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9日至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中俄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并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从金融支付、本币结算到能源合作、科技创新，从亚欧安全到全球治理，中俄双方释放出在动荡国际局势下深化战略协作的明确信号。与此同时，伊朗局势扑朔迷离、俄乌冲突久拖未决、“集体西方”内部裂痕加深，全球秩序正经历重大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关系进一步深化意味着什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合作又将对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观学院直播厅·思想者说】第27期节目中，上海外国语大学杰出教授黄靖对话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围绕以上话题展开深度讨论。
中俄关系的关键：没有任何领域是彼此对抗的
黄靖：观察者网《思想者说》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聚焦刚刚在北京举行的中俄领导人会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一位杰出的嘉宾，卢基扬诺夫教授。
首先，请允许我向观众和听众简要介绍一下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他是全球知名的国际政治专家，尤其专长于俄罗斯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2012年，他当选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这是俄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领域最老牌、最具影响力的权威智库之一。他同时任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展与支持基金会学术主任。瓦尔代俱乐部是俄罗斯最具声望的顶级国际事务论坛、智库平台，每年秋季年会云集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圈人士。
正如我们所知，中俄领导人刚刚在北京举行了会晤，成果丰硕。除了两位元首，双方还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参会，我认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太空到海洋，从高科技到教育，从人文交流到贸易金融安排，双方达成了全方位合作协议。与几天前中美领导人的会晤相比，这次会谈的合作导向性尤为突出，而上次会晤则更侧重于解决冲突与分歧。
鉴于此，我的第一个问题虽然具有象征意义，但我认为分量很重：如果您必须提炼一点，您认为此次普京总统访华向世界传递的最重要讯息是什么？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
卢基扬诺夫：首先非常感谢您的邀请，能与黄靖教授对话是我的荣幸，再次见到您很高兴。今年四月我刚去过上海，有幸与观察者网的同仁们交流，希望能延续这份富有成果的对话。
确实，这次会晤意义重大。与许多评论员不同，我并不倾向于将这两次会晤简单对比。因为中俄之间与中美之间的议程都同样密集且丰富，但性质几乎截然不同。
在中美关系中，我认为那次访问非常成功，其目的是稳定极度动荡的双边关系。这种动荡很大程度上源于美方——特朗普总统时期乃至之前，美国都试图从对华关系中占据尽可能多的优势。中国从不寻求对抗，但正如人们常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美方热衷于对抗或极度激烈的竞争，中方又能如何？
我认为那次会晤相对成功，因为特朗普总统基本承认了美国强行推行其议程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因为众所周知，特朗普总统以善变著称。
而中俄关系则是完全不同的模式。我们拥有深度全面的伙伴关系。实际上，这次访问并无特别之处，因为近年来两位领导人的会晤非常频繁。这是一种线性累积的过程，在众多领域稳步拓展合作。这是否意味着中俄在所有问题上完全一致？当然不是。两个大国，各自的利益不可能总是完全重合。
但在中俄关系中，关键在于：我们在若干问题上虽有分歧，但没有任何领域是彼此对抗的。我们的关系中不存在任何导致碰撞的必然因素，也不意味着一方必须战胜另一方。分歧可能存在，但总体上可以被绕过或在其他议题上继续推进合作。
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新华社
总的来说，我认为重要的是放眼全局。俄、中、美这三个国家是对国际舞台影响力最大的大国。每个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行事——美国一种模式，中国另一种，俄罗斯又是一种。这构成一个三角关系，并非指这种关系必须是三方结盟，而是这个三角形的每一边都至关重要，它们以不同方式共同塑造着世界的未来。
