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墨世界杯刚刚进入淘汰赛阶段，对很多球迷来说，世界杯的“正餐”现在才开始。
小组赛阶段的世界杯依旧不缺乏话题：梅西首战上演“帽子戏法”，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让每年一度的“诸神黄昏”剧情没有缺席；佛得角连续逼平强敌，门将沃齐尼亚堪称一战封神，顺带让这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岛国走到聚光灯下......从实际数据来看，根据国际足联的统计，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总收入达到惊人的130亿美元，将成为商业上最成功的体育赛事。
世界杯的热度越来越高了吗？可能很多人并不认可。纵览中外社交媒体，“觉得世界杯变得没人讨论了”的声音同样不少见。常驻美洲的非虚构写作者、资深记者刘骁骞对这种球迷体感的割裂很熟悉。
刘骁骞，非虚构写作者，记者。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葡萄牙语专业，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硕士。长期行走于边境地带、冲突现场与异国腹地，已出版作品《陆上行舟：一个中国记者的拉美毒品调查》《美国路人》《飓风掠过蔗田》。
最近，刘骁骞出版了新书《门外》，借着新书出版的契机，我们与他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
身处洛杉矶的比赛现场，刘骁骞看到球场内的热火朝天，与此同时，“可能方圆一英里外，并没有人谈论足球”。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屡次将美加墨世界杯形容为“相当于举办了104场超级碗”。2025年12月5日，在本次世界杯的抽签仪式上，因凡蒂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发了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以表彰其“开创性的足球外交”。然而开赛后，特朗普连开幕式都没有出席。与之对照，今年6月，特朗普出席了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总决赛纽约尼克斯对阵圣安东尼奥马刺的现场。
作为公认的体育强国，美国拥有职业体育四大联盟（篮球、橄榄球、棒球、冰球）。足球始终处在边缘位置。一位叫苏珊妮·怀斯的美国研究者曾经专门统计过，美国以棒球为题材的美国文学作品，有四千五百部，橄榄球有四千一百部，篮球有两千八百部，足球，十五部。除了漠视，还有敌意。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美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安·库尔特发表了一篇名为《足球热的兴起：国家道德衰败的征兆》的文章，表示“如果今天有更多‘美国人’看足球，只是因为1956年肯尼迪移民法改变了我们的人口结构”。
世界杯球场外拥挤的人群。供图：刘骁骞。
“美国人依旧不那么喜欢足球”。在完成了一本有关足球与美国人生活的作品《门外》后，刘骁骞更强烈地感受到这点。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亲身经历世界杯。
2010年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他被周围人群那种将世界杯第一次带入非洲的狂喜包围，独具特色的“呜呜祖啦”声震动着他的耳膜；2014年的巴西圣保罗，一位球迷对他说，足球对于巴西人来说是“血液和信仰”。这次美加墨呢？“我在洛杉矶看了美国队的比赛，跟我之前看棒球赛的感觉很像，周围的美国球迷们把看球当成一种社交活动，比赛快开始了，很多人还会慢悠悠地在走廊里排队买吃的，在比赛中，他们也很随意地相互聊天。”足球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或许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但似乎与血液和信仰无缘。
当2026年世界杯落户美加墨的时候，刘骁骞希望再写一个和足球有关的故事，但他不希望重复自己，也不想故事只有关足球。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开始后，极为强硬的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一并推行。2018年确定与美国通力合作主办世界杯的加拿大和墨西哥被征收了巨额关税。作为常驻在此的中国记者，刘骁骞切身体会到风向的变化。“去美墨边境探访一支足球队”，成为一个非常本能的冲动。他希望这次探访成为一枚折射当代美国社会万象的棱镜。
