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武汉天际线）
书的结尾，林东林选择了一张棋盘街代销店颇具年代感的白漆手写招牌。“街头内容对城市文化的体现，并不亚于那些人所共知的文化地标。”文艺之于城市的影响，也就像这块在风雨中被不断剥落的招牌一样，“是潜移默化的，是以点点滴滴、肉眼不一定能够看得见但却切实存在着的速度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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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怎么过就怎么过，那就是武汉。”
多年前，《新周刊》曾这样定义这座“最市民化的城市”。如今，大建造的喧嚣逐渐慢了下来，但江水依旧，三镇街巷里的那股豁达活力也从未消散。
在这样的市井活力里浸润了11年的诗人、小说家林东林，也是这一轮城市精神转型的侧面记录者。在武汉居住的日子里，他搬了三次家，从百瑞景到后长街，2021年他又从黄鹤楼的西南侧挪到了东北侧，一山之越，落脚在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昙华林。他习惯了在老街巷里游荡，看那些打了水泥围墙、尚未被推倒的老房子，或者去山顶上望一望开阔的江面。
这种用脚步丈量城市与日常的生命体验，以及他对这座城市这些年来文艺进程的观察与记录，最终结成了他今年的新书《造城》。
《造城》
作者: 林东林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在书里，林东林记录了12位从50后到90后、投身于武汉各个文艺行当的本土创作者——诗人、书法家、艺术家、策展人、戏曲演员、乐评人……每个人的叙述后，都点缀着一些只有在武汉才能找到的具体坐标。
他在书名中去掉了“文艺”两个字。在林东林看来，加上虽然可能更准确、更具体，却也反映了我们意识深处某种根深蒂固的认知——并没有那么承认“文艺”对城市的建造之功，并不会把它们和那些“实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去认识，而且说多了容易沦为一种悬空的口号，不如就叫《造城》。
书里专门有一篇留给了湖北美术学院教授、武汉美术家协会主席、艺术家沈伟。面对沈伟直言不讳泼下的冷水，比如他说“武汉有码头，却没有码头文化”“城市很难与艺术家互相影响”，林东林把这些话都原原本本地记录进了书里，因为他坚信，大武汉的“大”，就在于不能一味全是赞歌，能容纳不同的声音甚至“反面认知”，才是一座城市应该拥有的襟怀。
当谈及这座城市如今最稀缺的文艺标签时，他给出的词是“自在”——不为了什么，不迎合什么，只是专注于自己当下的创作状态。“太强的目的性，会让我们的自在打了折扣”，林东林承认，这同样也是他自己无法回避的一种困境，“毕竟人并不只是活在自我的体系中”。
对话时，他提到了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用意：书的结尾，他选择了一张棋盘街代销店颇具年代感的白漆手写招牌。“街头内容对城市文化的体现，并不亚于那些人所共知的文化地标。”文艺之于城市的影响，也就像这块在风雨中被不断剥落的招牌一样，“是潜移默化的，是以点点滴滴、肉眼不一定能够看得见但却切实存在着的速度在形成的。”
（图/ 武昌区棋盘街代购站 ）
这是一个需要慢慢读的理由。
流动作为常态
新周刊：《造城》这个书名很有重量感，但写的不是钢筋水泥的“造城”，而是文艺的“造城”。这个书名是怎么确定的？怎么理解“文艺造城”？
林东林：武汉市文联有一个持续多年的项目，叫“雕塑大武汉”，每年出版一本以城市某个侧面为主题的作品，前年我创作了以武汉段长江保护为主题的《唯见长江》。去年确定了以武汉文艺建设为主题的创作方向，我提议以“造城”作为写作的切入点。
从个人角度而言，我住在武汉的昙华林，也很喜欢在这一带经常四处走走。昙华林是一条600多年的老街，在近现代历史上，这里曾经风云际会，创造过不少“中国第一”，也有很多近现代建筑、名人故居。昙华林街区有一个自己的口号，叫“文化·理想·生活”，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文艺造城”。不过我特意没有加“文艺”这个前缀，就叫“造城”——它表达的是一种态度：在城市的建造过程中，文艺的作用并不输于那些物理意义上的建造。
在我看来，“文艺造城”不是一种口号，不是一个标签，更不是一种运动，它更接近于一种描述，描述文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结果。
新周刊：但文学、诗歌这种“虚在”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证明它在建造这座城市？一座城市的“虚在”，能和“实在”相提并论吗？
林东林：事实上，我不是在跟城市打交道，而是在跟城市中具体的人打交道。这么多年来，参与了这么多文艺活动，跟人的打交道永远是最直接、最核心的。无论是我个人的感受，还是书中书写的人物，以及他们背后还有更多各个文艺行当的人的感受，都共同指向于“虚在”对城市的建造，它确实正在发生，未来也会继续发生。
