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他的看似不出错的人生|伦敦|夏天|白蘑菇|翻译|菌子

电影《全职》

为了留在一个你原本不属于的地方，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为了留在伦敦，boho曾经，，在陌生的海边，最后暂时回国。

boho 写道：“无论过着哪种生活，必然要承受这种生活的代价。”

在伦敦时，为了补贴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生活，她在不见天日的后厨里日复一日加热预制菜，这让她想起伦敦超市里那些永远整齐划一、从未见过森林和阳光的纽扣蘑菇。而在 boho 的橱柜的深处，始终藏着一罐妈妈寄来的见手青——那是产自家乡云南的一种蘑菇，被触摸就会留下青蓝色瘀痕，易碎、危险，却是令她安心的食物。

为什么 boho 不论如何也要选择这种自由的生活？在今天单读分享的非虚构故事《蘑菇人》里，她借“蘑菇”向读者说明了她的理由：“相比那些体面、光鲜、看似稳定的事物，见手青袒露着它的瘀痕。”那也是她无论身处何地，都想守住的自己身上那点无法被标准化的“见手青魔法”。

蘑菇人

撰文：boho

“今晚我能顺利坐上飞机吗？我感觉头有点晕，好像中毒了。”月梦对我说。她刚刚喝了一口见手青鸡汤，随后谨慎地看向我。我被她逗笑了。我安慰她说不用太紧张，即使真的中毒，也不会在吃掉见手青的那一刻就感到头晕。

这是跨年夜的前夕，我们一起吃完晚饭后，她将出发回海牙。

见手青是云南人常吃的一种野生蘑菇，不是伦敦会有的食物。这些蘑菇干是我妈寄给我的，它们被塞在幸运星饼干桶里，饼干桶被我放在了厨房吊顶橱柜的深处。它们能通过海关检查并不容易。只有在庆祝的时刻或者生病想家时，我才舍得打开饼干桶，拿出一些蘑菇干，将它们用水泡开，让它们变得舒展，再次恢复柔软的质地。

见手青吃起来有肥美的口感，就像肉一样。它们还有股浓郁的香气，类似野树莓成熟后的味道。但见手青有剧毒，最严重的情况下，食用没熟透的见手青会使人毙命。因此，烹饪这种蘑菇时必须格外专注。

我向月梦保证，我是料理见手青的老手，她会平安无事。

她决定相信我。

月梦比我早几年在伦敦读了硕士，这次她趁圣诞节假期回来拜访朋友。她的朋友里有一位叫苏。苏快八十岁了，她一个人在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Brixton）住了很多年，每天按时起床，看报，喝下午茶。她没有使用即时通讯设备的习惯，偶尔会和好友见面。月梦说，比起四年前，苏由于关节炎有些行动不便，不过看起来还是很有精气神。

晚饭时，我们又聊到了苏。“每次想起她来，我就有信心一个人生活下去，无论在哪里。”月梦说。

这听起来确实鼓舞人心。眼下，我和月梦都独自一人待在欧洲。月梦来自河南传统家庭，她还不到三十岁，家里已经几次催她结婚。“在河南，女人的使命就是早结婚。女人最理想的职业是教师。最好平时工作不太忙，有时间带孩子。然后等到寒暑假，又有更多时间能带孩子。”月梦曾这样向我解释。

在月梦读本科那会儿，她曾差点听从家里人的劝诫回到家乡。“如果我当时留在那里，我可能现在也还在那儿，并且不会想象自己还能生活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她说。

她不想背负任何被期待完成的人生使命。更重要的是，她梦想去气候和环境都更好的地方生活。她在英国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硕士毕业，不得不回国，然后去了上海工作。随后她攒到钱，办了签证，去了荷兰。“我没告诉家里人我又出来了。”她说。

我和月梦都同意，当我们做出某个重要决定，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家里人。我们已在外地漂泊多年，而我们的父母一辈子都安稳地住在家乡。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和自己父母之间的多数对话，开始要靠想象和推测来完成。

