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凝合流动的乡土中国|乡土中国|乡村|数字技术

导读

面对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外流，中国正积极利用数字技术缓解行动困境与治理真空。“十五五”规划纲要及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助推数字乡村建设。数字连接扩大乡村治理参与规模，基层组织加速转型。但数字技术融入农村面临多重制约，如数字素养低、工具滥用、监管滞后等。未来需聚焦人力资源培养、技术优化创新和治理体系构建，提升数字素养，审慎监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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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全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浪潮的快速推进，人口外流引发的乡村衰败已成为全球性挑战，推进乡村振兴、促进乡村发展成为各国的共同使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尤为艰巨。在这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缓解行动困境和治理真空。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智化发展水平。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要实施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过去十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乡村地区的数字化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全国所有乡镇以及95%的行政村已通5G，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9.5%，农村网民规模达3.14亿人。这一数字化转型进程，为应对乡村发展挑战、促进乡村振兴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方面，数字连接扩大了乡村治理的参与规模。空间阻隔与时空错位曾是掣肘流动社会凝聚力的核心难题，但随着数字化深度嵌入乡村肌理，传统乡村的时空逻辑正经历根本性重构。数字技术打破了物理边界的桎梏，使离散的流动力量得以在线汇聚，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磅礴合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截至2026年3月，全国已有超过8.8万个村庄、1600万村民入驻数字化治理小程序“村级服务平台”，在这个乡村OA系统上，每个村庄都有一个专门的主页，设有村务公开、审议协商、投诉反馈等栏目。原本可能分散在全球任何地方的村民都可以在手机上关注自己家乡的主页，随时了解当地动态，与村干部一起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集体资源管理等公共事务的协商、决策、执行和监督。

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下，乡村基层组织正加速向扁平化、多中心化的网状结构转型，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与治理链条重构，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效能。截至2025年12月，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达6.02亿人。2025年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CIRS) 的调查数据显示，66.9%的村干部已在日常工作中使用豆包、DeepSeek等AI大模型工具辅助决策与管理。他们利用这些工具制定公共活动计划，制作地方特色产品的宣传视频，撰写乡村振兴项目建议书，分析公众需求数据。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人口外流并不必然导致乡村衰败，数字技术的有效利用可以缓解人口外流引发的集体行动困境与治理真空，为破解乡村衰败难题提供重要解决方案。当然，中国乡土社会深厚的制度惯性与路径依赖，与作为新兴变量的数字技术之间仍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张力。将数字技术融入农村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目前正处于“磨合期”，面临主体能力、技术应用和制度规范等多重制约。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一是农村干部群众的数字素养有待提高。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6年发布的报告，截至2025年12月，中国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掌握水平较城镇居民低24.6个百分点。2025年CIRS调查数据显示，31.1%的村干部基本不会使用办公软件，10.3%的干部甚至不懂得如何使用微信发布通知或组织动员群众。

二是数字治理工具滥用情况较突出。当前各类数字治理工具的重复建设问题较为严重，大多数村庄需要填报数据的APP超过10个，最高超过40个，导致一些干部出现数字倦怠，不仅无法凝合干群关系，反而会制造新的隔阂与疏离。

三是监管滞后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风险。政府监管往往滞后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迭代，导致信息茧房、群体极化乃至AI诈骗等社会风险蔓延，极易瓦解村民对数字技术的信任基础，削弱其作为流动乡土社会粘合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