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请知悉。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你是谁?"

电话那头,廖玉芬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廖秀珍握着手机,手抖得厉害。

她拨回去,没人接。

再拨,关机。

第三次通了,对面还是那句话,冷冷的,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

这是她的二女儿,那个三十几年来从没跟她开口要过一分钱、从没在饭桌上争过一口菜的孩子。

她把两百万给了大儿子廖建国,说他是长子要撑门面;把一百六十万给了小女儿廖晓琳,说她命苦离了婚要帮衬。

唯独廖玉芬,什么都没分到,甚至连一句"委屈你了"都没听到过。

廖玉芬从没争过,没闹过,没哭过。

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廖秀珍最需要人养老的那年,彻底从她的生命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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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德山走的那年冬天,棺材还没入土,廖建国就已经开始算账了。

不是明着算,是那种坐在灵堂角落、眼神飘来飘去、偶尔看一眼柜子方向的算。

廖秀珍瞧见了,没说什么。

她心里清楚,儿子这些年生意不顺,手头紧,有些事不能怪他。

廖德山留下的家产不算少。

老两口年轻时做五金批发,攒了将近五百万的积蓄,加上镇上两套房子,折算下来大约六百多万。

廖德山走之前立过口头遗嘱,说要"一碗水端平",三个孩子各分一份。但他没来得及写在纸上,就走了。

这就给廖秀珍留下了操作空间。

头七刚过,廖建国就坐到廖秀珍跟前,开门见山:"妈,我这边资金缺口太大了,上次跟人合伙做工程,对方卷钱跑路,我垫进去的钱全打水漂了。你要是不帮我,我这边真的撑不住。"

廖秀珍叹了口气,问多少。

廖建国伸出两根手指。

两百万。

廖秀珍没有立刻答应,但也没拒绝,只说"等们都回来,坐下来说"。

你妹

廖建国松了口气,那个眼神里有一种早就料到的笃定。

他坐在那里,喝了口茶,开始说那个工程有多坑,那个合伙人有多烂,说得有声有色,说到激动处还拍了一下桌子。

廖秀珍听着,皱着眉头,偶尔"嗯"一声,心里天秤已经开始偏了。

廖晓琳是三天后赶回来的。她一进门,眼圈就红了,抱着廖秀珍哭了很久。

廖秀珍拍着她的背,比拍廖建国时温柔多了。

廖晓琳是会哭的人,这一点从小就是。

小时候跟廖玉芬争东西,廖晓琳先哭,廖秀珍就先哄廖晓琳,最后廖玉芬把东西让出去。

这个逻辑维持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变过。

廖晓琳哭完才说正事:"妈,我跟陈志远过不下去了,他在外面有人,我要离婚。但我现在手里没钱,离了婚我一个人怎么活?你得给我留条后路。"

廖秀珍的眉头皱起来,问她要多少。

廖晓琳没说数字,只说"够用就行",但这种模糊的表达,在廖秀珍这里从来都会往多里给。

分家那天,廖秀珍把三个孩子叫到一起,坐在老屋的堂屋里。

廖建国坐在左边,西装笔挺,腿抖个不停。廖晓琳坐在右边,眼睛还是红的,手里攥着一张纸巾。廖玉芬坐在最角落,背挺得很直,手放在膝盖上,没有说话。

廖秀珍清了清嗓子,说:"你们爸走了,家里的事我来做主。建国这边生意出了问题,他是长子,门面不能倒,我给他两百万。晓琳要离婚,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给她一百六十万。"

她顿了顿,看向廖玉芬,"玉芬这边……你自己工作稳定,暂时先不动,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这四个字轻飘飘的,廖建国和廖晓琳都没追问。

廖玉芬点了点头,说了句"好",然后低下头,没有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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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秀珍把那个"好"当成了默认,当成了体谅,当成了这个孩子一贯的通情达理。

