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载铭，又名刘白辰，化名刘铮，1923年9月生于贵阳。1937年，刘载铭就学于贵州省立贵阳中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进步思想影响下，贵中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风气就已盛行，特别是1937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开展得十分活跃。刘载铭进校后，接受了大量新思想的熏陶，进步很快。他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读书会，通过认真的学习和分析思考，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刘载铭逐渐由关心个人的前途，转向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用学到的知识和同学们一起写心得体会。积极参加办墙报、宣传革命理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通过现实生活的实践锻炼，刘载铭的思想得到升华，为他的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打下了基础。
1939年2月4日，贵阳遭到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城内学校纷纷外迁，贵阳私立达德学校迁往贵阳南郊摆郎。刘载铭因家住摆郎，转读于达德学校。其间又因家庭经济困难，休学半年。年底，考入贵阳中学高中部，1940年学期结束，又因家庭困难，离开校园，到贵州省建设厅当了一名录事，但仍和贵中、达德中学的进步同学保持密切的联系，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贵州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面对这一情况，贵州地下党根据“隐蔽精干”的方针，采取了紧急疏散的措施，将贵阳各学校已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学生，转移到昆明、桂林、重庆等地。刘载铭由贵中党支部推荐，经中共贵州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张述成同意，作为“根子”留在贵阳坚持工作。刘载铭受命于危难之际，卓有成效地帮助有危险的同志安全转移。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刘载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于1941年初，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任革命自助会贵阳分会的领导人之一，具体负责联络和筹集资金方面的工作。从此以后，他的家就是地下工作者的秘密活动基地。他和贵中未暴露的学生组织了野火社，编辑出版刊物《野火》，把中国共产党公开出版的《群众》《解放》和《新华日报》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刻写、翻印在《野火》上，在进步同学中传阅。这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贵州反动当局的注意。为了避免不测，在党组织的安排下，1942年春，刘载铭离开贵阳，转移到位于四川江津的二姐刘载华家，化名刘铮，通过二姐夫的关系，在江津盐务局谋到了一个职业。他在盐务局工作期间，尽力接待和安置由贵阳来四川的同志。
冬去春来，刘载铭在江津已住了三年，这三年，对他来说，是十分漫长的日子，他离开了自己的亲人，离开了家乡。更使他苦恼的是，离开了沸腾的革命生活和并肩战斗的战友。一天，他和友人缓步于长江之滨，遥望浑浊的江水和晦暗的天空，不禁激起纷乱思绪，深沉地哼起了《嘉陵江上》：
我必须回去，
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
拿起打胜仗的刀枪，
战斗在生长的地方。
1945年夏，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刘载铭离开江津返回贵阳。
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然而饱受危难痛苦的中国人民，又面临着国家民族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各民族的意愿，提出了巩固国内团结，实现民主统一的主张。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支持下坚持独裁、卖国的政策，发动内战。对地处西南交通要塞的贵阳，国民党反动当局强化了法西斯统治，禁止一切爱国民主活动。面对这一形势，刘载铭又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为了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揭露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革命形势，团结和组织进步青年坚持斗争，1946年初夏，刘载铭与其他同志一道创办了地下刊物《矿苗》。他亲自为《矿苗》撰写了发刊词。这个刊物印出后，除邮寄给外地有联系的进步同学、朋友传阅外，还派人分送给贵阳市里有联系的进步同学和朋友，慎密地分放在贵州省立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等处杂志阅览架上。
在办《矿苗》的过程中，为得到重要资料《新华日报》，刘载铭除了因为工作需要到重庆时冒着危险带回一些以外，还通过在邮电部门工作的同志，从敌人查禁的邮件中，暗地抽取，或者由他们联系的驾驶员，利用行车重庆之便带回。在艰苦的环境里，刻印《矿苗》的工具，是刘载铭从旧货摊上买的旧钢板、旧铁笔，没有滚筒，他就用洗衣刷子缠上棉花、包上纱布代替油印滚筒。每次出刊，刘载铭都亲自刻印，不管是在严冬酷暑，还是在夜深人静之后，他总是热情饱满地积极工作，经常是刻印结束，夜色已破晓。
为了联系和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刘载铭常给他们宣传分析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使一些有志青年，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参与了进步活动。青年朋友问刘载铭：“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在这种没有是非的年代，对革命应该抱什么态度？”刘载铭情长意深地对他们说：“在我们这种环境里，我们有志青年，既要积极参加革命工作，不怕牺牲，做革命大厦的一砖一瓦，也要努力读书，积蓄知识，待革命成功后，建设新中国时贡献力量。”
刘载铭还经常启发教育一些青年朋友，在严峻的斗争面前，决不能气馁，要保持革命者的气节。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宁可筋骨断，绝不能出卖党组织和出卖同志，宁可坐穿牢底，绝不从狗洞爬出。陈开秀烈士，就是在刘载铭的教育下，积极为革命工作，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
刘载铭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同志关怀备至，但对个人的生活却毫不介意，克勤克俭，节衣缩食，一年中仅有一套换洗衣服。就是在如此的情况下，他对急需疏散而来不及准备行装的同志，马上把自己身上穿的、床上铺的盖的全送去。
刘载铭的社会职业，是贵阳青岩粮库管理员。他先后在青岩、摆郎等地以种烤烟、经营油榨坊等筹集经费，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为了筹集活动经费，1947年，他将爱人陪嫁的一对金手镯变卖，在青岩买了一爿油榨坊，经营油业生意。一天，他对刚结婚的爱人说：“如果我被捕了或者牺牲了，你怎么办？”他爱人毫不犹豫的说：“我也去死！”载铭含笑摇了摇头说：“不，你用不着也去死，应该继续战斗！”
刘载铭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48年3月14日，国民党省党部调查室出动军警，扑向青岩、摆郎搜捕他。刘载铭因父亲病危，暂住在贵阳城内大南门利源商行，敌人在青岩没有捕到，便潜伏在城内利源商行守候，刘载铭外出归来时被逮捕。特务把他关押在省党部调查室，加戴脚镣手铐。敌人为了从刘载铭口中得到地下党员名单和武装斗争计划，丧心病狂地对他施以酷刑，将他的双腿和几根肋骨打断。在残酷的审讯下，刘载铭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质，敌人得到的只是革命者“头可断、志不可移”的铿锵有力的回答。
1948年5月的一天深夜，敌人将已被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刘载铭，转送到鸭子塘中统特务的秘密监狱。当难友们走近他呼唤他时，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用微弱的声音喃喃地说“我没有什么罪……我不过为劳动人民办点事……”当夜，被敌人残酷折磨的刘载铭离开了人世。
刘载铭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培养，虽然他在人间只度过二十五个春秋，然而在他短暂人生的历程里，没有虚度年华，他用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那颗对党、对人民、对同志光明磊落的赤诚之心，永远留在战友们的记忆里，他的踏实肯干的作风，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
“真有价值的人，都是那能在一个逆境中含笑的人。”这是刘载铭烈士生前赠战友的话，被战友誉为“珍珠”语言。刘载铭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丹心赤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战歌，他不愧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不愧是山城人民永远怀念的忠诚战士。
文字资料整理自贵阳革命烈士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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