在美墨边境线尽头的小城布朗斯维尔，刘骁骞遇见了一支几乎无人问津的足球队。这支球队属于美国国家超级足球联赛最低一级，合伙人罗兰多几乎不曾出现在媒体报道里，超过半数的球员是墨西哥和亚洲的移民球员。和边境线另一边的墨西哥队伍的“德比”，是球队一年中的重头戏。然而，近些年，随着美国政坛从左转右，特朗普重新主政，边境线日渐“收紧”了。
2025年的这场德比因此充满了紧张的气氛，来自墨西哥的队伍遭遇严格的盘查。赛后的庆祝宴会上，刘骁骞和布朗斯维尔队一起紧张地盯着手机屏幕，盼望他们的德比伙伴们顺利出关。
一年之后，受到美国的限制，伊朗队的11名球队核心人员遭遇拒签，球队无法像其他队伍一样驻扎在美国境内，只能将训练基地设在墨西哥蒂华纳，被迫在比赛当日内往返，进行“特种兵式”的奔波。目睹这一切的刘骁骞心情复杂，“布朗斯维尔的故事像一则提前发出的寓言”。在伊朗队小组赛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刘骁骞提问伊朗队主帅：如果球队能进到淘汰赛，你觉得遇到的最大困难来自于足球本身，还是“球门之外”？
边境墙。供图：刘骁骞。
受到各种“边界”阻隔的并不只有伊朗队。海地、科特迪瓦、塞内加尔等国的球迷也都在不同程度受到美国境内的旅行限制。作为索马里首位国际级足球裁判，奥玛尔·阿尔坦因签证原因，于6月被美国拒绝入境，无缘世界杯执法。这些发生在美国的世界杯新闻频登报端，只不过它们与足球无关。
不过，尽管始终不受待见，足球仍然以某种方式影响着美国的地方社会。刘骁骞当初被布朗斯维尔吸引，除了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还有马斯克在此建设的星舰基地。边疆的荒芜，与火星之路的梦幻在此相互交织，仿佛隐喻着我们正在经历的当下：人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高新技术获得绝对的便利与流动，却在越来越多的竖起的高墙和边界面前碰壁。在布朗斯维尔，与马斯克“挣脱地心引力”束缚相对照的，恰恰是守着一支无人问津的足球队的罗兰多。
“布朗斯维尔像一个过路站，港口是运钢铁和天然气的，铁路拉的是别人的货。马斯克的太空公司听上去牛，但你可以去星舰基地看看，那些技术岗位，有几个是中学文凭的人能干的？”罗兰多告诉刘骁骞。在巴西这样的足球强国，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足球天赋被球探选中，前往大城市的豪门。留在地方，是这条路的反方向。但对罗兰多来说，维持住球队，是维持住地方社会的希望。足球，像是布朗斯维尔的一块块“磐石”。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刘骁骞同样也看到了这块磐石。
星舰基地。供图：刘骁骞。
1
世界杯对美国球迷来说，
是一场纯粹的“秀”
新京报：2010、2014年你都亲历过世界杯。和这次美加墨相比，整体的体验有什么不同？
刘骁骞：南非当时举办世界杯的心情，就是第一次把世界杯带到非洲的兴奋。他们希望借着世界杯把非洲的服饰、音乐通过足球传递出来。那届世界杯其实也贡献了最近几年传唱度最高的主题曲之一Waka Waka，由夏奇拉和南非的本土乐队 Freshlyground一起演出。到了巴西世界杯，当时全世界的球迷都有一种“足球回家了”的感觉，仿佛足球回到了一个很日常的环境里。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因为是三国合办，我觉得让很多足球之外的东西被凸显了出来——就像我这个书名写的，球门之外的故事。
为什么美国队其实长期以来踢得不好，足球在美国也不是特别受欢迎的运动，但是去看球的人还是很多？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了美国人观看足球的方式，和南美国家比如巴西、阿根廷的球迷看球的方式是不同的。我在南美采访一些巴西人，他们都说足球对他们的球迷来说是一种近乎宗教的东西，是一种“血液”，这是很拉美的表达。而我这次见到的美国球迷，大多把世界杯当作一场“秀”，纯粹的商业娱乐。我在洛杉矶看了美国队的比赛，跟我之前看棒球赛的感觉很像，周围的美国球迷把看球当成一种社交活动，比赛快开始了，很多人还会慢悠悠地在走廊里排队买吃的，在比赛中，他们很自由地相互聊天。
《门外》
作者: 刘骁骞
版本: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26年6月
新京报：中外社交媒体上，似乎有两种相反的论调，一是说这是近年来热度最高的一届世界杯，亦有人说世界杯已经开始无人问津了，你会怎么看这两种说法？
刘骁骞：我觉得可能不能说世界杯的热度下降了，但观众肯定是在分化，社交媒体的发展，让以前那种大家一起围着电视看世界杯、一起讨论的氛围一去不复返了。足球的观赏行为也变得碎片化和情绪化，现在更流行的并不是足球本身，而是C罗、哈兰德这些特定球星的一些梗，还有比如佛得角门将母亲的一些切片等。
2
政治分歧中，
足球依然是共同的身份认同
新京报：球迷们的日常讨论中，以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南美足球经常被拿来和欧洲、美国对照。南美足球环境、氛围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
