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淘到宝：我居然在网络上找到63年前母亲的毕业合影|一高|学校|建国|毕业|班级群|许昌|高中

文丨曹昱

这是我多年来浏览网络获得的最大一个惊喜。

多年来，我一直深深地遗憾着。我经常想起母亲珍重的那个厚厚的牛皮信封，信封上贴着三枚蓝红相间的天安门图案邮票，敞开着的信封里装着母亲的照片，有十几张之多，有手拿“红宝书”的单人照、站在长江大桥前的留影、与家族亲人的合影，这些在当时十分稀罕的影像制品，对于儿时的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遗憾的是，我们家历经从农村搬迁到城市、父母婚姻破裂等等的劫数，这些照片逐渐遗散、损毁。直至母亲病逝，最后的几张照片，也在焚烧遗物的时候，冒着青烟消失在了这个世界。

2007年5月，母亲去世十五周年的时候，感母亲一生凄苦，从教三十余年，桃李不言，口碑皆传，但是，时光漫过各自的人生来去，很多人和事都淡化成了背景，湮灭于岁月的尘埃，母亲不该被淡忘于世间！一念入怀，我与胞兄酝酿给母亲撰写一部传记，以此作为对母亲最凝实的纪念，旋即开始在亲朋好友中搜集与母亲相关的资料，尤其是母亲生前的那些照片，失去的让我心痛，却也期望着能在亲友间会有意外的发现。

失去的永远只能失去，无法弥补！但是，诚心做事的时候，也的确可以获得一些意外的馈赠。在区工商局工作的表哥，从老家宅子里找到了两张斑驳的照片，一张是母亲那张手拿“红宝书”的照片，另一张则是母亲在娘家与姊妹和侄子、侄女们的合影；许昌师专当教师的四姨母，不仅给我寄来了她与我母亲在1967年10月的合影，还有母亲于1965年10月与闺蜜的合影、1963年7月与我表姐的合影。再辅以我和胞兄先后与母亲的几张合影，母亲的影像资料终于凑成了大致的系列。记忆里模糊存在过的，母亲上学时的班级毕业照、当教师之后的班级毕业照等等，却一无所获。到2011年4月，17万字并穿插数十幅图片的母亲传记《那年的烛光》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照片，依然是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遗憾。

这次浏览网络，只是习惯性地点开了一篇与许昌有关的文章，粗略地浏览下去，配文的一张班级合影与我模糊的一个记忆出现了重合，仔细看去，“许昌一高六三二班全体同学毕业留念”，落款世间“63.6.6”。对于母亲高中阶段的历史，写传记的时候，我已经有了比较多的了解。“632班”正是母亲念高中时所在的班。再读这篇文章，是去年“许昌高中建校120周年征文”之一，作者比我母亲晚一届，是642班的冉福义，文中提到的一些人和事，我也有所耳闻。

毕业合影距今已经过去了六十三年，又是网络传播的图片，清晰度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我还是能从模糊的影像中，找到了母亲所在的位置，为此，我找出母亲于1963年7月和我表姐的那张合影，对相差一个月的形象进行对比，同时，将对比图，通过微信发给四姨母，留言道：“姨，我在网上搜索到我妈上高中时所在许昌一高632班的毕业合影，您看一看合影里哪个是我妈。找了1963年7月我妈的照片以便对照。外甥”。

等待回应的时间里，我搜索关键词，找出一篇篇“许昌高中建校120周年征文”文章，期冀着有新的发现，也由此沉浸到了历史的记忆，回到了六十多年前，母亲求学时的许昌一高的校园。

许昌一高又名许昌高中，其源头目前可以追溯到五百四十年前的许州“聚星书院”，那是遥远的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不知道距离学校十里之外、早在明代以前就生活在那里的我们曹氏土著，以及母亲那一系的陈氏祖辈们，那时候与书院是否有过什么联系。历史的车轮一路碾压过来，又演变经历了光绪年间的“许州中学堂”，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正式确立为河南省立许昌高级中学，三年后又定名“河南省许昌第一高级中学”，位列河南省17所重点中学之一。许昌辖属十六县市的巅峰时期，许昌一高就是十六县市文教领域的一个珍珠，闪烁着光芒，是无数学子梦乡里的圣地，但是，许昌一高招生，不仅是政审严，而且学习成绩必须拔尖，尖子中的尖子才有希望，其盛名，到八十年代初，我在许昌上初中的时候，即便跟随父母去许昌一高拜访过他们的老师朱东篱先生，对许昌一高一直都是仰望着，从来没有考取的勇气，连念头都没敢有。