她没有注意到,廖玉芬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一下,然后松开。

她也没注意到,廖玉芬那天从头到尾没有喝桌上那杯茶。

不是不渴,是喝不下去。有些东西堵在那里,水都过不去。

那天晚上,廖建国留下来吃饭,喝了不少酒,说以后一定好好孝顺老妈,说得情真意切,廖秀珍听着,眼眶都红了。

廖晓琳也留下来,说要陪廖秀珍住几天。

廖玉芬吃完饭收拾了碗筷,说单位有事,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没有人去送她。

廖秀珍站在门口目送她出门,想喊一声,又没喊。

她觉得玉芬这孩子一向懂事,不用多说,她自己明白。

这是廖秀珍后来想起来,最后悔的一件事——不是那四个字,是那一声没喊出口的再见。

廖玉芬在城里做财务,一个人租了间小两居,窗朝南,下午有太阳。

她的生活没有什么大起伏。

早出晚归,自己做饭,周末去菜市场买菜,偶尔和同事吃顿饭,就这样。

不结婚,不解释,别人问起来,她只说"没遇到合适的",然后把话题转开。

每个月,她都会给廖秀珍的账户打一笔钱。

三千,雷打不动。

廖秀珍收到钱,有时候回个消息,有时候不回。

要是当天廖建国打了电话,她可能就忘了。

廖玉芬看着那条转账记录显示"已转账",就把手机放下,去洗碗,或者去整理文件,不再等回音。

廖玉芬不介意。或者说,她已经习惯了。

从小到大,这个家里的逻辑就是——廖建国是老大,撑门面;廖晓琳是小妹,要疼;廖玉芬夹在中间,什么都不缺,所以什么都不用给。

"中间那个",从来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个。

她读书时,廖建国打游戏机的钱和廖晓琳买新衣服的钱加在一起,比她一年的学费还多。

她从来没说过什么,自己考了奖学金,自己打工,自己把学费挣出来。

廖秀珍偶尔提起来,说"玉芬最省心",语气里带着一种欣慰——那种欣慰不是在夸她,是在庆幸自己少操了一份心。

廖玉芬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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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她做得更好,更省心,更不麻烦人。

逢年过节回家,她是最早到的那个,收拾屋子、备年货、做饭。

廖建国带着媳妇进门,落座就喊"饿了";廖晓琳带着孩子来,进门第一件事是跟廖秀珍诉苦,说陈志远的各种坏话。

廖玉芬在厨房里忙,偶尔出来端盘子,廖秀珍会说一句"玉芬做的菜好吃",然后继续听廖晓琳说话。

饭桌上,三个孩子都在,廖秀珍问廖建国生意怎么样,问廖晓琳孩子上学了没,轮到廖玉芬,通常是一句"你那边没什么事吧",廖玉芬说没有,廖秀珍点点头,话题就转走了。

没什么事,最好。

这套"没什么事"维持了多少年,廖玉芬自己都数不清。

她有时候坐在回城的车上,看着车窗外的路,想一件很奇怪的事:如果有一天她真的有什么事,她会开口说吗?

每次想到这里,答案都是模糊的。

有一年,廖玉芬发低烧,吃了两天药没见好,去检查,说是连着熬夜把身体熬垮了。

她请了半周假,一个人在家躺着,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给廖秀珍打个电话,又觉得没必要,说了也是让人担心,最后还是没打。

倒是廖秀珍那几天打了两次电话过来,都是问廖玉芬能不能帮忙催一下廖建国还钱——廖建国前年借了廖玉芬一万五,一直没还,廖秀珍觉得这事让她出面不好说,让妹妹催比较合适。

廖玉芬躺在床上接了电话,说好,我去说。

廖秀珍说"谢谢你啊玉芬",然后挂掉了。

没问她最近怎么样,没问她吃没吃饭。

廖玉芬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扣过去,闭上眼睛。

那个一万五,廖建国后来一直没还。

廖玉芬也没再催,当没这回事了。

钱的事她早想开了。

但有些事不是钱的问题。

那两个电话,廖秀珍只用她来催债,没用她来说话——这件事在廖玉芬心里,比那一万五更难消化。

廖晓琳的离婚没有想象中顺利。

折腾了快两年,官司打得稀碎,孩子的抚养权争来争去,最后廖晓琳赢了,带着孩子净身出户——但那个"净身出户"是她自己对外说的,实际上拿了房子,对方没要,孩子判给她,一个月还能拿几千块抚养费。