对于一座城市的建造，我们过去更多着眼于物理意义、视觉意义上的存在。但从人本的意义来说，文艺、文化对人的影响，在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会被更加凸显出来。事实上，文艺对一座城市的建造之功，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超过甚至远超那些实在之物。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被“虚在”的生活深深影响。可能足不出户，但通过手机、通过偶尔参与的文艺文学活动所受到的影响，可能已经大于城市的“实在”对我们的影响。
“实在”跟“虚在”并不是零和关系，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互相取代，而是共存与互补。从文艺在今天被看见、被认可的角度来说，它们当然可以相提并论，甚至这种并论是必要的，能够矫正我们过度放大物理建造、而文艺没有被提到相应位置的偏差印象。
新周刊：书中选取了12位文艺领域创作者，这份名单是如何确定的？网络文学、书法这类领域，地域文化的影响往往不被关注，为何依旧将他们纳入书写范围？
林东林：从武汉市文联的角度来说，有作协、美协、音协、书协、剧协五大协会，我没有严格地一一对应，而是选了我相对熟悉的人，以他们所在的文艺行业作为书写的大致范围。选择他们，完全是基于我对这些人的熟悉程度，觉得他们对“文艺建设”这个主题能够有所反映。比如田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深耕报告文学，通过这种文体来反映武汉的人和城市的建设。比如乐评人李皖，他供职于《长江日报》，同时深耕音乐评论领域多年。国内知名乐队来汉演出，他几乎都会到场，可以说他的观点不仅影响了包括本地音乐人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很多音乐人，也塑造了武汉的某种城市音乐形象。
地域文化对创作者的影响，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他们与武汉城市的关联，不完全是地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譬如匪我思存，她在武汉生活了多年，在武汉也做了自己的公司，对当地网络文学创作者、微短剧创作者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她与武汉同呼吸共命运，写下过不少日常生活记忆，城市的印记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在其创作与事业布局中。
说到张少华，他是武汉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书法家，尽管七十多岁了，却以书法开启了对城市的另一种表达，他以对武汉方言、武汉童谣的书写，来呈现书法对城市的表征。我觉得在文艺对武汉城市的建造过程中，这样的人物值得被看见，值得被更多的人认可。
新周刊：书中着重书写了众多文艺空间、城市地标，它们在“造城”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比北上广深，武汉的文艺生态有哪些独特性？
林东林：文艺地标在城市里扮演的是“目的地”的角色，也是“聚集地”的角色。对于文艺生态的形成，地标的可见度、通达度，是个人很多时候所无法企及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一方面想呈现人在文艺造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想体现地方、地标对城市的塑造。在我看来，它们以节点的形式，简化地勾勒出一个城市基本的文艺版图。书中的二十余处城市文艺地标，都是我多次实地走访、真心想要推荐给读者的场所。我还选了棋盘街一处老式代销店的书法招牌，这种街头内容对城市文化的体现，鲜活、生动、小中见大、以偏达全，它们的作用其实并不亚于那些人所共知的文艺地标和场馆。
相比于其他城市，在我看来，武汉的文艺生态可能尚未形成统一、鲜明的整体风格，当然也不需要都统一。如果非要提炼特质，那就是一种“流动性”。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地处南北、东西的地理分界，长江与汉江在此交汇，自古商业繁荣、人口往来频繁。
从明代“楚中第一繁盛处”，到近代开埠通商，再到后来的汉正街，商业驱动的人口流动，一直是这座城市的核心底色，这一点也深刻影响了这座城市的文艺领域。旧时的戏曲艺人，不来武汉演出就成不了角。抗战时期，多少文艺人士来来去去，你要说留下了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但你要说没留下什么，似乎又留下了一点什么。这也是流动性的一种体现。
（图/ 天下江山第一楼）
新周刊：书中沈伟老师对武汉文艺现状提出了不少批判性观点，和“造城”的主旨相悖，你为何保留并呈现这些内容？