“我觉得英国很脏，很乱，很差。我总觉得你过去以后是去受苦，会吃不饱饭。”在我准备去英国前的倒数第二个月，我妈担忧地对我说。

“你知道英国在哪儿吗？”我问她。

“不知道。是不是离非洲很近？”她问我。

我妈从小在云南的一个山谷里长大，这个山谷位置偏僻，除了附近的村民，几乎无人知道。之后，我妈跟随她的大家庭进入同一个单位系统工作，住进了位于省会的家属院。那里人人都认识，彼此知根知底，让她感到安心和满足。或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城市的新奇对她来说没有吸引力，她没有除了同学和同事以外的朋友，也不会为了消遣一个人出门。至于那些听起来就相当陌生的地方，比如英国，更加令她不感兴趣。

“你跑那么远干吗？家里什么都有，家里是最好的。”她常常想说服我，出国没有太大必要。在我回家收拾行李的日子里，她会在赶集天买比平时更多的菜，并在之后几天反复加热吃不完的剩菜。她会一遍遍热心地向我强调：“多吃点，这些都是你在英国吃不到的，还很便宜。”

不过，另一方面，她觉得我去英国读书起码不是什么坏事。“不管怎么样，等你学历提高了，回来肯定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她这样说的时候，是在由衷地替我感到高兴。

十年以来，我以自由职业为生。在我妈眼里，我算不上真正拥有一份职业。我收入不稳定，没有领导和年终奖，也不用在固定时间去固定地点做事。有时，周中的某个下午，我坐在书桌前翻译时，会忽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在电话的那端，她将先沉默一秒，然后故作轻松地问：“醒了没有？还在睡午觉吗？”

等到了英国以后，我的确常常吃不饱。这并非因为英国是个脏乱差的落后国家，而是因为我负担不起这里的物价。

我还记得我第一天抵达伦敦后走进的第一家超市。那是家位于布里克巷（Brick Lane）附近的中型 Tesco（乐购超市）。超市里飘着鲜花和面包混合起来的味道，货架上摆放着的商品干净又整齐，包装也很讲究。每一种蔬菜和水果都有着如此近似的个头和品质，明显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在聚光灯的照射下，一些有机苹果散发着尤为红润的光泽，像是圣诞树装饰品。

一个有机苹果要八十便士，也就是人民币六块钱左右。在我的家乡，六块钱够买两公斤苹果。这些苹果一般被随意堆在露天水果摊的摊位上，尚未剪枝，果皮沾有尘土，有的在运输过程中被狠狠摔过。摊主一般还会在这堆苹果山上挂块牌子，并在上面写道：“越丑越好吃”。买水果的人会扯着嗓门和摊主讨价还价，气氛与这里的超市食品区天差地别。

出生在英国的人从小就能去逛漂亮的商店，吃到漂亮的食物。这是一种属于世界上少数人的特权。甚至在伦敦住了一阵后，我还时常带着这样的念头，心怀嫉妒地去超市买菜。

去超市买菜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在来英国以前，我只通过逛菜市场或网购来获取食材。我很快发现，无论是高端的精品超市还是平民超市，无论在哪个季节，货架上的食材几乎不会有太大变化，种类相当有限。只要走进超市，闭上眼睛，我能在五分钟内快速而准确地抓取到想买的东西。

这一切与我常年以来的生活习性和常识相悖。食物对我来说原本是奢侈的反义词，尤其是蘑菇。

哪怕只是作为日常话题，蘑菇也能被云南人聊上一整个夏天。

“今天我买了好多菌子，打算把它们处理了，等你毕业后回家就能吃上了。”我在英国过第一个夏天时，我妈在电话里这样对我说过两三回。好多菌子是指几公斤的见手青、青头菌和牛肝菌。一旦我妈买到菌子，从当天下午开始，她将一直忙着把它们洗净、切片，直到凌晨一点才上床睡觉。然后她会将它们晒干，用保鲜袋分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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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能精准预测，一场大雨过后，菌子究竟会从哪里冒出来。也没人能知道，每天可能遇到哪些种类的菌子。可以确定的是，雨季来临后，很多云南人便会痴迷于寻觅各种菌子。可食用毒菌要比无毒菌更美味，要想品尝它们，往往要冒着一定的潜在风险。