黄靖：是的。最令我震撼的是，中俄两国所期望发展的国际秩序或全球秩序是相互契合的。两国都明确支持基于多边主义的世界秩序，主张世界多极化并基于规则行事。他们希望国际事务能以更民主的方式处理，希望所有成员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相待。当然，我们都反对霸权世界，反对任何一个强权肆意侵犯他国安全与主权的世界。我认为这非常独特，因为中俄在地缘上横跨欧亚大陆。
如果这两个大国都致力于构建一个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这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正因如此，我认为两国达成的共识：只要中俄保持这种战略协作与全面伙伴关系，就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产生巨大影响。
成功打破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才是多极世界的真正开端
黄靖：诚如您所言，中俄确实存在分歧。在我看来，这些分歧是可以管理和处理的，因为双方都希望保持沟通、协调与务实合作。然而，我们仍面临一些必须应对的挑战。
首要的就是您提到的巨大不确定性，这主要由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引发。在此背景下，如果要列举中俄在安全或经济发展等方面希望看到的世界的共同点，您认为当前双方合作的优先事项是什么？或者说，支撑双方携手创造更美好世界与双边关系的、最坚实的共同基础是什么？
卢基扬诺夫：可以列出的议题很多，但我想强调一点，在我看来，中俄最重要的共同点是反对国际事务中的任何形式的垄断。这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非常具体的。美国用以影响世界的工具，正是通过对全球支付系统等金融领域的垄断来实现的。我们看到，即使是两个完全与美国无关、彼此开展业务的国家，仍然受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压力，因为它仍是世界的中心。
因此，我认为这是正在形成的多极化新秩序的关键要素。只要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仍是国际支付的中心，我们的合作就始终会受到这种垄断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金砖国家——虽然其议程目前还不够清晰——应当聚焦于这一领域。这不是要对抗或武力摧毁美国的垄断，而是要创造替代方案。
我认为，中俄作为金砖国家中的引领力量，应努力寻找绕过美国、建立替代现实的方法。在这个现实中，我们——无论俄罗斯、中国、印度还是南非——都能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合作。这不是为了对抗美国，而是为了独立于其干预能力之外。如果在这方面取得成功，那才是多极世界的真正开端。
黄靖：诚然，正如您所言，双方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是可以管控的，因为沟通与协作的意愿始终存在。
2026年金砖国家峰会将在印度举办
未来十年：西方集团瓦解，我不会感到惊讶
黄靖：我同意您关于美元已被武器化的看法。美国现在确实在通过所谓制裁，利用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来伤害他人。既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不得不使用美元做生意，那么我们构建新系统的目的，就不是要彻底推翻或砸碎美国的金融霸权，而是要打破垄断。
这点我同意。但这里有几个挑战。第一，如果我们建立一套仅供中俄使用的支付系统和货币，那没问题。但中国和俄罗斯，尤其是中国，是全球贸易的核心参与者，是第一大制造业强国。换句话说，中国不仅要和俄罗斯贸易，还要和印度、欧洲、美国以及拉美做生意。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种平衡：不能因为其他国家想用美元，就搞乱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当然，你提到了金砖国家或上合组织，它们确实可以为我们建立支付系统、储备美元以平衡风险提供基础。这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当然是，当今世界，石油、粮食、化肥、矿产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仍掌握在美元手中，这也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贸易平衡问题。比如中俄、俄印或中印之间的贸易，我们在建立支付系统时，也必须平衡好去美元化的努力，至少要增加美国将其金融垄断武器化来打压他国的难度。但如何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任重道远。我同意你的观点：美国乃至所谓“集体西方”的金融垄断本身未必是坏事，但如果将其武器化，那就极其恶劣，是对其他国家的极端歧视。
