活节奏
当初我写家事时，还有很多人不理解。而如今，“家风”已成为社会关注的关键词。今年五月，高铁部门将我的《中国人的家风》放入高铁广告。让很多人意识到，连政府部门都在倡导家风建设。这是因为传统家风恰能缓解科技和现代社会带来的疏离感、情感缺失与个体孤独。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80后女孩。她在成长中深感压抑，也不满于环境的规训，中学时甚至休学一年，转而追随自己的兴趣阅读写作。如今她已是某平台独当一面的主理人。她曾幽默地对我说：“我等了十几年终于等来了我的时代——现在人人都抑郁了，当年只有我一个人不正常。”
这句话道出了时代的剧变：曾经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转眼间就需新的价值来替代。正如当下许多年轻人坚定地选择不婚不育，视家庭为负担。但很可能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意识到：与爱人共建家庭、养育后代，是人性最基本的需要。
将二十四节气的时间序列融入现代生活，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更丰富的时间感知。今年儿童节次日就是芒种，这种自然时序提醒我们：农耕文明的时间体系比均质的星期制更有生命力。星期一总是重复的焦虑，但从小满到芒种的转换却让我们体会到时间的韵律——小满时节万物生长，时间似乎放缓；芒种则充满农忙的紧迫感。这种快慢变化不仅是主观感受，更有天文依据：地球公转速度在春夏较慢，秋冬较快，古人通过节气精准捕捉了这一自然律动。
在新文化追求效率的背景下，我们曾一味求快。我早年写作时间系列书籍，也致力于帮读者提升认知自己、提高觉识的效率。但农耕智慧提醒我们：有快就有慢，要习惯于这种慢，快慢相济才是正道。这种时间哲学对当代生活颇有启示——在科技加速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学会调节生活节奏，乃至重新考量人生的归宿。
50后和60后在历史文化传承和家庭责任承担上存在不足，但新一代能否做得更好？希望他们能比照查理·芒格观察到的美国家庭经营之道，建设好现代家庭。其中关键，是如何维系真挚的情感连接。
（三）农耕文明与江南文化的未来对话
技术发展十分迅猛。年轻人热切期盼2028或2045年的时间拐点，幻想通过数字分身实现永生。与此同时，性别认同也日趋多元，让人不禁追问：究竟什么才是人的主体和本质？我们该以何种身份立足于世？情感又将安放何处？今年四五月份的数据显示，情感陪护机器人需求激增。但我们必须清醒：无论线上聊天多么便捷，无论AI多么逼真，都难以替代真实的人际互动。亲人、爱人之间那些共同创造的悲欢离合与不完美，恰恰构成了生活的质感。就连马斯克也要求AI不能与用户争吵——这位曾被女性逼疯的企业家，似乎忘了争吵本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夫妻之间没有不吵架的，虽然有老人自豪地说一辈子没和伴侣红过脸，但实际上夫妻生活真正让人回味的，往往是那些不完美的相处。不完美才是人在智能时代最可骄傲的存在方式。
我曾问一群农村孩子：“父母会因你们成绩差就不爱你们吗？”他们说不会。“会因为衣服脏就不爱吗？”还是不会。“会因为字写得不好就不爱吗？”依然不会。当然，城里孩子可能就没这么幸运。太多城市父母被功利主义带偏了，要求孩子棋艺精湛、成绩优异、衣着光鲜，却忘了给予最宝贵的自由成长空间。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传统家训如荣家十二句、范氏百字铭、朱子格言，至今仍有经典的价值。
江南世家的家风家训尤其给我们两大启示：其一，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坚实的情感归宿与身份认同；其二，要远离虚荣浮华。宗白华在欧洲游学时遍访十几所名校，却从不追求学分或文凭；陈寅恪虽无学位，却是公认的学问大家；荣家在抗战末期送子弟留美，嘱咐他们求取真学问、真技能，而非求文凭。这种对真知的追求，值得当代父母深思。
江南世家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平等和宽容。走出家长制以来，孩子在家庭中的角色越发重要，我们迎来了一个平等制的家庭模式。陈丹青曾告诉我，民国时期江南大户人家常用英文亲子交流，这种多元、包容和开放的做法令人赞叹。我认为，这些正是值得现代家庭留意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如今更应该从中学习，重视家庭建设。
余世存讲座视频精选（上）(04:18)
余世存讲座视频精选（下）(03:05)
来源：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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