“我以前有个同事，每年都忍不住吃见手青，一吃就会中毒。每次中毒后，她便会对着玻璃窗，伸着手抓来抓去，说她看到窗户上出现了很多迷你的圣诞老人。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只好又一次把她送到医院去。”每年夏天，我爸都会以幽默的语气向我复述这个故事。之后，他会骄傲地说：“在我们家，从来没人吃菌子中毒过，我们都非常小心。”

我妈似乎没有意识到，我毕业了也未必会回家。直到冬天，我说我想在伦敦待着找工作。

“为什么？英国那么差劲，想吃什么都吃不起，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我妈不解地问。

我没有对她说，留在这里可能更有机会用英文写作且完全以写作为生，这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我对她说，英国的工作福利好，假期多，一旦正式入职，也不会被轻易辞退。

“那你试试看吧。不过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呢？”我妈妈这样问我，并不只是想让我回家陪陪她。她曾很多次暗示我，我只适合回到家乡待着，因为我是独生女，也因为我一直没有需要去某处每天打卡的工作。她还帮我想好了“靠谱”的退路。要是之后还是没有什么像样的公司要我，我完全可以去拜托我那家里开养鸡场的高中发小，让他给我找个文职，就算只是打杂也行。“起码养鸡场可以帮你交社保。”她说。

“我还回不去。来一次英国要在路上花十六个小时，一旦回家就很难再过来了。”我说完，立马岔开话题问道，“家里还有干菌子吗？你寄给我一些吧。”

如果想在英国尝点新鲜蘑菇，一般只有两种选择：白蘑菇和褐蘑菇。这两种蘑菇属于同一个品种，长得都像圆墩墩的纽扣。纽扣蘑菇被装在塑料盒里出售，塑料盒上往往会贴着写有“富含维生素 D”的标签，仿佛在宣告，这是某种适合阴雨天里食用的保健品。

今天的纽扣蘑菇是人工培育出来的。十七世纪，法国人试着在潮湿的地下室里用堆肥马粪将它们培育出来，之后将它们送上皇室餐桌。据说，这种纽扣蘑菇的优点是食用安全，口味很温和，所以之后逐渐在欧洲开始普及。

我却始终不明白纽扣蘑菇为何会受欢迎。在多次将纽扣蘑菇买回家后，我对它们仍然喜欢不起来。它们不像见手青或者黄牛肝菌，没有独特的色泽，也闻不到一点野生的香气，毫无惊喜可言。当我将白蘑菇切成薄片，丢进热油里时，我总会想到，这些蘑菇，终身未见过森林，也未见过阳光，甚至也没来得及全然舒展伞盖，就被吃掉了。这太令人沮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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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在吃了见手青以后顺利进入下一年，你得到了菌子的平安祝福。”新年第一天，当月梦在半夜回到家时，我给她发了一条信息。

“谢谢！你也是带着菌子的魔法来到了新年。”她回复我说。

新的一年，我和月梦分别在伦敦和海牙继续找工作。我们在本地的居留都有一定期限，我们的目标不约而同变成找到先能为我们担保工签的雇主。如果我们成功了，我们便能继续留在欧洲。我们将有理由和底气离家乡足够远，将不会落入那些让我们背负期待却又不想理解我们的声音中。

谁会在欧洲催月梦结婚？没有人。

谁会在欧洲迫切希望我依靠养鸡场交社保？没有人。

留在欧洲，这像是一种更能由自己做主、更自由的未来。

不过，有这样想法的人不算少数。很多能长期留下来的移民都离家万里，想要在此扎根的新移民也越来越多。“除你以外，我认识的其他两个记者也在找工作。他们都才从国内过来几个月，正在苏豪区（Soho）刷盘子。”一天晚上，当我和 F 见面时，她对我说。F 在伦敦的媒体行业上班，是月梦介绍我们认识的。F 跟我说，这两年如果有不熟的中国人和她约饭，基本上都是为了和她打听本行业求职的门道。

