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女性。我想，大约是有一点旧头脑，有一点新思想，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1939年春天，许广平在《鲁迅风》杂志上写下这段话时，鲁迅已去世两年有余。她不再是那个在《两地书》里与先生热烈通信的“广平兄”，而是一个需要独自抚养幼子、整理遗稿、在沦陷的上海艰难求生的遗孀。
在下面这篇原标题为《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的文章中，她平静地讲述了自己与鲁迅在上海十年的同居生活。她用的比喻是“机器房”：“我们的住处很似机器房……而我们两人就是两部小机器。他在写作，我在抄写或校对之类，仅有的机会才到外面散步一下。”
许广平并不抱怨。她承认“他的工作是伟大的”，也承认自己“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她在这篇文章中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矛盾：五四时期高喊“娜拉出走”的新女性，当真走出了闺阁，却发现自己走进了另一间更为精致的牢笼。
许广平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社会构成的病态现象”，认为“解决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会问题上，我以为都有关系”。这篇写于八十六年前的文章，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一层层剥开自己生活后的冷静追问。而今天读来，那些“悲不自胜”的时刻、那些在深夜“睁不开眼皮”的疲惫，似乎仍然没有过时。
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
我不知道自己属于那一种女性。我想，大约是有一点旧头脑，有一点新思想，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这东西——像我似的——也许被一些人所满意，如她的对手方面就是，然而在她本身则是不满意的。
她苦闷：有时被新思想所指引，不甘于现状；有时被旧道德所涵养，安于现状。但并不同于齐明先生所说的：“要女性不过函数生活，却仍然照旧维持过函数生活时所显现的一种风貌的‘屈膝’。”
过去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
L是知名的著作家，然而他的生活是那么孤独，一切几乎都要亲手处理。我呢，从学问请益和政治关系，有机会和他更多的接近，于是就时常为了工作在他的左右。不晓得怎么一来彼此爱上了，也许是大家的思想差不多，意气相投吧，总之，后来到上海就生活在一起了。
我们的住处很似机器房，简单的用具之外就是机器材料——书籍——而我们两人就是两部小机器。他在写作，我在抄写或校对之类，仅有的机会才到外面散步一下。他是值日而更偏重于夜班的。我值日班。这两部机器就这样地工作着，一个月内出产了《奔流》《语丝》和《朝花旬刊》之类，《近代木刻选集》，以及《近代美术史潮》的按期翻译。以后期刊负责较少，然而质量方面并不减低，许多杂文集以及翻译都是证据。总计他后期生活，在上海十年来的出产，超过前期二十年来的收获，几乎占全部的过半，自然这些都是他努力的成就，我不敢说有什么帮助的，只不过在琐碎事务上尽可能地，减轻他的精力和时间就是了。
我私意除了帮助他些琐务之外，自己应当有正当职业，再三设法，将要成功了，但是被他反对了好几次。他说：“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两样，不能像这样子，让我想想再说。”这样子事情就搁起来了。遇到另外的机会，我又向他提起做事，他说：“你做事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这样的结论，迫得我好似一个希特拉的“贤妻”，回到家庭，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后来再做了母亲，成天给家庭的一切闹昏了，到夜里往往睁不开眼皮，他看看笑了，催促我休息。
我不愿意浪费一文钱，在他的辛苦劳役换来的仅有的生活费，我不应该无故分润。我克制自己：穿的是粗旧衣服，有似村妇，和摩登的化妆品绝缘，除了两餐饭食，我没有更多的零用，因为我自己不需要。我们不交际，不和亲戚往来，我自己没有世俗所好的一切嗜好。有时一同去看电影，这是唯一的娱乐了，就这样地生活着。不是谁向谁“屈膝”，大家都为了替社会人类工作。
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丢下他，独自个儿走到外面做事。以上是我以前的生活，恐怕像我一样的人一定不少。
偶然有机会遇到几位男性先生，他们各自诉说自己的太太不肯走出家庭。一个说：“我的太太过于宝贝小孩子了，一步也不肯出来。她没有不良嗜好，不吸烟，不打牌，不跳舞，样样都好，就是不肯到社会上来，连做礼拜都不大肯去。”另外一位先生说：“你还不晓得我呢，新年拖她出来，后来你知道吗？”我赶快说知道：“你的太太责备你好叫她出来是不是？”他承认了，而且他们都希望有机会多多拖他们的太太出来，更表示自己的从心（里）愿意她们走到外面。我笑说：“也许是的吧，然而是不是以前没有开放过，所以此刻一时开放了也不肯出来呢？”我这句积压话引起他们的哗笑，但是坚决否认。我说：“恐怕是的吧，我的L在世时，我就没能够到这种地方来。”他们说：“你也自己承认了。”
我那时的不能出来已如上说。至于她们呢，有足以安处的家庭，有足以怡适的生活，不需要去谋生、去作工。丈夫的收入足够她打扮，又兼之各有贤良的丈夫，一切无有不满足，不必走到外面来应酬，费心思，不需要“谋求私人问题的解决”。真似齐明先生所说的，不自觉地“以做男子的函数的生活所能显现的风貌为‘女’性本然的风貌”了，这是非常之可惜的。她们和她们的先生一样处于优秀的社会层，假使出来帮助丈夫旁及社会，就是难民救济、节约救困、寒衣捐等等的工作，在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没有自认满意的成绩，在她们一定是轻而易举的、毫不费力的超等成就，可惜现时没有好好地把这个门打开来。
要挖开这个门，我想非赖宣传之力不成功了，从各方面向她们宣传，除了她的先生要真下决心来把铁门打开，其余亲戚朋友都有做说客的义务。她们有知识，有能力，一说就通，一讲就明白，她们有似中国地下蕴藏的宝贝，大家都知得到，说得出，就是没有请出来。现在西南已在开发了，随着各地也纷纷叫着开发了，一切的宝贝都出来吧，连着活的在内，我们期待着。
不过问题的本身我想还不全在女性，和爱的家庭，的丈夫。“尽管在社会上大吹男女自由平等，要女人出来谋生，经济独立，一到自己的女人，就什么都两样了。”这是我的一位很要好的女朋友说的。他们要家庭，出去了，妻子在家守着，甚至收信会客，自然都比佣人周到；回来了，更需要伶俐的妻子在旁，更觉方便，所以，女人就成天在家。惯了，也就不想出来了。这个责任似乎不能专责备女性，这是社会构成的病态现象，是社会组织落后的国家必然的现象，解决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会问题上，我以为都有关系。
（原载于1939年3月22日《鲁迅风》第10期，署名景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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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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