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四月，延安一纸命令压下来：电台要精简，机密系统要整顿。
这话听着反常。
八路军打的是敌后游击战，山一道、沟一道，命令从延安出去，往往要穿过封锁线。电台就是那时的“千里眼，顺风耳”。
可命令没有含糊。
团一级建制电台，往回收。师、旅手里留一两架流动电台，哪个团真要打仗，再临时派过去。
桌上的电报纸很薄，背后的分量却重。把电台从团里拿走，等于把一部分指挥权往上收。
更扎眼的是数字：抗战初期，全军只有三十四部电台。到一九四三年前后，精简前已有四百一十二部，精简后降到三百一十六部。
少的时候嫌不够，多了反而要砍。
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刚改编。窑洞里摆着的机器，有的旧，有的功率小，电池、真空管、线材都缺。
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训令里把话说得很重：游击战、运动战里，无线电通信“占着重要地位”。
这不是摆设，是战争里的耳目。
最早那点家底，靠几处凑。国民政府军政部给过几部电台和电池，阎锡山方面也给过一批小型收发报机。
可这点东西，放到敌后几十个县、几百支部队中间，像一瓢水倒进黄土坡。
一九三九年后，外来的供给断了。
怪事也从这里起头：断供以后，电台反而涨得更快。
军委三局的人开始到处找机器。有人去武汉、香港、重庆买器材，有人穿过封锁线进北平、天津，买零件、买电池、买能用的旧机器。
那不是柜台交易。手里攥着钱，箱子里装着零件，路口站着盘查的人，一句话答错，箱子就不是箱子了。
还有战场缴获。
一仗打完，通信兵先找电台。摔坏的发信机、还能用的收信机、沾着泥的电池盒，都往后方送。
民间也动起来。收音机里的电子管，旧电话机上的零件，能拆的拆，能修的修。
一九三八年五月，延安开始筹建通信材料厂。窑洞、山沟、木桌、烙铁，慢慢凑出自己的修配和装配能力。
机器多了，还得有人会拍报。
军委通信学校把学制压短，报务、机务、译电，能速成的先速成。从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几期学员陆续毕业，十几二十岁的青年背着行李，往太行、晋察冀、华中走。
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枪，是电键。
延安的网也铺开了。党中央联络网、军委联络网、情报联络网、新华社联络网，一张一张搭起来。
到了这一步，三十四部电台的窘迫过去了，新的危险却趴在电波里。
电台越多，联络越密。联络越密，敌人的监听机会越多。
一九四二年前后，日军在北平、太原、济南、上海等地设置猜译机关，对根据地电讯下手。有的电报密码被猜出，有的动向被摸到。
电键一响，消息出去了；要是密码、纪律和人员都跟不上，消息也可能落到敌人桌上。
这才是那道精简令的根子。
不是嫌电台多，是怕漏洞多。
团一级取消建制电台，师旅集中掌握流动电台；通信纪律重新收紧，明码不能发，乱联络不能有，机要人员也要审查。
这一下，电台从“多多益善”，变成“够用、能控、保密”。
山沟里的报务员坐在木桌前，左手按住电文，右手敲着电键。煤油灯一晃，纸上是密密的数字组。
从三十四部到四百多部，八路军靠买、靠缴、靠修、靠自己造，把耳目接了起来；又在最危险的时候，亲手把一部分耳目收回来。
电波还在夜空里走，只是每一次发出，都更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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