刘骁骞：我身边在美国驻外的同事说，如果哪个运动在美国有足球在巴西那样的地位，可能是棒球。橄榄球也很火，但对身体素质要求特别高。相对来说，棒球小孩子也能参与。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当地的小熊队很有名气，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有点欣赏不来，觉得节奏太慢了，规则门槛也有点高。我最近也有一个很奇特的感受，这几年因为写这本书，我觉得我无形中也在受到美国人观看足球方式的影响，我现在看足球赛有时候也觉得乏味了，觉得它似乎没有那么激烈。
在我书里写的水牛城的故事里面，工会代表的是更保守的、被全球化抛弃掉的劳动者们。足球在欧洲起源的时候，是扎根在工会里的，所以欧洲足球一开始都和地方社区绑定得很紧。相比之下，美国这边的球队就很像麦当劳，商业考量更重，他们随时会搬迁——但你很难想象曼城或者利物浦经常搬迁。同样，在疫情期间，洛杉矶本地的足球队很少希望卷入政治话题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底层逻辑也是商业。如果说一支队伍和当地的社区、工会绑定得更紧，可能他们会考虑在这种时候站出来。
新京报：这次世界杯的淘汰赛已经开始了，在你亲自参与采访的场次里，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时刻？
刘骁骞：这次由于伊朗受到的特殊待遇，我比较关注他们的比赛。等到球员出场，所有人都会一致爆发出欢呼，加油声也非常一致。那个时刻，我觉得世界真的是很复杂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尽管对现在的政权有不同的看法，但足球队依然是他们共同的支持，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某种象征。
3
美国人为何不欢迎足球？
新京报：足球这项运动刚刚进入美国的时候，美国人对待其充满敌意。这种敌意大体上源自于什么？（除了你书里提到的欧洲足球当时风格的严肃板正、对移民的排斥之外。）如今，世界足球的打法变得多元化，移民也逐步融入美国社会，美国人对待足球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刘骁骞：我觉得足球从进入美国的那一刻开始，确实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敌意。一些研究体育社会学的学者认为，在一个国家里，不同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去争夺体育空间，遵循一个“先来先到”原则。在1870年到1930年间，现代化都市和大工业蓬勃发展，在这个时期若能抓住机会占领市场，这个运动通常能在这个国家站稳脚跟，在美国，棒球和橄榄球就抓住了这个机遇。占据了这个空间的运动，又会去排挤后来者，足球就变得更难进入了。
其中当然也有媒介的影响。足球刚刚进入美国的时候，正值欧洲足球更新改良战术，比赛变得复杂沉闷，电视转播商抱怨这种比赛无法吸引观众。贝利当年在美国很火，因为他身上的很多特质都让美国人很喜欢，他出身贫寒但天赋异禀，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打出一番天地。也很适合电视转播。现在到了短视频时代，大家看世界杯都是看进球切片，这对足球文化的传播有什么影响，也是值得观察的。
新京报：类似你专门探访的布朗斯维尔足球队，对于美墨边境社会的意义在哪里？这支足球队几乎都由移民构成。现在美墨边境的居民，对移民持一个什么态度？
刘骁骞：我在布朗斯维尔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移民确实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包括非法跨境的移民带来的治安问题，等等。但他们其实也习惯了这种日常。那个球队的合伙人罗兰多跟我聊得最多的是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怎么一点点帮助来参加边境德比的队伍解决通过海关的问题。这其实很费时费力，但他很低调，在网上很难搜到这支边境足球队的故事。所以，世界杯某种意义上是把美国的一些日常放大了。当我们今年看到伊朗队的遭遇——必须在当日往返比赛场地和驻地——我们会看到这和美国边境这些足球队遭遇的情况是非常一致的。
布朗斯维尔边境德比。供图：刘骁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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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里的“美国例外论”
新京报：足球在许多国家其实都发源于平民社区或者工人阶级，但在美国，如今足球反而是昂贵的运动。很多球迷也都抱怨这届世界杯费用过于高昂。这能反映出足球在美国的某种特殊处境吗？
