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19日，在比利时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德国总理默茨公开谈及中国问题。他在峰会结束后的讲话中声称，人民币存在被低估的情况，并将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扩大归因于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和“不公平补贴”。
默茨还提出，欧盟应该研究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的做法，通过汇率和贸易工具共同应对中国商品对欧洲市场的冲击。1985年，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协议，通过协调货币政策推动美元贬值、日元升值，以缓解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
美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贸易环境，但日本经济却因此遭遇巨大冲击。日元在短时间内快速升值，日本出口产业竞争力受到削弱。随后日本政府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最终导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膨胀，并在泡沫破裂后进入长期经济低迷阶段。因此不少经济学者将《广场协议》视为日本“失去三十年”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正因为这段历史，当默茨提出欧盟应借鉴《广场协议》经验时，外界自然将其与当年美国对日本采取的经济施压联系起来。事实上这并不是欧洲政界第一次出现类似声音。今年2月，法国政府咨询机构“高等战略与规划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就曾建议推动欧元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希望通过货币手段改善欧洲制造业竞争力，报告甚至提出欧元对人民币贬值20%至30%的设想。
不过该机构负责人随后也承认，这种方案实际操作难度极大。因为货币问题不仅涉及中国和欧洲，还涉及美国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稳定，远比加征关税复杂得多。更何况，今天的国际经济环境与1985年已经完全不同。欧盟能否复制美国当年的做法，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德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都面临产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制造业近几年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一方面，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能源价格长期处于高位。对于依赖工业生产的德国而言，高昂的天然气和电力成本直接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制造业招工困难，企业运营成本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光伏、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发展，而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展现出了较强竞争力。光伏产业也是如此，过去十几年里，中国企业依靠技术进步和规模化生产，大幅降低了光伏产品成本，使太阳能发电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能源形式之一。
对于欧洲部分企业来说，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确实带来了竞争压力，但竞争压力并不等于“产能过剩”。国际贸易本质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企业产品能够获得市场认可，根本原因在于价格、质量和技术水平符合消费者需求。
说白了，欧洲制造业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属于内部结构性问题。例如能源成本过高、劳动力短缺、产业升级速度较慢、创新投入不足等。这些问题并不是通过调整人民币汇率就能够解决的。即使人民币出现明显升值，也不会直接降低德国企业的用电成本，不会提高欧洲工厂的生产效率，也不会改变欧洲产业结构面临的挑战。
将欧洲制造业困境简单归因于中国，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中欧经济关系本身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是欧盟重要的出口市场，欧洲企业在中国长期拥有广泛投资布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欧盟采取过于激进的限制措施，最终受到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中国企业。欧洲自身企业同样需要承担成本上升和供应链调整带来的压力。
最主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存在本质区别。1985年的日本虽然经济规模庞大，但其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出口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同时，日本在安全和外交领域长期依赖美国，因此在面对美国施压时，缺乏足够的战略自主空间。
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装备制造，从消费电子到航空航天，中国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体系。这种完整性意味着中国经济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同时，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逐步从外需驱动转向内需和创新驱动。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服务业占比不断提高。这使得中国经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远低于当年的日本。
而且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当年日元所处环境存在明显区别，中国拥有完整的金融监管体系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不存在外部力量能够轻易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现实条件。
欧盟自身也不是1985年的美国，当年美国拥有绝对主导地位，能够协调盟友共同推动协议实施。而如今的欧盟内部存在明显分歧。德国关注制造业竞争力问题，法国强调战略自主，南欧国家更关注经济增长，中东欧国家则重视投资与发展机会。27个成员国在对华政策上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欧盟要形成类似当年《广场协议》的统一行动，本身就面临巨大难度。历史经验表明，依靠限制竞争对手来恢复产业优势，往往难以取得长期效果。真正决定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始终是创新能力、产业效率和市场活力。默茨提出借鉴《广场协议》的想法，反映出欧洲部分政客对于产业竞争压力的担忧。但四十年前针对日本的模式，很难简单复制到今天的中国身上。
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中国不是当年的日本，欧盟也不是当年的美国。面对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与其把精力放在寻找外部责任上，不如更多关注自身改革和产业升级。对于欧洲来说，真正决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仍然在欧洲自身，而不在人民币汇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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