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美国足协向里努斯·米歇尔斯递出了一份合同。但这位荷兰“全攻全守”足球的奠基者——这一理念在球场上的化身是约翰·克鲁伊夫——并不是被请来执教国家队，严格说来也不是来执教任何球队的。
在那之前，米歇尔斯已经两次拒绝执教美国男足国家队。第一次是在1983年，当时这支球队将以“美国队”的名义参加北美足球联赛，结果证明那是一次灾难性的尝试。第二次是在1991年，最终获得任命的是博拉·米卢蒂诺维奇。
这一次，美国足协秘书长汉克·斯坦布雷彻另有打算。他安排米歇尔斯在妻子陪同下，用3个
月时间走访美国各地。随后，这位当时足坛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需要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提交报告。已故的斯坦布雷彻后来在一本关于美国男足国家队历史的著作采访中回忆说：“他说，‘汉克，你们有个问题。你们地域广阔，不是一个国家。你们在洛杉矶踢的足球，和在缅因州必须踢的足球非常不同，因为气候条件不一样。你们在芝加哥踢的足球，也和迈阿密非常不同。’他说得非常明确。”
米歇尔斯还指出，荷兰足协——他曾4次执教荷兰国家队，带队打进1974年世界杯决赛，并夺得1988年欧洲杯冠军——拥有一套自上而下贯穿到基层足球的统一比赛与执教方法。
那份米歇尔斯报告如今似乎已经湮没无存。此后，葡萄牙教练卡洛斯·奎罗斯又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建立这种国家足球理念的蓝图。奎罗斯认为，关键是建设一个国家级训练中心，作为国家足球人才和理念的孵化器，随后再建立区域性中心。
这一思路后来催生了“2010计划”。1999年初，美国17岁以下男足国家队被集中到佛罗里达州布雷登顿，开始全日制驻训。布雷登顿项目持续了18年，培养出33名成年国家队球员——它推动了美国男足在21世纪初的崛起，也为如今以克里斯蒂安·普利希奇、泰勒·亚当斯和韦斯顿·麦肯尼为核心的阵容输送了人才。若与其他类似的国家级人才工厂相比，这一成材率高得惊人。
米歇尔斯认为，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培养人才，需要一定程度的理念统一，这一点并没有错。但他把地区差异本身视为问题，则判断失准了。
如果说这支美国男足的最新版本——这锅由不同口音、背景和成长故事熬成的欢快杂烩——说明了什么，那就是：球员们通往国家队的不同道路，本身就是一种优势。
几十年来，在美墨边境以北，职业足球的上升通道几乎少得可怜。在这种真空中，职业联赛、半职业联赛和大学联赛彼此交织，迅速兴衰更替，有时甚至同时发生。在这片破碎而松散的版图之下，青少年足球也以同样混乱的方式生长，最终又被商业化所裹挟。
这一切最终塑造出了一支成年国家队：它和这些球员所来自的地区与现实一样多样。这支球队中的一些人走过大学足球的路径。有的人时间很短，比如门将马特·弗里斯；有的人则踢满4年，比如他在同一位置上的竞争者马特·特纳。弗里斯是出于个人原因，因为在他的家庭里，这是顺理成章的选择。特纳则是因为他当时离更高一级水平还差得很远，只是需要更多时间成熟，需要在有竞争性的环境中与同龄球员一起成长。
一种颇有说服力的看法认为，美国男足38岁的队长、主力中后卫蒂姆·里姆之所以职业寿命如此长，与他在大学踢了4年球有关。按这种说法，如果那几年他一直踢职业比赛，身体可能会更早透支。但大学足球的赛程，本质上更像一种没有薪水的兼职职业赛制，这让他得以继续提高，也让身体逐渐发育成熟。
让克里斯蒂安·普利希奇去踢大学足球，本来就不合适。事实也证明，到17岁时，他已经进入多特蒙德一线队。乔瓦尼·雷纳在更小的年纪就做到了同样的事。但在上一代球员成长时，这样的选择根本不存在。
塔布·拉莫斯——他与乔瓦尼的父亲克劳迪奥·雷纳是同辈人，也曾是美国男足国家队队友——曾说，自己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大学足球出来时，和进去时几乎是同一个球员。只是他别无选择。纽约宇宙队曾在他高中毕业后选中他，但北美足球联赛随后就崩溃了。蒂姆·维阿和韦斯顿·麦肯尼则分别在18岁时，完成了自己在巴黎圣日耳曼和沙尔克04的一线队正式比赛首秀。
还有一些人十几岁就转为职业球员，但留在美国国内发展。乔·斯卡利15岁与纽约城签约，里卡多·佩皮也是在15岁签约达拉斯；泰勒·亚当斯16岁加盟纽约红牛；亚历克斯·弗里曼17岁加盟奥兰多城；奥斯顿·特拉斯蒂则在18岁生日前两天与费城联合签约，这家俱乐部也培养了布伦登·阿伦森。哈吉·赖特少年时期曾在重建后的纽约宇宙队——当时那还是一支低级别联赛球队——效力，之后才前往沙尔克。
自美国男足国家队存在以来，它一直受益于、也主动吸纳随着一波波移民来到美国的足球人才。同时，美国驻海外军人的子女大量出生在欧洲，这也让球队持续受益。几十名这样的球员，某种程度上是天赋与成长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最终都进入了美国男足国家队及其教练组的视野。
这支球队也不例外。塞尔吉尼奥·德斯特来自荷兰，马利克·蒂尔曼来自德国，两人的父亲都是美国军人。安东尼·罗宾逊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美国人，不过他从事的是信息技术工作。
还有出生公民权带来的一个颇为戏剧性的结果：弗拉林·巴洛贡几乎是偶然进入这支球队的。他母亲原本打算在生产前回到英格兰，却被航空公司告知，距离预产期太近，不宜安全出行。尤努斯·穆萨——2022年世界杯美国队成员——进入美国男足体系的经历也大致如此。看起来，约翰尼·卡多索也是类似情况——他因伤错过了这届世界杯。他的巴西父母在新泽西生下他，几个月后就搬回了巴西。
大学足球、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青训学院、错综复杂的低级别联赛，以及这些路径的各种组合，常常被视为凌乱而低效。这种“壮观的混乱”常被看作一种弱点，一种过时的遗留，仿佛说明美国足球的结构依然存在缺陷。
但值得追问的是，效率真的是这里的首要目标吗？从定义上说，更多的足球机会，难道不就是更好吗？当更多通道保持开放，就更可能有更多球员在各自的时间点、沿着各自的道路脱颖而出。
毕竟，在足球领域，就像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美国并没有为每一个社区提供同样的机会。美国的精英青训体系几乎只服务于中上阶层。美国最终打造出了一支突破这种结构和限制的成年男足国家队。
无论这些球员是以何种方式进入国家队，重要的是，他们最终都走到了这里，并组成了这支天赋最高、履历最强的美国男足。它映照出的是一个提供各种可能、容纳各种人的国家，因为通往这里的道路本来就不止一条。
而代表这个国家的这支男子足球队，在几乎每一个层面上都鲜明地体现出多样性，也正因如此而更加强大。美国足球体系确实存在多样性问题；但2026年的美国男足国家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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