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很难判断自己的处境的，我就像一块橡皮泥，任由别人拿捏，被塑成什么模样，就顺着长下去。
配图 | 电影《人生大事》
我生命里有两位父亲。
7岁前，血缘意义上的父亲构筑了我童年全部的阴霾；7岁时，另一个男人成为母亲的丈夫，走进我的人生，将我从困顿泥沼里托起，予我长久的温情与光亮。
他们都与母亲离婚了，也就与我走散了。但我始终念着那位后来者，那位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
2018年至2019年，他们相继离世，一个在家中死了三天才被发现，另一个握着我的手跟世界告别。
爱恨、亲疏、血缘与相伴拉扯半生，可于我，他们终究都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叫陈凤祥，母亲叫于如娟，他们的故事要从头说起。
1955年，我的父母相继出生在松花江畔的某个小城市，从小便是街坊邻居。
在那个普遍贫穷的年代，父亲的家庭条件很好。爷爷家曾经是大地主，彼时东北的土改冲击已逐渐平息，爷爷属于幸存下来的那批人。奶奶是天津人，大户出身。爱抽烟、跳舞，脾气暴躁。母亲说老太太的嘴又碎又损，寻常人惹不得。
爷爷奶奶生了五个孩子，三男两女，父亲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在男孩中最小，排老三，他后来的诨号陈老三就是这么来的。
父亲出生时，哥姐们年龄已不小，因而，他从降生时起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成天招猫逗狗，上房揭瓦，俨然成了附近的混世魔王。直到有了妹妹，也就是我老姑（东北话习惯将“小”称作“老”）以后，父母的宠爱和耐心才转移。可父亲依旧淘得没边，其他孩子挨的打加起来都不如他一个人多。
母亲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家中的花销都要靠姥爷的工资和姥姥做的一些零活。姥姥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秀外慧中，女红做得利落，很早就把手艺传给了母亲。姥爷做地质方面的工作，为人严肃，做什么都有板有眼，会明确地告诉子女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支持孩子们上学，尤其是女孩子。他认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女孩的命运，让她们找到心仪的丈夫。
姥爷姥姥家有五个女孩一个男孩，母亲排行老大，她的长相最像姥姥，是最漂亮的一个。母亲立事早，家里很多事情都落在她的肩头。做饭、带弟弟妹妹、缝缝补补，样样都得干。到了冬天活儿更多了，母亲背着柳条筐，拿一把铁钩子，朝着铁路方向走。火车过去的时候，炉渣还冒着热气，她就蹲在铁轨边上，用钩子扒拉那些黑乎乎的渣块。捡树枝、碎木头，捡拾一切可以用来生火的东西，帮助家庭度过漫长的冬季。煤票省一些，就可以去黑市多换点粮票。
母亲上小学时，总能在去拾煤渣的路上，碰见父亲带着一帮半大小子，呜呜嗷嗷地撵着谁跑。回来时，又看见他被一群人撵兔子似地追。母亲心想：这人怎么一天到晚没个消停。
两人从小就是街坊，偶尔也说话。但母亲不太爱搭理他，觉得他太野蛮，没人样儿。
上了初中，母亲刚抽条，瓜子脸，大眼睛，两条辫子又黑又长，青春期的男孩们总爱在她眼前晃悠，父亲更是跟中了邪似的开始缠着母亲。
那时父亲在学校里已经是风云人物了，除了爱打架，体育也好。跑得快，跳得高，单杠双杠翻得贼溜。他还擅长文艺，虽然不识谱，但甭管什么乐器到他手里，鼓捣几下就能弄出调子来。画画也是，只管给他画笔、颜料，剩下的他会自己勾勒出来。
1967年特殊时期，老师不敢管学生，学生也不把老师当回事。父亲带头批斗老师，往老师脖子上挂大牌子。他风头足，很受女孩们的青睐。母亲也关注起他，只不过她的角度跟别人不一样。别的女生是偷偷给父亲递情书，母亲也递纸条，上面写的是：别缠着我了！
父亲会盯着每一个靠近母亲的男孩。说话、借橡皮不行，多看两眼都是错。他会放学后堵住人家揍一顿，放话于如娟是他对象，都离远点。
女孩们因为妒忌而孤立母亲，男孩们因为害怕而远离母亲。以前在放学路上，母亲总有一群人结伴，叽叽喳喳地边走边聊，后来放学铃一响，她一个人挎着布包，低着头顺着墙根走。这时候，父亲就会突然冒出来，也不说话，如影随形。母亲快他也快，母亲慢他也慢。撵也不走，骂也不跑，跟遇见鬼一样。