如果我们深入探讨——我知道您在国际事务方面经验丰富——您对上述挑战有什么解决方案？我们是应该先从双边关系入手，比如中俄先行尝试，再逐步推广？还是建立一个多边体系，由金砖或上合国家组成一个圈子，先在这个圈子里实践新的支付方式？我想请教您的建议。
卢基扬诺夫：这可是个价值连城的难题。如果我有答案，恐怕我就比现在出名多了。
黄靖：您已经非常有名了。
卢基扬诺夫：谢谢。首先，接着您提到的“集体西方”——这不仅是美国，更是整个西方集团的垄断。确实如此。但看看今天的局势,在这个集团内部发生了什么？我们能确信这种“集体性”在未来几年还能维持吗？我不确定。
倒不是因为我预期美欧之间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而是我们看到，20世纪下半叶在所谓“自由世界秩序”框架下产生的所有机构和集团，虽然在某一时期非常成功，但如今都在动摇甚至瓦解。美元作为通用支付手段，几十年来对大家都好，这点毋庸置疑。
但我们现在看到，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旧世界秩序的所有产物都在被侵蚀，甚至被拆解。而“集体西方”本身也是这一秩序的产物，要知道，1945年之前它并不存在，西方内部曾打得不可开交，远甚于在其他地方的争斗。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未来十年内“集体西方”出现分裂，我不会感到惊讶。这意味着支付问题将再次浮现：欧洲将来可能会面临和俄罗斯、中国或伊朗今天一样的困境——美国也会对他们挥舞美元大棒。我认为货币的武器化是不可避免的，以前美元扮演“中立中介”的角色，是因为美国确信一切尽在掌握。
现在情况不同了。相比三四十年前，美国已经失去了一些优势。他们自然会动用一切手段夺回优势，而美元是顺理成章的工具。短期内或许有效，但中长期来看，这对他们的国际权力极具破坏性。我想他们也明白这一点，但短期需求压倒了一切。
回到你的问题，我不知道最终答案。但我建议，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即使是与西方没有敌意的——也会意识到这种武器的威力，并明白需要寻找替代方案。这种需求会增加。但这不会是一个像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取代美元的“新单一体系”，我不认为会有另一种货币能取代美元。那种大一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公园召开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新的秩序，它不再是普世的，而是更加碎片化。虽然经济上和基础设施上仍紧密相连，但政治上却是割裂的。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创造一个多元化的支付宇宙：俄中、俄印、中非等等。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没人说这容易。但美国越是武器化其货币，我们就越有动力去寻找替代方案。
黄靖：是的，我同意。我们总得从某个地方开始。看看中俄领导人的会晤，我们可以看到俄中顶级银行家正在密切磋商。如果我没记错，双方已签署了四项关于金融合作、支付系统和贸易等方面的全面协议。从金砖国家来看，人口占全球的近5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6%，这肯定是个巨大的市场。
所以，如果我们从主要国家开始——俄罗斯是最大的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国，中国是最大的制造国——从中俄开始做起。
中俄印，当然还有巴西、南非等主要国家，可以先制定出安排，从这里起步。当然不可能一夜建成，但我们可以开始构建。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俄中之间的金融安排和贸易协定非常有帮助。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了，不仅是中俄之间，还有中国和沙特、中国和巴西，我们都在使用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结算。越早建立这套系统，对我们所有人，甚至对美国都越好。因为正如你所见，美元武器化也在反噬美国自身。
伊朗危机：这是美以挑起的战争，他们得自食其果
黄靖：话虽如此，我想谈谈一个真正的挑战。我们知道这场伊朗战争非常糟糕，不仅对大家，对美国更是个大陷阱。我个人认为美国没有能力长期支撑这场战争。但另一方面，这不仅涉及中东的安全，还涉及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能源供应。我想问的是：鉴于目前中东和伊朗的局势，您认为中俄领导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携手帮助解决或管控这一挑战？