刘骁骞：和很多地方不一样，足球在美国是很贵的运动，尤其对想要踢球的青少年来说。美国的足球比较依赖俱乐部的体系，需要家庭能够有长期经济投入的能力。在巴西，可能俱乐部的球探就会在街头最穷的地方去寻找真正会踢球的人。如果你有才华，可能也不用担心被埋没。在美国，光有天赋，可能是不够的。在校园层面，足球受到的重视也不够，罗兰多当时和我一起浏览过布朗斯维尔当地一所学校校园运动的页面，要一直往下滑，才能找到足球。所以，在美国，平民足球和商业足球之间的通路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阻碍的。
新京报：谈到美国，社会科学中一直有“美国例外论”的讨论。你的采访经历里很多地方也体现着这些“例外论”的影子。但通常来说，美国的例外都是让他们骄傲的。足球却不然，美国一直不算强队。持美国例外论的人是如何面对他们足球成绩不好的现实的？
刘骁骞：足球给美国人制造了一种很尴尬的局面：作为世界上可能最流行的运动，美国长期都不强势。我接触的美国人产生了两种很有意思的应对方式，首先是我书里记录的，他们可能会在话语里轻视足球，比如说觉得这个运动不够激烈，不够“男人”——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女足在美国的发展相对顺利一点。女生如果在学校里想发展足球的爱好，并不会面临一种束缚，即从事了一个“不那么具有男子气概”的运动。第二种应对方式，就是重新诠释不同运动的地位，比如认为棒球和橄榄球才是更为主流的运动，而在这些方面美国是明显占优的。
美国人会更喜欢自己“创造”的体育运动。板球在美国曾经也很流行，以前纽约很多上流社会的人士都会去看板球，但可能也就流行了20年，就被棒球取代了。美国人自称棒球是自己创造的一个运动。但很多美国以外的历史学家也说，棒球是板球的某种改造。如果你当着一个美国人的面这么说，他可能会很生气。
世界杯球场中的美国球迷。供图：刘骁骞。
5
边境不是一条线，
是一座岛
新京报：CNN最近有一篇关于世界杯的评论提到，“任何一个队伍夺冠，都会令特朗普尴尬”，原因是，特朗普“四处出击”的激进政治作风使得他卷入和大量国家的外交纠纷中。也有人评价这届世界杯成了“政治杯”。你会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刘骁骞：我直观感觉，特朗普对足球是“无感”的。他的存在感甚至都在世界杯之前。FIFA的总裁因凡蒂诺还给他颁发了和平奖。他可会在一些略微有关联的事情上发声，也会象征性地去鼓励美国队的队员，但世界杯正式开始之后，他反而基本上就“消失”了——甚至他会去现场看NBA总决赛，也不会出席世界杯的开幕式。
我感觉他就像不想和足球这个运动扯上太多关系一样，但他其实会主动和一些运动绑定，比如自由搏击。只是一点个人猜测，我觉得这还是和他对足球的偏见有关——对于一个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人来说，他觉得足球不够“美国”，不能够彰显一种很剧烈、很有攻击性的英雄主义。这和他希望塑造的政治形象也有关系。毕竟，政客选择和哪些运动绑定，往往也和他代表的选民有关。我们看到美国著名的网红“甲亢哥”看球的时候，旁边坐着纽约市的市长。对纽约这样一个人口高度多样化的城市来说，支持足球是有利于自己的形象的。
新京报：结尾你写了一句话：这些年，我总以为自己打开了门向内看，但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是门外的那一个。这几年，你写了好几本与在异国亲身行走的经历相关的作品，能不能结合这些作品，展开聊聊这句话？
刘骁骞：谁是门里面的人，谁是门外面的人，有时候不太能说得清。我一直喜欢在一些边境地带行走，喜欢去呈现复杂性。今年，佛得角因为门将的表现，他们被很多人关注，好像一个在足球世界非常边缘的小岛，突然走到了聚光灯下。回到我写的这本书，我其实一直觉得，边境并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座“岛”。这个想法来自于聂鲁达，他在写自己家乡的回忆录里就说，智利就是一座岛，因为智利虽然在拉美，但是它和其他拉美国家的文化都不一样。如果说潘帕斯草原像大海，智利就是岛屿。当我们说边境是线的时候，好像线内这一侧的文化是同质化的，只是和线外的世界不一样。但我想说的是，有时候线内的世界，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混杂性的，边境上的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夹缝中的体验。就像我在布朗斯维尔采访，当地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又是美国人又是墨西哥人。我问他们今天美国和墨西哥踢比赛，你们支持谁，他们有的人想了很久，笑着跟我说，还是支持美国，毕竟自己现在是美国人。但如果墨西哥和别的国家踢，他们就说，自己铁定支持墨西哥。
采访、撰文/刘亚光
编辑/张婷 刘亚光
校对/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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