“疫情过后，找工作和我那会儿的情况完全不同。”F 叹了口气说，“实在太难了，我想帮忙也没用。”F 说她见过太多想永远不回国的中国人，最终因为生计困难不得不离开。

我知道这有多难。过去一年，我大约收到了五百封求职拒信。每当我投出一份简历，招聘网站的系统就会提醒我，至少有一两百人在和我竞争同一个岗位。各种统计数字显示，疫情后英国的失业率一路飙升。我认识的本地华裔在被金融公司裁员后，当了一年咖啡师，仍没找到本职工作。

我是在毕业后才越发下定决心，想要留在欧洲。这种慢热的觉醒意味着我缺乏稳妥的计划，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尽力试试看。尽管我获得了英国大学颁发的硕士文凭，但我刚从零起积累本地工作经验。不但如此，我此前一直是自由职业，这同样不利于找正式工作。

“我们了解到你一直都独自工作，现在却改变想法，想加入团队来上班。这是为什么呢？”在某家奢侈品平台公司的第三轮面试中，翻译团队的负责人问我。

“疫情期间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人工作很孤独，我想更多地与他人面对面共事。”我没有说实话。

这家公司没有录用我。

十年前，在我从事自由职业之初，我很难向别人解释自己在做什么。

“你不会在借债过日子吧？你没有别人那种收入来源，是不是就像流浪汉一样，这里混一混，那里混一混呢？”我记得有一天，我在父母家时，我爸问我。

当我第一次听见他这样说时，我很惊讶他这样想。在他看来，我的自由职业好像是不光彩的、低劣的、不受人待见的。这令我感到，我既不是做生意的老板，也不是领薪水的职员或体力劳动者，而是某种难以被归类的存在。

“真羡慕你。你的工作是自由的，你哪天做，做不做都没关系。”当我向其他人描述我的职业，往往会得到这样的回应。

我想做自由职业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自己能更投入地去创作。但这样的理由似乎不被其他人看好。“不上班的话，没人能看出来你做过多少项目，能整合多少人脉和资源，你也不具备团队优势。”在上海浦东银行上班的朋友曾这样评价我。

我只能被我所处的社会视为不正经的人吗？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被视为在认真工作？这一切由谁说了算？这些疑问包围着我，让我喘不过气，使我无处可说。

在英国，这些疑问不见了。一切包括工作在内的定义发生了变化。

在我刚毕业时，我曾在英国自由职业者平台 The Dots 上试着寻找工作机会。我有幸入选了他们举办的一次分享会。在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附近的一家苹果公司体验店里，我们每个人将在这里分享自己的自由职业者经历和困惑。我以前从未听说或参加过类似的活动。我偷偷地观察其他人，他们似乎都有备而来，对自己的职业未来有着明朗的看法，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是对的。此外，他们讨论自由职业者可以争取的权益和保障、如何打破行业壁垒互相结成联盟、怎样有效将创作转化为收入，这些都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我惊讶地发现，自由职业在这里真的被社会默认为一种职业。

我和一位独立制片人交谈起来。这位黑人女士穿着一条闪闪发亮的黑裙子，戴着鲜艳的彩绘木手镯，脸上的神情柔和又自信。我向她请教，当她几年前搬到伦敦时，她是如何在这个大城市继续维持自由职业。她建议我说：“只要你走出去，坚持不懈去联系人，去向别人表达你正在做什么，就会不断有人来支持你。”

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在我家乡以外的地方，在伦敦，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做事。他们也没有公司和单位，他们的工作并不是不光彩的、低劣的、不受人待见的。那晚活动结束后，我大哭了一场。我感到茫然和陌生。很久之后我才能说出，其实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足够的尊重。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在这里是个真正的外来者，也是我渴望留在这里的真正原因。