母亲说，这就是癞蛤蟆爬脚面──不咬人膈应人，做梦都在骂他。
可是少女的心门，哪有那么严实？一个人天天在外面敲，敲久了，门闩就松了。
母亲说，习惯这东西，比喜欢还厉害，她后来便不撵父亲了，两个人开始边走边聊。母亲聊文学，聊她最近看的小说，聊文章里写了什么。父亲聊打架，聊他今天又堵了谁，聊他兄弟又干了什么好事。她说东，他扯西，聊得驴唇不对马嘴。
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被学校老师看在眼里，老师找母亲谈话，说她是个学习的好苗子，别这么早谈恋爱，耽误前程。
母亲否认。
老师又去了母亲家：“陈凤祥那小子什么成分？什么名声？你闺女跟他混在一起，能有好结果吗？”
那天回到家，姥爷骂母亲不要脸。
母亲大哭了一场，哭完了就开始生气，拿起姥爷的一把量具，一脚就撅折了。“你们不是都这么想吗？好，那我就跟陈凤祥好了！我将来就要嫁给他！”
姥爷被这个倔强的大姑娘震住了。姥姥搂住母亲，拍着她的背，轻声安抚。姥爷没再说话，捡起被撅折的工具，心疼东西，也心疼女儿。
母亲说她只觉得自己赢了，犟过了大人。
父亲和母亲在花儿的年纪，像荒草一般野蛮生长着。和父亲的接触多了，母亲渐渐发现他身上没见过的另一面，已经超出了调皮捣蛋的界限。
有一回，姥爷跟邻居因为一点小事拌了几句嘴，母亲闲聊时跟父亲随意提了一下。第二天，父亲抓了只猫，直接打死，翻墙头扔进邻居支在院里的烧水锅里。滚开的锅晕开了血水，邻居被吓得够呛。
母亲知道以后，后背一阵发凉。但她认为父亲本性不坏，她有责任把他引回正道上。
可母亲并没能管住父亲，父亲不久后因为打聋了人家一只耳朵，被抓进了少年管教所。爷爷奶奶花了大代价才把他捞出来。父亲并没有因此安分下来，反而因为此事，陈老三的名号在道上响起来了。
1970年，部分高中开始恢复招生，不是凭考试成绩入学，而是采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选拔方式。想要上高中，得获得贫下中农的推荐，而且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很容易被刷下来。母亲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成分不好也不坏，加上她学习努力，最终被推荐上了高中。父亲家成分不好，再加上他混不吝的个性，推荐轮不上他，十五六岁便进了厂子当学徒工。
母亲说，她以为她和父亲的人生要分岔了。她向左，他向右。她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就像姥爷期望的那样，用知识选择自己的伴侣。
上了高中之后，母亲有一段时间故意躲着父亲。父亲大晚上堵在姥爷家门口，扬言母亲不嫁给他，就杀她全家，然后自杀。
一家子女孩，弟弟还那么小，没人敢出头。姥姥、姥爷也被他的举动吓坏了，他们劝母亲赶紧走，越远越好。姥爷说如果恢复高考，你就去考，考上大学，好好过自己的人生，别被他拖死。
可母亲不敢走，她不敢拿全家人的命赌自己的前途。
两个人就这么拖了下去。
母亲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小学当老师。只要是娘家孩子进了这所学校，都被分到我母亲的班级，她当过我们所有人的班主任。当然，这是后话了。
1975年，陈凤祥终于娶到了于如娟。母亲出嫁那天，姥姥差点哭瞎了眼。
很快，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说长得白白净净，大眼睛特别讨喜。可惜，这个孩子不到两个月就夭折了。
1979年，他们迎来了第二个孩子，我的姐姐陈玉。姐姐打小体质弱，经常感冒。父母对姐姐格外上心，姐姐一发烧，两人整夜不睡。
他们把对头胎的愧疚都补在了姐姐身上。姐姐说，她小时候父亲母亲的关系很好。他们会带她去松花江上坐船，父亲把她扛在肩膀上，让她看得远远的；会带她去照相馆拍照，给她买好看的衣服和不便宜的玩具。姐姐还说，父亲劲儿很大，洗完衣服拧干，他能把布料拧烂。
那时候，家里早早就添置了电视，父亲在院子里支起桌子，把电视抱出来放上去。声音一响，邻居们就拎着小板凳过来，人挨人坐成一片。有时候信号不好，就得去转天线，父亲也不嫌烦，他喜欢这种被人羡慕的感觉。
松花江边的夏天有冰棍，院子的冬天有雪人。院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邻居们吃着瓜子唠着嗑，孩子们满院子疯跑。
寒来暑往，姐姐以为一家三口会一直幸福下去。
如果真是那样，就不会有我了。
陈老三的青春，充斥着打架和江湖义气。