母亲讳名陈俊华，她求学时所处的时代，正处于新中国建设进程中遭遇特殊困难的阶段，全国上下勠力同心、共克时艰，散发出新中国第一代青年的蓬勃朝气，他们建设祖国的热情，滚烫了每一寸热血与土地。他们高歌着“把咱们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礼赞着集体主义，宣誓着那个时代：“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那时候的许昌一高校园，三十多米宽的主路一路向北，两旁是高耸的绿植，一左一右，形成了两片宽阔的树林，主路的尽头是十米高的照壁。过照壁，就是两层高的U字型主教学楼，也是校园的核心位置。楼前有一条东西向的主路，路两侧是两排硕果累累的核桃树。东侧南面那栋砖瓦结构的筒子房，是三个班的男生宿舍，因为男生比较多，阴面那排还搭成了上下铺。校园西南有一片桃园，每到春日便“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粉云似的花团深处藏着一处独院，那就是女生宿舍。学生的寝室里，圆木垫上连铺的木板床，学生们一褥一被，一人紧挨一人，寒冬腊月没有暖气，大家全靠一身硬气扛着，棉衣棉裤都压在被子上，蜷缩着身子熬过寒夜，用年轻人的韧性过着那段战天斗地的清苦日子。班主任或值班的老师会在夜里，常到学生宿舍查铺，为学生掖好被角。有一段时间，常有小偷光顾校园，学校还组织学生成立了巡逻队，后来还真就抓获过歹徒，受到学校表彰。

学校操场的东南角，是那时候的学生食堂，那是依着围墙搭建的宽大草房，中间一分为二，南面一部分为城市学生的食堂，北面的一部分是农村学生的食堂。身处“三年困难时期”与“国民经济调整恢复期”的学子们，正赶上1962年前后物价波动的阶段，物资依然紧缺，凭票供应是当时的铁律。所以，全校的师生生活都很清苦。每学期开学，每个学生需要上缴5元学费、0.8元洗澡费，还需要上缴男生每月9元、女生8.6元的伙食费。农村来的学生需要每个月自带27斤的口粮，甭管白面、杂面、红薯面，学校伙食处会进一步分类加工，原则就是带啥吃啥，每斤还需交0.17元，有些年还明确要求“报到时交100斤干菜”。

这些物资及费用的含金量，贴合在当年的物价，一元钱凭票大约可以购买7到8斤大米、6斤面粉、1斤3两猪肉、1斤半鸡蛋、100盒火柴、33个烧饼、25根油条。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大多数学生家庭都需要付出一定的辛苦和努力，才能颤悠悠地保障学生把书念下去。学生们的衣着没有太大的差异，没有相互攀比的眼神，更没有鄙视链，粗布衣、大裆裤是那个时代学子们最常见的穿着。许昌市区的学生多是走读，很少在食堂吃饭，其他城镇来的学生还有一些，南面食堂的饭菜种类，让农村来的学生艳羡不已；农村来的同学会用铝合金饭盒品尝蒸制的红薯干，那是弥补主食不足的免费辅助；自带的炒面，则是众多学生都懂得的节省伙食费的办法。当然，食堂里的大包子，比外面售卖的包子还好吃，吃也吃不够，是大家共同分享的美食回忆。

农村学生的家里人，隔一段时间会步行几十里乃至百里的路，来到学校送粮食；他们还会从家里带来一种放了盐的红薯面咸饼，平时就散开了晾晒在学生宿舍的窗台上，吃的时候干蹦蹦的能磕掉牙，需要用开水泡一会儿。学校设立每月最高7元钱的助学金，是大家努力奋进最为直接的驱动，也是引以自豪而无需谦让的成就。“我们的生活不仅有严峻的战斗，而且也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学习就是阶梯，就是通向理想和抱负的通途。