但廖晓琳不这么算。

她对外的说法一直是"被那个男人害惨了,什么都没拿到,苦哈哈一个人带孩子"。

廖秀珍信了。

廖晓琳离婚之后,廖秀珍每个月额外往她那边打钱,三千,五千,偶尔一万。

廖玉芬每月打的那三千,早就悄悄挪去补贴廖晓琳了。

廖秀珍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反正玉芬一个人过,花销少,晓琳有孩子,更需要。

那年廖晓琳说要装修那套从前夫手里拿来的房子,列了个清单,说最少要一百二,手头只有四十万,缺口八十万。

廖秀珍手里那时候刚好还剩下这八十万——那是廖德山去世后留下的最后一笔积蓄,她一直没动,心里有个模糊的念头,说是"留给玉芬的",毕竟玉芬当时分家什么都没拿到。

廖晓琳来的那天,带着孩子,孩子扑到廖秀珍怀里叫外婆,廖晓琳坐在沙发上,红着眼眶说:"妈,我这辈子就这么一套房子,装修好了就是个家,不装修我们娘俩住着太委屈了。我知道家里不容易,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廖秀珍看着外孙,心就软了。

廖晓琳说话是有技巧的——她不正面要钱,她只描述自己有多难,然后等廖秀珍自己开口。这个技巧她用了几十年,屡试不爽。廖秀珍每一次都觉得是自己心疼孩子、主动帮忙,从来没意识到自己是被引着走的。

"玉芬那边呢?她自己有工作,一个人过,要那么多钱干嘛?" 廖晓琳顺口说了一句,语气不是故意的,只是随口,像在给廖秀珍找理由。

廖秀珍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行,我给你。你把账号发我,我明天打过去。"

廖晓琳站起来,搂着廖秀珍的脖子叫了声"妈",哭了。

那八十万,第二天上午打了过去。

那天下午,廖玉芬打来电话,廖秀珍刚吃完饭,靠在沙发上半眯着眼,看了一眼屏幕,接通了。

廖玉芬的声音比平时低一些,她说:"妈,我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想请你帮个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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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秀珍"嗯"了一声,问:"什么事?"

廖玉芬停顿了一下,说:"我想借——"

廖秀珍的手机另一边响起提示音,廖晓琳发来消息说"妈,钱收到了,谢谢你",还带了个心形的表情。

廖秀珍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心里松了口气,然后回过头来说:

"玉芬,你说什么?"

廖玉芬沉默了两秒,然后说:"没事了,我自己想想办法。"

"没事就好,注意身体,多喝热水。"

廖秀珍挂了电话,给廖晓琳回了个"平安"的表情。

她不知道,廖玉芬在电话那头,坐了很久很久,没动。

那个"我想借"后面没说完的话,廖玉芬原本预演过好几遍,语气、措辞都想好了,想着怎么说才不显得突兀,怎么说才能让廖秀珍不为难。

但电话断了,那些话全回到了她嘴里,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去。

没有人知道廖玉芬当时坐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她放下手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廖秀珍的腿是从那年秋天开始不好的。

起初是上楼梯膝盖疼,以为是天气凉,没当回事。

后来越来越重,下楼要扶墙,走一段路就得歇一歇。

她一个人住,老屋在三楼,有时候从楼上到楼下,要花别人两倍的时间。

她开始意识到,一个人住下去不是长久之计。

廖秀珍先打了廖建国的电话。廖建国接了,声音挺精神,听她说完腿脚不便、住着不方便,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说:"妈,我这边实在走不开,生意正忙,你要不去找玉芬?玉芬一个人,有时间。"

廖秀珍挂了电话,打给廖晓琳。廖晓琳倒是没推脱,直接说:"妈,你要来住可以,但孩子上学,我每天送接就够忙的,你要来你自己坐车过来,我不一定有空去接你。"

廖秀珍问,那我吃住?