可我来不及去慢慢体会这一切。想要留下来，我得先努力拿到期限更长的签证。

在和 F 见面后没多久，我再次打起了零工。我的存款快见底了，我得挣些钱，维持日常开销。我进入了一家粤菜餐厅的暗厨房，在那里负责加热预制菜和打包外卖。

这家暗厨房位于伦敦西郊的工厂区，和其他暗厨房一样在一座砖砌厂房里。这栋灰色厂房几乎没有窗，门口的玻璃上贴满了反光贴纸，从外面丝毫看不清里面的情况。如果想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必须去到二楼的休息室，或者走到大门外去。厨房从中午十二点开始营业，到晚上十点四十五分结束营业，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没有自然采光的工作区。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变得和那些培育室里的纽扣蘑菇一样，长久地待在恒温、潮湿的环境里，并且见不到太阳。

在抽油烟机嗡嗡作响的后厨里，中国同事娜娜跟我说，她来暗厨房打工，也是为了存点钱。

“我还以为很快能在英国找到工作，现在我却在这儿。”娜娜三十二岁，曾在美国读硕士，念的是罗马史。后来她去了深圳的大型房地产公司当会计，清闲的日子让她觉得无聊，于是她动了来欧洲的心思。我们下班后，淋着小雨走到山坡上寂静的公交站，坐着等末班车。远处隐约能看到一些住房的朦胧灯光。我们穿着满是油烟味的羽绒服，顶着油腻的湿头发，跺着脚取暖。

“我有两天没洗头了，每次在厨房还没待满一小时，我的头发就会变得油塌塌。还不如只在休息日那天洗。”娜娜懒懒地说道。她说她很久没化妆了，原先她很喜欢打扮，可厨房里太热了，不适合带妆干活，也不允许留指甲或戴首饰。偶尔，她一时兴起时，会从裤兜里掏出口红来涂一涂。这时，如果来自福建的大厨注意到了，便会自以为打趣般地问她：“什么时候嫁人啊？打扮得那么好看，是要去约会吗？”

我很同意娜娜的话。我想象着一小时后我在家的情形。我会先从帆布包里拿出暗厨房的预制菜，放进冰箱，这将是我第二天中午上班前的午饭。然后我会脱下沾满油烟的套头衫，迅速地洗个澡。接着我会因为一天以来的过度劳动兴奋得睡不着，开始习惯性地投简历和求职信。

“你都找了一年工作，那我会找多久？”娜娜问我。

“如果再找不到工作，你打算怎么办呢？”我问她。

“先待着吧，玩够了再说，我还年轻，不想回去。”她说。

我希望我和娜娜一样，带着轻松的心情看待未来。可我在竭力延续当下的同时，不断质疑着自己：为什么我会在这儿？我是否将抛弃自己的过去，每天专心加热烤鸭、叉烧肉和牛肉烧卖，并在之后成为一名厨师？

厨房经理表示，只要再继续工作八个月，我们将有可能得到工签。从听到这句话起，我好像不再仅仅是为了报酬打工。新的机会出现了，我忍不住一次次地去畅想，如果我一直待在暗厨房，我将属于这里，还有可能属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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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段时间，月梦告诉我，她在攀岩时摔断了左腿胫骨和腓骨。她做了手术，出门要坐轮椅，而且仍没想好要不要告诉家里人她发生了意外。她的签证还有八个月才到期，她不想让家人担心，更不想放弃留在欧洲的可能性。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始拄着拐杖去面试。

在暗厨房，我从零下二十度的冷藏库里拎出大桶装的甜面酱，走到穿短袖都会热得冒汗的厨房操作台边。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不到五十米的路程是我唯一的缓冲地。反复的剧烈温度变化让我的膝盖无法承受，开始出现持续的疼痛感。在夜里，我将手搭在双膝上睡觉，不由地想到了苏。