卢基扬诺夫：正如你所说，这场冲突非常重要，但其影响可能很有趣，这也关联到我们之前讨论的问题。我们看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极其鲁莽的行动，僵局已经形成，导致国际能源交换的很大一部分陷入瘫痪。局势不好，很可能还会恶化。
但就像之前的事件，不仅是俄乌冲突还是疫情，从2020年开始，我们看到国际体系的转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尽管国际经济互动受到疫情、战争等的重创，但它幸存了下来，并找到了重组和满足各国需求的新路径。这不容易，很痛苦，代价高昂，但无论是疫情、乌克兰冲突还是伊朗战争，都没有摧毁国际经济。这意味着国际体系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
我的第二个结论是，这种适应和转型越来越少地朝向普世体系，而越来越多地朝向为特定国家或地区寻找特定解决方案。我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乱局能尽快平息。
但我们无法确定，因为任何谈判都已陷入僵局。军事上双方都无法获胜，又都不愿让步或妥协。这相当令人绝望。拖得越久，各国就越会寻找其他出路，无论是在中东、欧亚还是美洲。
回到你的问题：中俄是否应该着手解决此事？当然，两国的外交官和领导人都在参与。我们知道这种参与并不高调。普京总统与沙特、阿联酋、伊朗、土耳其以及特朗普总统保持着持续互动。中国外交也是如此。但坦率地说，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去单方面解决。这是美国受以色列怂恿做出的决定，现在他们自食其果。
我们对伊朗抱有同情，但最终伊朗会遵循自己的战略进行回应。我认为中俄会为推动和解做出贡献，但归根结底，中俄的主要精力将放在构建更具韧性的新基础设施和新框架上，以应对此类危机。自2020年以来，我们在这方面相当成功。这也许不好，但这就是现实，也是我们该做的。
黄靖：是的，我同意。我认为伊朗的立场非常坚定，我不相信伊朗会轻易屈服，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我认为还有三个决定性因素。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我相信美国国内民意越来越不支持特朗普继续这场战争。压力山大，尤其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即将到来。我不认为一场持久战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可能在解决方案的出台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当然是美以关系，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政府。我看到美国舆论已经彻底反转，自二战以来，以色列在美国的形象首次变得非常负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反对以色列，反对内塔尼亚胡，这种关系显然不利于战争延续。但第三点，我认为中俄等大国仍应努力营造一种国际环境，对美以施加一定压力，迫使其收手。
特拉维夫市民抗议政府暴行。 法新社
俄乌战争悲剧：都是算计，但终点并不遥远
黄靖：不过时间有限，想转到乌克兰战争。2014年起算，2022年升级。特朗普上台后跨大西洋桥梁破损，美欧在对俄政策上裂痕难修补。美国想结束冲突却只要求俄停火，不谈军控、经济关系恢复、双边安全关切等一揽子议题；欧洲则情绪化严重——恐俄、仇俄，只有诉求而无清晰可行的政策框架。俄罗斯初期目标是乌克兰中立化、去军事化、去纳粹化，现在因跨大西洋决裂，目标或许有所调整。普京总统说“即将结束”，您怎么看终局？
卢基扬诺夫：别高估我的影响力（笑），不过我谈谈观察。
关于欧洲，首先，我非常赞同你对欧洲的研判，那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我也同意，情绪因素在俄罗斯和欧洲双方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俄欧关系历来不仅仅是外交议题，在俄罗斯，它始终深植于一场关于文化与身份认同的激烈辩论之中。正如欧洲一些学者所言，关于“外部敌人”、关于那个“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的争论，在俄罗斯同样是旷日持久的。这点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但在情绪之下，潜藏着一个更为棘手、在我看来也更为危险的结构性难题。看看欧盟的现状吧，其内部充斥着大量的争议与危机，这本是自然的。毕竟，整个欧洲一体化模式诞生于全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旨在应对20世纪的挑战。必须承认，那曾是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政治成就，堪称杰作。
然而，局势已发生深刻剧变。在当今环境下，欧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自我调适以应对新挑战。诚然，有些挑战与俄罗斯有关，但占比极小。绝大多数挑战源于宏观环境：中国的崛起、美国的战略收缩、人口结构危机、移民浪潮、后殖民时代的遗留问题……这一大堆烂摊子。欧盟对这些毫无答案，手足无措。而他们唯一能达成的，竟然只剩下“俄罗斯是极具侵略性的敌人”这一项共识。