父亲为给哥们出头，参与斗殴把人打坏了，被抓进了笆篱子。东北早年受俄侨影响，老百姓把警察局或者监狱、看守所叫“笆篱子”，笆篱子是俄语полиция的音译，本意是“警察、警局”，蹲笆篱子就是坐牢，这个词很形象，在篱笆围成的圈里蹲着，动弹不得。
城市小，流氓圈也不大。在看守所，同一个号子（牢房）里有人跟父亲结过梁子。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对方人多，他们将父亲控制住，用电线绑住他的左腿倒吊在铁栏上。为了防止父亲呼救，他们轮流捂住他的嘴，因而，一两个小时后，父亲才被管教发现并救了下来。
家里人办保外就医把父亲捞了出来，可他的腿因勒的时间过长，诱发了脉管炎。刚开始，只是腿容易酸，走一会儿就得歇歇，后来成了持续性疼痛，疼得他整宿睡不着，炕上炕下折腾。
母亲和姐姐帮不上忙——父亲拒绝去医院，觉得自己能扛。于是，父亲的脚趾开始发紫发黑，溃烂，指甲盖脱落，一碰就流脓水。
母亲不再惯着父亲，她拉着姐姐、扶着父亲，四处求医。医生建议截掉左腿的五个脚趾，截了还能保住脚。父亲说什么也不干，他宁可烂着，也不肯少一截，他拍着桌子喊道：“截了我就不是个完整的人了！别人会笑话我陈老三！”
于是，溃烂继续蔓延，大脚趾烂得直接用手揪了下来。
父亲终于扛不住了，同意截肢，但此时已必须截掉整条小腿了。截掉后，父亲的腿还是继续烂，再向上截，直到左腿只剩不到30公分。
一个骄傲的男人，连走路都做不到了。他没法工作养家，也不能扛着女儿看风景了。
姐姐印象中的好爸爸变了。他开始酗酒，喝完了就砸东西，摔碗、盘子、暖壶。他变得多疑，母亲跟邻居说句话，他就骂她，问是不是嫌他废了，要找野男人了。母亲敢顶嘴，他就一巴掌扇过去，揪着头发往墙上撞。
父亲曾是规则的破坏者，以暴力获取存在感。如今，他同样被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所支配，从一个施暴者，沦为了命运的囚徒。
母亲信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把自己劈成好几半，上班教学，带女儿，请假带丈夫看病，每一半都在燃烧。母亲始终认为，自己能把父亲拉回正轨。她觉得父亲只是病了，等病好了，他还是那个吹笛子、画画、背着她走过整条街的男人。
后来母亲才明白，没有什么可以改造另一个人。你以为你能把他从悬崖边拽回来，他会在你使劲时，把你拽入深渊。
即便是法律。
法律能关住一个人，却关不住一颗烂透了的心。
1985年的某个夜晚，母亲早早地把姐姐哄睡了。
父亲那晚酒喝得尤其多，他满身酒气地拉着母亲想要亲热。母亲推开了他，说：“你喝多了，赶紧睡吧。”
父亲被激怒了，他扇了母亲几巴掌，把她拽倒在地上。哪怕他是个瘸子，左腿只剩一截，他上半身的力量也足以让母亲没法反抗。
父亲单腿跳到厨房，拿回了一把菜刀。他向母亲咆哮着，母亲后来只记得一句：“如果我得不到，谁也别想得到！”
姐姐被吓醒了，她光着脚就往外跑，去找人求救。
父亲朝着母亲的头一刀砍下去。母亲下意识地用手一挡，菜刀从右手掌心劈进去，从手背穿出来。半个手掌被砍断，只剩下一点点皮肉连着。
第二刀砍在头顶，头皮崩开一道口子。母亲拼了命地往外爬，用完好的那只手撑在地上，指甲抠进砖缝里，一点一点往前挪。她嘴里不住地求饶，说光了这辈子能想到的最卑微的话。她想活着。
父亲也许是酒劲上来了，或许自己也被吓住。他把刀一扔，坐在地上喘气，很快靠在墙上睡着了。
母亲终于爬到了门口，用尽最后的力气喊：“救命！”
失去意识之前，母亲等来了女儿和一群邻居。
送医及时，断口平整，母亲的手保住了。医生为她接回了断掌，皮肉被一针一针缝起。但此后几十年，母亲的右手只能握半拳，掌心的智慧线被一条贯穿的伤疤取代。她头顶的刀疤周围秃了一块，只好一直戴着假发片遮住那里。她爱美一辈子，衣品时尚、有格调。皮肤细腻白皙，远比同龄人年轻。
姥姥、姥爷最疼母亲，他们看着病床上的大姑娘，心都要碎了。
父亲被收押了，陈家人轮番来求情。陈家只有老大没来。1977年恢复高考，他最争气，考去北京，国防相关专业，工作涉密，跟老家联络甚少。父亲本来就有案底，此时 “全国严打”还没结束，再来这一遭，他八成会丢了命。陈家人想保住他，也怕他入狱会影响老大的前程。
母亲的亲人自然是一步不让，他们堵在病房门口，破口大骂陈家惯出来的畜生、养出来的好儿子。
差不多半年后，母亲还是心软了，她不想女儿没有爸爸。那时，还没有“反家庭暴力法”，母亲的一纸谅解书，便将行凶的父亲捞了出来。
母亲天真地认为父亲还有救，是残疾让他泄了气。她甚至想，如果再给父亲生个儿子，他就会振作起来了。