林东林：我们（的）交流十分坦诚，他还问我“这样谈行不行”，我说没有问题，我也希望他谈一点不一样的、真实的想法。他提出武汉本土的艺术家人文思维欠缺、城市与艺术群体难以互相滋养等观点，在很多地方都非常有道理，我自己也有认可之处，我觉得这些跟其他人所讲的一点也不矛盾，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视野范围和价值衡量标准，无需求同。
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里，这样的批判或许才更有良药苦口的作用。对我来说，书写一个城市的某个侧面，不能一味是赞歌和修饰，也不能自说自话。事实上，呈现这种“反面”认知本身就是一种包容，也是我所理解的大武汉之“大”应有的部分。一座城市的大，不应该只是版图意义上的大、人口意义上的大、产业规模意义上的大，还有精神、气度和格局上的大。只有具有了这样的大，才有可能让一座城市慢慢配得上“伟大”这个词语。
新周刊：短视频时代，戏曲、书法、诗歌还能继续发挥“造城”的功能吗？
林东林：我记得是2015年5月1日，我们在403国际文化中心做了一场“春风403:武汉南宁诗歌双城会”。剧场只能坐四百多人，那天来了七八百人，剧场里外的门都打通了，楼上也挤满了人。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诗歌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对这座城市活力的某种注入。
在各种文学体裁里，诗歌对城市的参与度可能要胜过其他文体。在对城市文化生活、对城市年轻人的号召力上，诗歌可能也是最强的一种文体。几年前做武汉文学季时，我们曾经在黄鹤楼公园、解放公园、定远公园等做了100多块诗歌牌，到今天，我还不断收到朋友发来的照片——有人在解放公园驻足看诗歌展牌，甚至旁边还有人写下了自己的诗。诗歌对城市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以点点滴滴、肉眼不一定看得见但却切实存在着的速度在形成的。
还有戏曲。我住处旁边的胭脂路上有一家永芳古戏院，每次路过，我都会看到他们挂出来的演出剧目和演员名单，到现在每天都还能看到。戏曲的观众可能更多是中老年，这样的人群，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他们每天去哪里了、在干什么，永芳古戏院让我知道他们跟这座城市还在一起，有自己的去处，有自己的聚落，有自己的内容，所以戏曲等各种形式也在参与造城。
（图/ 永芳古戏院 ）
新周刊：当下武汉城市建设节奏放缓，这种变化会让文艺发展受限，还是会给文艺留出更大空间？
林东林：前些年，武汉的城市基建、房地产发展迅猛，商业资本也顺势为文艺空间、文艺活动提供了一些资金扶持，403国际艺术中心早期的蓬勃发展，就得益于老厂房改造的地产项目配套支持。经济热度和文艺活跃度确实呈现出一种正向关联，这是文艺不能阳春白雪的地方。
在物理的建造慢下来之后，文艺可能回到了它更应该面对的真实生态。这反而让它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不被人为拔高地去实现生长，也不必每次做作品、做活动的时候都有“我要为什么创造什么”的任务感。事实上，致力于创作或活动本身，就是文艺应该做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回归到正常的热度，文艺回归到正常的发展规律，反而才有了自己的空间。
新周刊：逃离一线城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当下年轻人选择去往长沙、大理、景德镇等城市生活。文艺生态是否吸引年轻人的核心竞争力？武汉目前最稀缺的文艺标签是什么？
林东林：11年前，在大家开始逃离一线城市之前，我其实就已经主动逃离了。我是2015年离开北京来武汉的，那时候逃离一线城市的趋势还没那么明显。当时对我来说，武汉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目的地城市，武汉确实也不是一个特别能吸引年轻人的城市。相比来说，长沙、成都、杭州，或者文艺青年扎堆的大理、景德镇，可能更能构成某种目的地性。我是因为文艺的偶然来到了武汉，也是因为文艺的偶然没有离开武汉，这个并不代表这里的文艺生态。
文艺生态是不是会吸引年轻人，当然会；但是不是核心竞争力，这个不好说。在我看来，文艺其实不是竞争，文艺是竞争结束之后所开始的东西。如果把文艺跟竞争画等号或者做连接，文艺可能就很难去做了。你看到一篇好小说，自己也想写，这不是竞争，这是一种感染，是一种激发，竞争是在其他部分。所以文艺生态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点，但不是核心竞争力。
武汉最稀缺的文艺标签，我觉得是“自在”，可以沉浸其中，自娱自乐，不为了什么也不迎合什么的那种“自在”。不只是武汉，其他城市也会稀缺，可能武汉在我看来更加稀缺一些。
自在，这也可能是我们目前的文艺生态里最缺少的，也是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最缺少的，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如此。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为了被看见，为了所谓的存在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目的性。目的性让我们的自在打了折扣，很难再像以前那样专注于自己的创作状态。