当她膝盖很疼的时候，她会后悔现在的生活吗？当她深夜去上厕所时，她会懊悔晚年没找个伴侣，或是没挣到足够的退休金吗？苏年轻时是歌剧演员，她的收入也不稳定，需要时不时打零工来补贴家用。但她喜欢到处巡演，觉得这样很自在。她说她从未后悔过年轻时的决定，也很庆幸自己没结婚。

无论过着哪种生活，必然要承受这种生活的代价。我渐渐感到自己的四肢变得前所未有的结实，手脚更麻利。厨房在非周末时会接到四五十个订单，周末时的订单会翻一番。手机上的健康小程序显示，我每天平均走七公里。在忙碌的间隙里，我拿出冷藏的一屉屉虾饺，狼吞虎咽地吃，胃大得像熊。与此同时，我不再有余力去思考其他更多的事物。我记得如何以最快速度将烫手的外卖包装好，并正在遗忘怎样写出得体的试稿邮件。我以为我能在凌晨时继续翻译，却常常在电脑旁累得睡着。

“总之不要去做对自己不好不合适的事。”室友索尼娅说她认为单一的体力工作很耗人，还浪费智力和时间。“你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生活，你只需要时机和耐心等待，不是吗？”索尼娅建议我说，“继续投简历。没有面试机会时，你就安心休息。”

可索尼娅是西班牙人，我和她情况不同，我的居留期限在慢慢减少。每过去一天，我拥有更多可能性的未来也减少了一点。是先拿到工签还是继续寻找与写作相关的合适职业？我所面对的并不是宽阔的道路，而是只能选其一的抉择。人只能选择一种生活去过，不是吗？

在我卧室靠近门口的墙上，贴着一张中平卓马的摄影海报。这是中平卓马在近距离拍摄下的花椰菜，由于是黑白成像，画面看起来也像原子弹爆炸后形成的蘑菇云。无论搬家到哪儿，我都带着这张海报。我想，或许我想留在英国，只是因为渴望获得毁灭的力量，用来应对脑海中出现的一些声音。

和索尼娅住时卧室里贴的中平卓马海报（摄影：boho）

一直以来，我接受的家庭规训是，人生要避免出错，要在熟悉的安全范围内活动，要时刻想到兜底。错误可以是吃见手青但并没有中毒，却不可以是不做充足的准备，深知将冒着全然未知的风险，还要前行。每次想到我的职业，我总感觉自己像是那些入选不了英国超市的丑苹果，无法达到一些标准和要求。我的内心总是因此备受煎熬。

如果一直在暗厨房干下去，我将得到工签和稳定收入，去固定地点上班，有人帮我交社保，也将负担得起超市里漂亮的食物。可这和我回到家乡，去发小的养鸡场上班，真的有区别吗？当我能毫无顾忌地买下一颗有机苹果，我是否将付出某种相同的生活代价？

我想起有一天，我和印尼同事杰尼在下班后搭了同一班地铁。我们刚踏进车厢，杰尼便接到了经理的电话。经理让杰尼明天也去上班。

杰尼才二十四岁，在印尼曾是个职业拳击手。他体力最好，也是厨房里最能干活的人。在每天半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他会悄悄钻进仓库区的货架，蜷缩着身体，躺在酱油瓶和干河粉之间午睡。暗无天日的工作间里，来打工的人都清楚自己必须得得到点什么，要么是钱，要么是长期居留身份。在这里，必须保持沉默，必须靠顽强的忍耐和意志力才能生存下去。杰尼已连续工作六天，一直没机会同这周专门飞来英国看望他的妻子相处。他在第七天也去上班了。

或许这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每一分钟忍耐一点，下一分钟再忍耐多一点。

可与此同时，我将极可能渐渐写不出一个字，仅有精力去维持生计。

我冒出了回国的想法。花椰菜里可能本来就有蘑菇云，只是过去我很难相信。现在我想看看力量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肯定要回来，你像这样待在那里不对劲，书就白读了。”我妈听说我想回国后，欣慰地对我说。