1986年底，母亲怀孕了。父亲的残疾符合准生二胎的情况，母亲在教书和准备电大（即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考的同时，期盼着孩子的降生。1987年7月6日，母亲上午参加考试，下午我出生了。监考老师吓坏了，生怕母亲生在考场。
母亲给我取名陈天赐，她觉得我是老天赐的礼物，是给陈凤祥的鼓励。母亲并非重男轻女，她只是想给陈凤祥传宗接代。我的到来似乎真给家里增添了几分喜气，体弱的姐姐，在我出生后身体越来越好，吃饭也不用哄了。母亲说，抢着吃才香。
1990年，老房子拆迁。我们家没要楼房，要了小区靠路边的一套前后开门的门市房，室内四五十平米。母亲把临街的门堵上，只保留面向小区内部的那扇。房子最里面是卧室（也是客厅），向外是走廊，旁边是厕所，走廊过去是厨房，再往外是七八平方米的前厅，连着朝小区的房门。母亲将七八平方米的前厅被改造成小卖店，让父亲做老板，这是母亲为他置办的生计。
我还小，跟着父母睡在里面的卧室。已经十几岁的姐姐，睡在父母用匪夷所思的办法为她搭建的阁楼小窝里。他们在走廊上方用木板搭了一个仓，长两米，宽度和走廊一样，有八九十公分。上下靠一把可折叠的木头梯子，不用的时候可以贴墙收起来。
我当时很羡慕姐姐有这样的秘密基地，最喜欢趁着姐姐不在家，偷偷爬上她的阁楼，阁楼里贴满了四大天王的海报。如果被姐姐发现我动了她的海报，她会尖叫着抓住我，咬我的脸蛋，或者给我嘴上涂口红。这是她表达喜欢我的方式。长大后姐姐告诉我，她并不想住进那个“狗窝”，她很羡慕我可以跟爸妈睡。
也是在1990年，姥姥去世了，享年55岁。
我随母亲到殡仪馆送别姥姥，我问母亲，姥姥去哪了？母亲说上天堂了。我问天堂在哪，我们去找姥姥吧。母亲说上天堂就是死了。我又问什么是死了。
我来到这个世界才三四年，理解不了人为什么会离开。
第二年，姥爷思念成疾，郁郁而终。老两口恩爱了一辈子，谁也离不开谁。
我的家好像也跟着姥爷姥姥散了，不知从何时起，母亲开始经常不在家。上幼儿园中班后，每天都是我自己去，自己回，摔了碰了是常有的事。有一次，被三轮车压过脚面，我没哭没叫，安安静静地回家自己揉。
母亲说我从小就特别乖，不像别的孩子咋咋呼呼。其实我是天生胆小，容易害怕，不敢表达情绪。
姐姐也住校了，每周回家一次，因而，我大多数时间都与父亲待在一起。
父亲心情好的时候会吹笛子或者笙，调子美妙灵动，小区里都听得见。他偶尔也画画，他画一棵巨大的枫树，爸爸拉着儿子的手站在树下，背对画面。
但更多时候，父亲会约几个朋友在里屋打麻将，烟雾缭绕，呛得我直流眼泪。父亲的朋友很多，除了打牌、喝酒的，还有人专门跑到我们家卧室，用针管注射毒品。父亲没沾过毒，但他会帮哥们打掩护。
有人买货我就去招待，饿了就自己做饭吃。我5岁就会做饭，最熟练的是蛋炒饭。有一次，我从钱箱里偷了五块钱去游戏厅玩，被父亲发现后他扇了我三十多个嘴巴，我的鼻梁至今向一侧倾斜。母亲回来抱着我哭，跟父亲吵起来。那时他们一见面就吵，母亲回来得越来越少了。又有一次，我在小区楼梯平台玩耍时，不慎从栏杆跌落摔昏了过去，小朋友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回家，父亲接过我放在床上。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是被刚回来的母亲摇醒的。
父亲总说母亲的坏话，说她外面有人了，说她不要我们了。
但我一点也不恨母亲，我只是很想她。
后来，姐姐接替了母亲的活，骑自行车为小卖部进货，给我洗澡、洗衣服，忙活完再回学校。
父亲经常喝醉，一醉就拿我撒气，让我跪在地上。我哭，他就打到我不敢哭。跪好了，动一下就一巴掌。玩够了，他躺到床上呼呼睡去。
有一次，他攥着菜刀，让我把手放在桌上。我不敢反抗，五六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办法？我连哭的勇气都被他打散了。
刀落下的一瞬间，我抽回了手，刀角嵌进了桌面。父亲哈哈大笑，说逗你玩呢。
6岁那年，我开始读学前班。学前班设在小学里，母亲成了我的班主任。可我的快乐只维持了两周，母亲只是临时带班，不久便换了新老师。
1993年下半年，母亲彻底不回家了，父亲说他们离婚了。不久后，家里住进来一个陌生的女人。
我不再睡在父母的床上，我终于继承了姐姐的秘密基地，那个“狗窝”。其实，狗在地上捡东西吃，我有时候也捡，区别不大。小区花坛里的牵牛花都被我揪光了，花屁股那里用嘴能吸出甜味来。
父亲有了新欢，懒得理我。我终于不用挨那么多打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反而是最幸福的事。
姐姐在家里待的时间越来越短，除了每周进货，和找裁缝把她的衣物改成我的尺码，裙子改成裤子，她基本不在家里待。