那些年，学校风清气正，师资雄厚，人才济济。校长李林是抗战时期的红小鬼，书记陈瑞华则是老成持重的长者，教导处的张时伦、林奎训，团委的刘玉昌、张建选，还有语文老师娄伯智、郑文木、张晓白、路百哲、路铁成，三角老师王松山，几何老师张金鼎、晋海亮、华廉臣，代数老师王书毓、张昆峯，政治老师张国华，历史老师朱东篱、谢建明，物理老师张自谦、刘观儒、刘红勋、任文波，化学老师安文赓、王国新、任喜鹤，生物老师司惕，俄语老师李淑华、岳绍君、杨蔚然，等等，无一不是学识渊博、教导有方、关爱学生的好老师。郑文木老师早在1938年就已参加革命；张晓白老师在解放前曾是《西安日报》特约撰述，发表抗日救亡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路百哲老师在解放前是长葛人公认的文坛巨擘、学运领袖；周森甲老师创作多部电影文学剧本，有作品发表在《电影文学》上。还有李淑华，曾当过苏联援华翻译……

时隔六十多年，从母亲学友的回忆文章里，看到曾经教导过我母亲或擦肩而过的那些老师们的身影，我能感受到许昌一高作为省重点的底蕴。由此而望，“1963年元旦的文艺晚会上，数学教研组的王书毓、袁迁寄、华廉臣、张昆峯四位老师表演了节目‘大实话’，歌词我至今还记得：‘二点定一线，三点定一面，三角板不能量时间，句句都是大实话……’”这种有声有色、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实实在在地践行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也是许昌一高每年秋季举办运动会、新年举办元旦文艺晚会，师生同娱同乐的一个缩影。

学校还给学生安排了内容丰富的校内劳动，在校园北边围墙划出一片长方形的地块，按班划分为南北条垄清晰的菜地，不仅学习之余就能在校园内直接参加劳动，而且又补充伙食不足，让农村来的学生们大展身手，各显其能。

校外，学校组织学生们到东郊农田查看庄稼长势，让大家贴近土地不忘本，筑牢初心。有意思的是，学校还曾组织学生到西郊贺庄劳动实践。贺庄是母亲和她的父辈、祖辈生活的村庄，也是建国初期以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许昌地区的“明星村落”，是孙中山同盟会成员贺升平的祖籍地；建国之前，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贺建华（又名贺仲莲）带领进步青年的主要活动基地；许昌首次解放的1947年，许昌市民主政府首任市长贺群（又名贺木莲）的出生地。贺庄在全县比较早用上电灯；全县第一个成立的高级农业社，率先拥有机耕队，用拖拉机耕地、用康拜因收割麦子；有木工组、铁匠组，有一个50多辆汽马车组成的运输队；还有托儿所、图书室、面粉厂，四邻八乡的乡亲、地区和县里的干部，还有当地驻军都常来这里参观，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也曾亲临视察，越南民主共和国参观团一行18人曾莅临考察……不知道许昌一高组织学生到贺庄劳动实践，与我的母亲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可以想见，那么多的师生们一起来到村子，母亲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和自豪，师生之间的纽带，以及对于学校的深情，更增添了丰富而具体的内容。

冥冥之中似乎还有着某种预示，母亲高考前的1962年秋季，学校曾组织学生参观了许昌市五一路南端的许昌橡胶厂。学生们排着长队，沿着郊野土路，踩着金秋的杨树落叶，兴致勃勃地深入到橡胶厂的生产车间，观看自行车轮胎的生产过程，震撼于机械化生产的力量，由此打开通向未来的一扇门窗。母亲肯定没有想过，十多年以后，橡胶厂的子弟学校，竟然成了她执教育人的最后一个学校，也是倒在岗位之上、人生最后的归宿。

许昌一高对于我母亲的影响，我从母亲的人生经历中都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影子：母亲毕业后走上了讲台，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从乡村到城市，一辈子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纯真年代的校园，纯真年代的师生们，纯真了一生的感情和为人处世，以及难以招架的人性演变；在人生处于极端困难，断了炊火，她从娘家要了一些红薯干，用水浸泡软了蒸熟充饥；婚姻破裂后，依着家属院围墙搭设棚屋栖身……

陷入到历史回忆的文字堆里，转瞬之间就是大半天过去，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四姨母给我回复微信：“你在照片中标注的不错，那个就是你妈。在那些女同学当中，你妈是最漂亮的一个”。我急忙回复道：“谢谢姨！我刚才让儿子在合影里找他奶奶，找的也是她。晚安，姨。”

与母亲密切相关的一张老照片，一段历史，由历史的亲历者如此郑重地得以确认，幸甚至哉，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