“你说的对。”我说。我不想再对她多说些什么。我想要做回自由职业，无论我是不是将失去留在英国的机会，无论我将来是否会有伴侣，或是足够的退休金，或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否则我将如同当时如果没来英国读书一样后悔。人怎样都能活下去，但我想足够尊重自己活着的时间。

去他的看似不出错的人生。几天后，我离开了暗厨房。

除夕那天，索尼娅和她男友安赫尔主动提出要陪我庆祝春节。我又熬了一锅见手青鸡汤，这是我最想与他们分享的一道菜。

索尼娅好奇地舀了一小勺汤，尝了一口，表示这种蘑菇的味道很独特。“我觉得蘑菇很奇怪，不是植物也不是肉，没必要我就不吃。”她说。她对待食物的态度很谨慎，还常常连续一周都吃同样的饭菜。

“我还以为我们要吃饺子或者中国城的点心。”安赫尔对我说。他和索尼娅都很喜欢中餐，对传统除夕夜也充满好奇。

“对我来说，见手青才是在庆祝的时候会吃的东西，也是我的 comfort food（慰藉食物）。”我说。

“这蘑菇有毒，却是你的 comfort food？”安赫尔不解地问我，看起来一脸困惑。

“是啊，一旦中毒了会有生命危险。还有，你知道吗，有的人中毒了会出现幻觉，据说能看到龙或者圣诞老人，所以一些人对吃掉见手青也有着不切实际的向往。”

“怎么会有人这样想？”索尼娅震惊地说，“难道不是人人都向往平静的生活吗？”

索尼娅三十四岁，今年是她在伦敦度过的第九年。在这十年里，她只换过一家公司就职，搬过一次家。疫情以后，她居家办公，每个月只用去公司开一次会。她的卧室在她的打理下看起来永远一尘不染，几件耐穿的衣服挂在移动式衣架上，床边铺着的一小块土耳其地毯，四斗柜的一角上摆着香薰瓶。实际上，我曾很向往她拥有的平静。可我更愿意去追寻更大的自由，并发现这种自由不在于追寻平静的稳定。

“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看见龙或者圣诞老人更有诱惑力。”我耸了耸肩，对索尼娅说。

回国后在云南家里吃的新鲜见手青（摄影：boho）

储藏在幸运星饼干桶里的见手青是姜黄色的。见手青一旦被触摸，被触摸的地方就会在氧化下变成青蓝色。单凭这一点来说，见手青就是那种注定无法达到英国超市标准的食物。试想一下，将见手青摆在货架上，它们将很快出现几块明显的青蓝色瘀痕，看起来不再是无瑕的商品。

我倒一直觉得，在见手青变蓝的那一刹那，正是它们最漂亮的时刻。相比那些体面、光鲜、看似稳定的事物，见手青袒露着它的瘀痕。这就是它不可避免的遭遇，也是它终将伴随着时间变成的真实模样。这是见手青魔法。

一年后，我和月梦在我的家乡又见面了。我们都没找到工作，并且仍然一个人生活着。我继续做着自由职业，出于居住喜好，搬到了只通汽车的山区。月梦仍然想尝试在欧洲打拼。她去了巴黎，打算试着转行。

我们的父母仍然对我们做出的新决定感到不满，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无论我们决定了什么，我们的父母都必然感到不满。

在街边的面包店，我和月梦聊着天。月梦说她想给我看一样东西。她打开电脑，登陆了医院给她的网址。在她骨折入院后，医院为她制作了建模图像。在图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骨头断裂的形态。那些细小的骨头碎片嵌在骨骼附近的软组织里，是在遭受了巨大冲击后形成的。我们一起欣赏着，并且纳闷这些碎片最后是被取出了，还是已被她的身体吸收。

“这个建模图很酷。如果我没在荷兰的医院做手术，我不会知道人的骨头可以看起来像艺术品。”月梦说，“但希望骨折这样的事，下次不要再发生了。”

“会有新的事情发生吧。即使是不幸也将是新的不幸。”我说。

编辑：菜市场

实习生：no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