没人管我，我自己上下学，有人管饭就吃，没有就自己做。头发长过耳朵，头皮里都是虱子。母亲的同事发现我在操场上捡东西吃，把我带回办公室。有个老师搂着我直哭，带我去理发、洗头。
我没见过别样的人生，没有参照物，身在其中并不觉得委屈，也判断不出日子是好是坏。孩子是很难判断自己的处境的，我就像一块橡皮泥，任由别人拿捏，被塑成什么模样，就顺着长下去。
大约半年后，我在小区外面玩时，再次见到了母亲，她身边还有一个男人。
母亲叫住了我，我反应了半天才认出这是妈妈。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泣不成声。母亲说，等过一段时间会来接我，让我不要告诉爸爸。
我很听话，回家后什么都没说。
那半年里，母亲辞了教师工作，一个人跑到南方做买卖，她被人骗光了积蓄，站在街口哭得梨花带雨。但她总是会遇到贵人，好心人带她去报警，借钱给她吃饭。后来又有贵人帮她处理存货，帮她走出困境。母亲将这归咎于自己的外貌，她说：“美丽是女人天生的优势，它会激起男人保护的欲望。”
母亲从北到南，又从南往北，还在路上那位陪她来偷偷看我的男人——老周。
她回到南方，继续忙她的生意，也为接我做准备。可意外发生了，她从高处坠落，摔成了重伤，命悬一线。老周守在病床旁端水喂饭，跑前跑后。母亲靠着天生的硬骨头再次死里逃生，躺了三个月才能下地。
伤好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东北接我。准确地说，是趁父亲不注意时偷走我。
1994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坐火车，风呼呼地顺着窗户往里灌，成排的白杨树飞快地向后掠去。
母亲打开挎包给我看，里面装着一只白色的异瞳小猫，典型的山东狮子猫。这是他们偷偷带上车的，是老周送给我的见面礼。母亲给猫取名叫“欢欢”，希望它能给我带来欢乐。
欢欢非常安静，在火车上全程没有叫过一声。车厢里的乘客很友好，会在列车员过来时小声提醒。等列车员过去，母亲就把欢欢放在小桌板上喂一点水。
到大连后，我们在夜里登上轮船，往烟台港去。那也是我第一次坐轮船，整宿船身都在摇晃。清晨，老周领着我跑到甲板上，浓重的海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晨光铺洒在海面上，映出一片粼粼金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那是我此生最难忘的一幅画面。
我自那以后，便分外喜欢宽阔的水面，万般心绪都能由此收拢，再猛地释放出去。时至今日，无论走到哪里，我总会刻意地去往临水的地方。
我随母亲落脚在山东，这是老周的老家，也有他和母亲共同组建的新家。
老周比母亲小三岁，戏曲武生出身，从小练功，身板挺直。他性子温和，整日笑呵呵的，还做得一手好饭菜。他也曾有过一段婚姻，有个儿子。离婚之后，前妻带着孩子远走他乡，之后断了联系，再无音讯。
命运跟我们开了一个圆形的玩笑，相似的经历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又莫名其妙地凑成了一家人。
抵达的第一时间，他们带我去商场置办了一整套新衣裳、鞋子，还买了一辆遥控玩具汽车。换下的旧衣服被母亲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我后来翻开自己当时的照片，那真是一个丑孩子，头发乱糟糟一团，又胖又黑，穿着一身全是花的衣服。裤子还是碎花裙改的，上半身是一件女式丝质短袖。老周后来跟我调侃：“你那个时候哟，就像是刚从垃圾堆里走出来的。”
新家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楼房，楼旁边是山，山脚还有小溪。一进门，老周就笑嘻嘻地蹲下来，显得跟我一样高，他说：“天赐，以后这就是你家了。”然后领着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告诉我哪是厨房，哪是厕所，开关在哪，水龙头怎么拧。
他们在装修时就为我准备了一个房间，实木床、衣柜、书桌样样齐全。桌面上还摆着小霸王学习机，外加一台14寸的夏普牌彩色电视机。
我刚离开“狗窝”，忽然间我有了自己的门和窗户，甚至还有电视。我站在房门口愣了好一会儿，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出来的房间。
我小心地摸摸这，摸摸那，生怕把别人的东西弄坏了。
他们问我喜欢吗？我怯生生地回了一个假笑。