当然，葡萄牙、马耳他或爱尔兰的民众并不真的感到俄罗斯的直接威胁。但他们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好吧，俄罗斯是个异类，很危险，我们姑且认同。”与此同时，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某种程度上日益激进的德国，却在极力鼓吹所谓的“俄罗斯巨大威胁”。他们将此作为维系欧洲一体化进程不致崩塌的唯一抓手。
如今情况更糟。以德国为例，正如他们所说，再军事化已成了其“招牌菜”和“商业模式”。这才是真正危险的开端，因为即便你只是为了刺激经济而无意开战，军事化进程一旦启动，就必须有一个清晰的假想敌。这就是为什么我担心，俄欧之间目前的态势已相当危险。我虽不至于断言战争迫在眉睫，但我们无疑正朝着那个方向滑行。
至于乌克兰战争，我当然不会说一切都进展顺利。正如你正确指出的，最初的作战目标与今日之局面已截然不同。2022年2月至3月间，俄罗斯曾准备通过提出所谓的《伊斯坦布尔协议》来迅速结束这场冲突，俄方当时将所有诉求白纸黑字地列明在案。乌方虽未完全同意，但基本上已准备好进行磋商，直到西方大国——尤其是英国，当然也包括美国——出面告诉他们：“别签。你们不需要签。你们能打，你们能赢。”
的确如此。自那时起，随着外交努力的失败，这场战争便演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形态。恕我直言，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对我们所有人，包括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是一场可怕的悲剧。这本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一场本就不该被挑起的战争。因为它从来不是俄罗斯或乌克兰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然而，在西方极为激烈的直接参与和煽动下，战争还是爆发了。
如今我们陷入了一种僵局：任何一方都不愿接受既成的现状，因为双方都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武力获取更多。在这方面，我认为局势极其复杂。乌克兰正在被摧毁，一步步地、彻底地被摧毁——但还没到完全丧失战斗能力的地步。他们还能打，而且欧洲人正竭尽全力确保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人。
这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局面。我想，终有一天——而这个终点或许并不遥远——人们会普遍意识到：这一切必须停止。
2025年6月2日，俄乌第二轮直接谈判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进行。 新华社
至于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人的立场确实变了。但别误会，这绝不是像有些人想扣帽子的那样，特朗普突然就“对俄罗斯有好感”，没那回事。
他们变，是因为有一种非常现实、甚至可以叫“算过账”的逻辑：这场战争对他们来说其实早就“赚够了”。赚的恰恰来自欧洲的注意力被牵走、欧洲经济被拖进坑里，而美国从欧洲的衰败里拿走了大量好处。
所以美国现在希望俄乌战争停火，不是出于仁慈，而是因为他们想把资源抽出来，去盯中国；至于俄罗斯，他们不求俄罗斯站到自己这边，但至少要让它去“忙别的”，别再占着美国的精力。
至于这场仗还能拖多久？我不知道。但老实说，俄罗斯国内的气氛也在变。当然，我们内部有很多讨论：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可能的“可接受的收场”到底是怎么样。目前为止还没有共识，但讨论确实在进行。
激进民族主义正在回潮，日德再军事化都需警惕
黄靖：我上个月刚去了罗马、柏林、苏黎世和维也纳，感觉欧洲民众确实厌倦了战争，渴望结束。但问题在于欧洲内部极度碎片化，无法形成统一的、可行的政策。最大的悲剧在于乌克兰本身成了最大受害者，俄罗斯也承受着代价。您刚才提到德国的再军事化非常危险。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中俄联合声明中特别强调要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秩序，反对任何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企图。尤其是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她明显试图走回头路。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一贯坚定，毫无动摇。但您如何看待日本这种危险的倒退倾向？尤其是在这样一位极具挑衅性的领导人执政下。