还在建造之中
新周刊：书里写了这么多文艺空间，都是创作者视角。普通市民怎么去参与这个城市的精神建造？
林东林：从在403做活动开始起，我和同事就一直很注重普通市民的参与。当时做过一个“记忆与可能：从老武锅到403人文综合大展”，我请老武锅的工人们把拆迁之前家里的日常物品带来参展——书信、电视机、脸盆、茶缸、衣架、衣柜，就是那些琐碎的、能反映日常生活状态或留有生活痕迹的东西，这也是社区居民和市民群众对城市文学艺术活动的一种参与。
（图/ 403国际 艺术中⼼ ）
我们也征集了很多市民参加朗诵，朗诵诗歌也好，朗诵其他文学作品也好。这几年，我们做武汉诗乐现场也请了很多普通市民朗诵，用这种方式让他们来感受当代诗歌。去年艺术生活季期间，戏剧制作人袁鸿也邀请了普通市民参与街头演出，让他们理解今天的戏剧有了什么走向——它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形态，没有灯光、没有舞台、没有围墙，更贴近每一个个体。
其实，普通市民参与城市文艺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在这种参与中能受到感染和激发，提起笔来写，或者进行其他文艺创作，那更是一件好事。在1万人中间影响了1个人，那个人又影响了后面的1万个人，就是这种可能性的影响，文艺的影响不就是这样的吗？现在也在提倡“新大众文艺”，这是一件好事，文艺并不专属于哪个阶层、哪个群体、哪个行当，而是属于每个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创作主权，都可以焕发出自己的生命热情，只是很多人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还没有形成创作自觉，但作为一种走近，应该被鼓励，应该被看见。
（图/ 武汉美术馆 汉⼝馆 ）
新周刊：疫情前后武汉文艺生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现在本土文艺空间发展是什么情况？
林东林：在疫情之前，其实很多文艺空间、文艺场馆遇到的困难已经显现出来了。就我的接触来说，这个可能跟房地产有关，跟商业驱动有关。譬如，因为房子卖完了，就不再需要文艺来作为吆喝的标签了，疫情只是加剧了这一点。在商业对文艺形成后盾支撑的时候，文艺是有一定影响力和话语权的；等到商业“抛弃”文艺之后，文艺就需要面临自身造血的问题。
在疫情时期以及之后，很多文艺空间和文艺活动一度比较艰难。但最近几年，社会元气恢复之后，文艺行当也开始形成相对蓬勃的发展。比如我原来的同事郭小琳，这几年回到武汉做亲子戏剧，她的栖息地小剧场最近也在恒隆广场开业了，又比如王国林在昙华林开了“诚与真”书店。还有很多公共文艺活动，包括武汉市文联做的武汉文学季、武汉艺术生活季，还有武汉美术馆、武汉琴台音乐厅的各种活动，京汉楚各类剧团做的一些戏剧戏曲节目，这些实践都在探索文艺自身的主体性在哪里，文艺的造血功能怎么实现。目前来看，武汉的文艺复苏比想象中的要好，虽然可能有些地方比不上以前那么蓬勃，但我们也不能拿以前那种短暂的、并非出于自然生长的辉煌作为对比和参照，最重要的是，它回到了自己的路上来。
（图/ 诚与真书店）
新周刊：从亲身观察来看，武汉城市气质、文艺生态发生了哪些改变？展望十年后，武汉这座“虚在之城”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林东林：文艺生态最大的变化，我觉得是原来它并不那么显在，现在有了某种刚刚开始的气象，有了一定的能见度。以往，武汉的文艺创作者圈子可能相对小众且隐秘，如今各类文艺活动常态化，文艺地标也逐渐增多，文艺成为城市对外展示自身形象的一张新名片。至于文艺在里面扮演了多大的作用，也不能过度放大，但它确实在很多个体生命的成长里、在城市气质的慢慢形成和改变的某些细微之处，产生了那些不是在短暂时间内就能体现出来的变化。
对武汉来说，这一“虚在”还在建造的过程之中。一座城市最大的改变，除了外在形态的内容之外，还有内在的观念、价值、认知、精神、气质，以及这些观念和审美所带来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形成。这些部分，我想可能在武汉的下一个十年里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
不过也不能急，文艺气候的显性呈现，并没有那么快。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想象，但不能有过度的期待，文艺有它自身的节气，有它自身的生长节奏。对待文艺创作应该是这个态度，对文艺生态也应该是这个态度。一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就走样了。文艺不是制造，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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