过了大半个月，发现没人赶我走，我才彻底放下心来，这里真的是我的家了。
而我的房间，也真的属于我，老周格外尊重孩子，从我来的第一天起，他每次进我房间前，都会轻轻敲门，从不会贸然闯入。
有一天，母亲让我跟老周改口，从叔叔改叫爸。
我乖乖应下，这一叫，就是25年。
1997年，距离我被接走已经过去了三年，姐姐18岁，从卫校毕业后，母亲将她也接了出来。
18岁的姑娘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有自己的脾气和尊严，唯独没有融入新家庭的可能了。过去的那三年成了姐姐心里的一根刺。她想不通，为什么母亲带着弟弟走了，却把她一个人扔在东北。
母亲有自己的苦衷，她没办法让老周在一夜之间接受两个相差八岁的孩子。她只能慢慢来，讲究策略，先接走幼小尚无法自立的我，小的好养，也容易让人心软，等时机成熟，再开口把姐姐接出来。
姐姐进了一家打印社做文员，在外头租了一间房，不大但够住。每周不是我们去看她，就是她来家里吃饭。我叫老周“爸”，姐姐叫他“叔”。一家四口就以这种奇怪的模式，一天天地相处下来了。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从山边搬到了海边。
老周教我游泳，他将人对水的恐惧拆成小份，一点点让我去适应水。他从憋气开始叫我，让我站在齐腰深的地方，捏住鼻子后弯腰把脸埋进水里，熟悉之后再学用鼻子闭气。
我趴在水面上，拉着他的手，安静地感受水的流动。当我气不够的时候扯一下，他就会立刻把我扶起来。最后我躺在水面上，随着波浪起伏，躺够了就一个转身趴着，憋不住了再扭回来。他再教我正确的泳姿，手怎么拨，脚如何蹬，腿抽筋怎么处理……
夏天，老周几乎天天陪着我下海游泳，母亲坐在沙滩上看衣服。
海水浴场呈弧形，两头是延伸出去的尖角。有一次我提议，试试从这个角到那个角游个来回，老周望了望说行。
一个来回有2.5公里，我们贴着离岸50米的浮球，浮球之间有绳子，累了可以抓住绳子休息。1个小时后我们挑战成功，沿着沙滩往回走。
母亲已经在沙滩上找疯了，她一瞧见我们就赶紧跑过来，捶了老周好几下，哭喊道：“我差点报警了！不是你亲儿子你就不在乎是吗！”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母亲跟老周急眼。
老周有点尴尬，但没生气，只是轻声安慰着她。好话说遍，唯独没有提这是孩子的主意。
我初中时成绩不错，但高中就不太理想了，高考后，母亲和老周安慰我上个技校也挺好，学个手艺将来能养活自己。我一心想出国见世面，全然没顾及家里的经济状况。最后，他们尊重了我的意愿，送我出国留学。
这是我这辈子最任性、最后悔的决定。
那些年里，老周先是开了几年饭店，起初生意不错，但常有单位领导来用餐，签了一堆白条。他不好意思要，就拖着，等上门要时又要不出来，最后拖垮了店。饭店关张那天，他蹲在门口抽完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说没事。后来又转做建材生意，不好不坏。
母亲炒股倒是赚了一些，赚了钱就换房子，从小房子换成大房子，住几年再卖，手里总有余钱。那时候没有比买房子更保值的投资了。
姐姐早在2000年便结婚了，姐夫比她大了10岁，成熟有涵养，对她很好。
在老周、母亲和姐姐的努力支撑下，我的留学生活终究是平稳度过了。只是，为了省机票钱，留学的5年里我只回了一次家。
2011年，我毕业回国，在机场见面的那一刻，眼泪糊住了我的眼──每个人都老了。
当晚，我和老周单独坐在烧烤摊。我第一次以男人的样子跟他碰杯，给他讲我的海外见闻、学业经历和未来规划。他认真倾听，不时地点头。
我很自然地叫着“爸”，老周放下了酒杯，眼眶红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周流眼泪。
他说：“你妈和我离婚了，你不要再叫我爸了，不合适。”
这几年建材市场不景气，买卖只能硬撑，母亲在股市里也赔了钱，积蓄消耗得差不多。母亲嫌弃他不上进，性子弱。他为了同行多给他介绍活，隔三岔五地出去喝酒。母亲这辈子最恨的就是酒桌，她前半生被酒害了。两人为此频繁争吵，我中间回国之后他们就散了，但是没人跟我透露过一点。
老周净身出户，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时至今日，我心里仍然满是愧疚。我常想，正是我的任性，毁了一家人的安稳日子。
我坚持叫他爸：“我这辈子只认你这一个父亲。”老周拗不过我，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