卢基扬诺夫：确实如此。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激进民族主义议程正以不同形式抬头，在欧洲某些国家、在印度、在日本。这不难理解，此前几十年，许多国家试图说服自己“世界是无国界的，民族认同应消失”，现在钟摆剧烈回摆。这不好，很危险，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弹”。
日本正面临艰难困境：作为美国盟友，它无法确定这个联盟的未来。起初人们把动荡归咎于特朗普，但深层看，这是美国对其全球承诺进行根本性重估的表现。即便特朗普离任，这种收缩态势也会以其他形式延续。美国正急于摆脱尽可能多的海外义务。
对日本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未来某一天，美国可能会摊牌说：“抱歉，以后你们自己负责安全。”我们看到日本的应对并非深思熟虑的战略，而是一种应激反应。遗憾的是，这种反应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它没有选择改善与中、韩、俄的关系，反而选择了军事松绑。
这对中国、对俄罗斯（我们至今未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仍存在领土争议）都构成警示。我们需要警惕，但不宜过早下结论。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与20世纪惨痛历史紧密相连的国家，都在挣脱二战后的束缚。
对我个人而言，德国更关键。我曾学习德语，深知德国人的特性：一旦选定道路，就会坚持到底，绝不回头。日本人或许略有不同，但本质相似。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这一点。
黄靖：我记得2011或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前，我曾与他交流。他非常清晰地对我说过：“日本的噩梦是同时与中俄为敌。我们必须与其中一方或两方都保持友好。如果非要选，至少要交好一方。”而现在，日本似乎正走向他当年最恐惧的那种噩梦。
我想强调的是，中俄作为两个伟大的文明型国家，一百年后、两百年后仍将屹立于此。只要中俄保持良好伙伴关系，我们就成为欧亚大陆的稳定锚。无论动荡来自德国、日本还是美国，这份重量足以支撑地区稳定。这就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中俄携手，欧亚大陆将不再有冲突和对抗
黄靖：最后，从长远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全球安全倡议和发展倡议；俄罗斯则有“大欧亚伙伴关系”（Greater Eurasian Partnership）计划。此次普京总统访华，双方再次强调指出，这两大倡议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这为占世界人口60%的欧亚大陆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基石。您对此有信心吗？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路径是什么？
卢基扬诺夫：这是压轴的好问题。让我们回溯一下伊朗危机，它与欧亚大陆的地缘格局直接相关。特朗普本人并不热衷战争，但他身边的犹太游说集团和新保守派顾问向他灌输了一套“欧亚心脏地带”理论：控制了伊朗，就等于扼住了中俄印等所有欧亚大陆力量的咽喉，就能掌控一切。
黄色为传统经苏伊士运河的运输路线，黑色、红色为南北运输走廊海路联运路线。
特朗普权衡后选择了冒险，现在或许已后悔。但关键点在于：自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1861-1976）以来，美国地缘政治的核心信条从未改变，即欧亚大陆是世界岛的心脏。美国的目标始终是阻止这片大陆形成整合的、独立的项目网络。
因此，中俄（或许未来加上印度、沙特）的共同任务，不是筑起封闭的堡垒，而是推进互补的、共生的项目网络。我们的倡议不矛盾，只是侧重和能力不同。这绝非易事，但这是构建未来世界的关键原型，展示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如何共存与互动。正因如此，美国和欧洲才会竭尽全力阻挠。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黄靖：的确。五十年前，全球主要力量大多在大西洋沿岸。如今，俄、中、美、印四大力量中，只有美国仍自称“西方”，俄、中、印都属于“非西方世界”。更积极的一面是，这三大国通过金砖和上合组织建立了制度性对话渠道。我无法想象中俄印会走向对抗。
回望工业化以来的全球政治，驱动因素是冲突与战争；但现在，在欧亚大陆，驱动中俄印关系的不再是冲突，而是相互成就而非相互摧毁的努力。这才是希望所在。
再次感谢您，我的好朋友。我们都认同：只要中俄坚定站在一起，就为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和平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保重。
卢基扬诺夫：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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