廖晓琳说:"家里地方不大,你住我这里也行,但你得自己管自己,我实在没精力。"

廖秀珍把电话放下,在堂屋坐了很久。

窗外天色暗下来,她没开灯,就那么坐着。

她想起廖建国那句"你去找玉芬",想起廖晓琳那句"你得自己管自己",脑子里转来转去,最后拨通了廖玉芬的号码。

无人接听。

她以为是廖玉芬在忙,等了一个小时,又打一次——还是无人接听。

第三次,提示音变了,是关机。

廖秀珍愣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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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芬这孩子,手机从来不关机的,有什么急事都能找到人。

她让廖建国去问,廖建国拖了三四天,才回话说:"妈,我找了玉芬以前的邻居,说她搬走了,没留地址,不知道去哪了。"

廖秀珍拿着手机,脑子里嗡地一声。

她又换了个号码打过去——廖玉芬以前工作单位的座机,电话接通了,对面是个陌生的年轻声音,说廖玉芬已经离职了,什么时候离的,不清楚。

廖秀珍彻底慌了。她开始翻通话记录,把能找到的和廖玉芬有关的号码挨个打,同学、同事、以前的房东——要么说不知道,要么说很久没联系了,要么直接不接陌生号码。

她找到廖玉芬以前一个同事的号码,打过去,对方接了,说:"廖玉芬啊,她辞职之后就没联系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去哪了。她这个人挺低调的,走之前也没跟大家说……"

电话那头那人的语气很平常,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廖秀珍听在耳里,心里有什么东西开始一点一点往下沉。

就在她几乎断了念头的那天下午,廖玉芬的手机忽然通了。

铃声响了两声,接通了。

廖秀珍几乎是喊出来的:"玉芬!你跑哪去了?妈找你好久了,你手机——"

对面是一段沉默。然后,是一个她再熟悉不过的声音,此刻却像蒙着一层什么,平静,疏远,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你是谁?"

廖秀珍的声音卡住了。

她说:"我是你妈——玉芬,你怎么——"

对面没有回答,电话断了。

廖秀珍盯着屏幕,手抖得越来越厉害。

"你是谁",那三个字在她脑子里转,转,转。

廖玉芬不认识她了?还是根本就不想认?

廖建国托了关系,花了将近一个月,才打听到廖玉芬现在的住处——一个离市区有段距离的小区,不新,但干净,门口种着几棵法桐。

廖秀珍一个人去的,没让廖建国陪,也没让廖晓琳知道。

她按了门铃,等了很久,门开了一道缝。

廖玉芬站在门后,看着她,没有说"妈你来了",也没有让路,就那么看着她。她脸色比以前白,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不是愤怒,不是眼泪,是一种比愤怒和眼泪都更难应付的东西:平静。

廖秀珍站在门外,第一次在自己孩子面前不知道说什么。

沉默了将近一分钟,廖玉芬往旁边挪了一步,没说话,算是让她进来。

屋子里收拾得很整齐,没有多余的东西。

靠窗的小桌上,摆着一沓纸,最上面那张,廖秀珍没看清楚,但看见了纸上的一个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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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日期让她心里忽然一紧。

她走近两步,看清楚了——那是一张收据,上面的日期,和她把八十万打给廖晓琳的那天,只差了三天。

廖秀珍的腿有点软,她扶住椅背,想说什么,喉咙里像是堵了东西,什么都没发出来。

她看向廖玉芬,廖玉芬坐在窗边,没有看她,只是看着窗外。

廖秀珍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廖晓琳发来的消息,说孩子学费不够,想再借点钱。廖秀珍没有去看那条消息,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廖玉芬的侧脸,看着那张收据,心里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从脚底往上涌的恐惧。

那张收据上写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