我给他显摆刚拿到手的驾照，他说“走，带你练车。”老周坐在副驾驶，一点点叮嘱我上路的所有注意事项：不拖拉，不激进，眼观六路，怎么预判车况与人流。他用教我游泳的方法教我开车，循序渐进，记忆深刻。
2016年，老周再婚。女方是建材市场的同行，我叫她孙姨。
孙姨离异带着一个女儿。两个人没有大办宴席，就是简简单单搭伙过日子。老周搬去了孙姨的房子，自己的那间出租屋退掉了。他们组成了新的三口之家。
我常去建材市场看老周。他守着一个小小的门面，卖些壁纸、壁布。我去的时候，他多半在坐着喝茶，或者跟隔壁的老板聊天。看到我来，他就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来啦”。
通常我坐一会儿就走，要是赶上饭点，我们就在市场旁的小店里吃一碗面。孙姨偶尔在店里，我们客气地点点头，寒暄几句。
我再也不便踏入老周的家门了。
他还租房时，我进进出出他家，跟回自己家一样。现在他重组了家庭，我该以什么身份登门？儿子？不是亲的。亲戚？也不算。
我在电视剧里都找不到这种剧情。
2017年，我结婚了。
求婚那天，我选在海边。傍晚，夕阳把海面染成橘红色，我蹲下来打开戒指盒，说着提前背好的词，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哭得稀里哗啦，后面几句含在嘴里，自己都听不清。
媳妇被我的窘相逗得哈哈笑。
母亲说找媳妇要找爱笑的，不要找心思太重的人。
媳妇跟我说，当初答应跟我谈恋爱的很大原因是婆婆太好看了。
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我邀请老周参加婚礼，但是他不肯来。这是属于老周的分寸与体面，他知道如果来了，我一定会把他按在主位上。
婚后买车，老周陪我看车、试驾。买了房，他帮我操持装修。老周就是这样的人。他不需要你开口，只要他觉得你可能有需要，他就已经在了。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安静守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不打扰任何人。
我和老周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可我处处都像他。处事的方式，待人的分寸，就连做饭的手法都如出一辙。
陈凤祥给了我血肉生命，而老周，重塑了我的灵魂。
2018年春节，姐姐小心地跟我商量，可不可以给父亲打一通电话。
我知道姐姐这些年一直给陈凤祥钱，当初住进家里的女人早就跑了，姐姐托陈凤祥的几个朋友偶尔去看一看他。姐姐清楚我的心结，平日里从不主动提起他的事。只是他的身体近来不太好，进过几次医院。姐姐劝我，如果心里有想说的话就聊聊，别给余生留下遗憾。
我同意了，姐姐像半个母亲，我很重视她的意见。
姐姐拨通号码，简单交代了几句，把手机递给我。
时隔二十四年，我再次叫了陈凤祥一声爸。
父亲既高兴又感慨，他的声音比我记忆里苍老了许多：“儿子，你还恨我吗？”
我仿佛看到了一头年老虚弱的野兽，拖着残躯远离兽群，躺在地上等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那一瞬间我绷不住了，声音发抖地说：“你这辈子很失败。下辈子，希望咱们爷俩好好处一遍。”说完我便把手机还给姐姐。
分别二十多年，到他去世，我只跟他说了这一句话。
8月，老周被查出胃癌晚期。母亲因为他沾酒而离婚。孙姨不一样，她喜欢热闹，愿意陪着老周参加各种酒局。再婚不到三年，就喝出胃癌。母亲知道后嘴上骂着喝死拉倒，但是眼泪忍不住地流。
9月，老周做胃切除手术，我提前一天去陪床，孙姨和她女儿也在。母亲不能来，她来了就乱套了。
医生说手术很顺利，但是后续情况不好说。胃癌手术再成功，平均生存期最多也就5年。在确诊的那一刻起，老周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
10月6日，我去医院看望老周，出发前给他打了电话说了一声。
二十分钟后，我把车停好，正往住院部走，手机响了。姐姐在电话那头哭得喘不过气：“天赐，咱爸没了。”
父亲死了三天才被上门的好友发现。
我让姐姐别动，就站在原地等我。
挂了电话，我抬头看了看面前的住院大楼。老周在十楼的某扇窗户后面，正等着我上去。我又拨通电话：“爸，我……生父没了。等我回来再来看你。”
老周说他没事，让我赶紧去安抚姐姐，男人要有担当。
见到姐姐的时候，她就站在路边哭。我抱住她：“姐，咱们回家。”
当天我们就订好了回东北的机票。从飞机上俯瞰，是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处处都是入冬后的清冷。
大舅来机场接我们，他来过山东好几次，见面倒不生分。
10月8日，老家殡仪馆。我们没有在厅里举行告别仪式，站在尸体冷藏区出口，等待着跟遗体告别。我见到了大姑、小姑，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了。二大爷早就去世了，大爷退休后留在北京，岁数太大赶不过来。望着他们的脸，记忆在不断闪回，直到与曾经的面孔逐渐对齐。还有父亲的几位老哥们，他们拍了拍我的肩膀，唏嘘不已。
父亲的遗体被推了出来。
我本以为我对他的恨在此刻烟消云散，连带着所有的情绪都会消失。
我错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灰色的脸，肿胀的轮廓，几乎认不出来。遗体上盖着布，通过布上的隆起能看出来，工作人员为遗体安了一条假腿，寓意人走的时候是完整的。
我突然间崩溃了，血缘本身，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戳碎了我的心。
我哭得撕心裂肺，咬着牙，最终嘶吼出来三个字：“何必呢？”
人生明明给了父亲那么多次机会。可每一次，他都选了最差的那个。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一切——他的腿，他的家，他的女儿，他的儿子，还有他最后那点可怜的体面。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他死在屋里三天，没有人知道。
何必呢？
血亲的离世，像在我心脏上开了一枪，永远都缺失了一块。我披麻戴孝，跪拜，摔碎瓦盆。
那天风不大，天空灰蒙蒙的。我们乘船到江心，骨灰从手里扬出去，瞬间被风卷散，落在水面上，灰白色的粉末在水波里浮了几秒钟，很快就沉了下去。
至此，六十三岁的陈凤祥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曾经来过，他被时代裹挟，被自己的暴戾吞没。他做了很多错事，很少做对过什么。他耗尽了一生的执拗与暴戾，最终孑然落幕，只留给我因血缘羁绊而生发出的怅然与遗憾。
他终究是我的父亲。
一周后，我和姐姐料理完所有的事情，赶回山东。老周已经回家休养，精神状态还不错，可以正常聊天，只是每天要靠流食和营养液维持。
但好景不长，癌细胞还是扩散了。180斤的老周，瘦得只剩几十斤，腹部深凹，肋骨根根分明，像一具骷髅。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我轻轻地在他耳边说：“爸，下辈子我当你亲儿子。”老周说不出话，眼角流出泪。可是下一秒，他又不认识我了。
2019年5月12日，医院病房。我握住老周的手，他已在弥留之际，眼神涣散。他不停地喘着粗气，来回摆头，好像想再看看这个世界。我感受着掌心的温度一点一点地凉下去，最终悄无声息。
这次是有告别仪式的。厅里来了很多人，朋友、发小、亲戚、同行、老顾客。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面孔，大概是他后来认识的朋友或者邻居。
花圈从灵堂里面一直摆到走廊。他真的很讨人喜欢，因为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在哭。我哭的是，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这个人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本来可以不管我，可以过得更轻松，但他没有。他选了我。在我最需要一个父亲的时候，他蹲下来，笑眯眯地伸出了手。
我7岁认识他，他让我知道，孩子是可以被爱包裹的。
他教我游泳，宽厚的大手总能在我坚持不住的时候伸过来；他给我剥的虾总是最大最完整的；他打电话从来不说“我想你”，只说“你妈想你了”；他说这事你不用担心，爸给你办；他说的不值一提的那些小事，我每一件都记得。
他安静地走完了温柔的一生，从未亏欠任何人，唯独委屈了自己。
这辈子，老周是我的父亲，下辈子也是。
说明：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丨Terra 实习丨宁昕
赛博坦猫
小店主，开始学习讲故事。
本文头图选自电影《人生大事》，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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