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以后，越军并未随之停手。从1979年3月至1984年3月，越军以老山、者阴山一线的骑线点为基地，向中国麻栗坡县境内发射炮弹两万余发，边境村寨的正常生活长期无法维持。
中央军委下决心拔掉这颗钉子，1983年12月5日向昆明军区下达了收复作战命令。陆军第14军军长刘子波，政治委员张友明，第11军31师军长马秉臣，政治委员曲明曜，加上配属部队先后进驻老山、者阴山战区，其中陆军第40步兵师师长刘昌友、政委陈培忠受领主攻老山主峰的作战任务。
1984年4月28日凌晨，代号＂14号工程＂的地面攻击与＂17号工程＂的炮兵压制同步启动。担任松毛岭主攻任务的119团在张又侠指挥下，采取多点突破、断敌退路的战法，仅用七分钟就占领了662.6高地，随后乘胜前推，两小时之内接连攻克松毛岭地区的18个高地，为主攻部队夺取老山主峰扫清了障碍。
5月12日，解放军步兵第122团两个营在41师炮兵火力掩护之下，仅用62分钟就攻上八里河东山。到5月15日，解放军完全控制了包括老山主峰在内的8个山头。按照传统的边境反击思路，达成战术目的以后部队本该回撤，然而中央军委在关键时刻决定：全线转入防御，各大军区野战部队轮番上阵，把这块山头变成练兵场。
越南一侧的情况则完全反过来。老山南坡下方紧贴清水河峡谷，可供利用的越境公路多为法国殖民时期遗留的窄旧路面，重型运输车辆根本无法通行，绝大部分物资只能借助小型吉普车、骡马以及士兵的双肩，靠人力在遍布腐叶碎石的山林里翻越好几天才能送到前沿。
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军队大约向越军阵地发射了180多万发炮弹，最集中的一次是1987年1月5日至7日的三天里发射了10多万发炮弹，其中有些直接落到河江市内。同样一枚炮弹的送达成本，两侧的差距要用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来衡量。补给线的长短，直接决定了双方能扛多久。
前沿越军部队所承受的物资匮乏程度，在越方后来公开的资料里并没有回避。担任渭川方向长期防御任务的第313师、第314师、第356师，缺乏系统的轮换机制，老兵带着旧伤长年坚守，新兵没完成基本训练就被塞上阵地。主食以粗粮为主，副食通常只有清淡的鱼干和鱼酱。
曾有高级将领对着队伍公开许诺，每人每天加半斤猪肉，一直到1989年10月中方全部撤离，这个承诺也没兑现过。饥饿到实在扛不住的时候，越军士兵开始偷附近百姓的存粮，也曾出现越军特工潜入解放军猫耳洞附近偷取压缩干粮和罐头的记录。军械和给养都是这样，一枚一枚往下数着用。
真正让越军难以摆脱被动的，是炮兵对抗中难以跨越的技术代差。中国方面在1984年前后引进并投入使用了英制＂辛柏林＂式炮兵侦察雷达，该型雷达重量约390公斤，能在几秒钟以内通过追踪敌方炮弹弹道反推出炮位坐标，为反炮兵射击提供实时数据。越军尝试过山洞隐蔽阵地、构筑伪装阵地、发射后即刻转移等各种战术，都难以摆脱这种即时反击。
面对越军持续增援的态势，中央军委也随之调整兵力部署。1984年7月，鉴于越军第三次＂北光会议＂制定的作战计划，中央军委果断决策，急调担任昆明军区战略机动任务的11军32师接管老山战区防务，同时命令南京军区1军1师、12军36师奉命开赴战区，做好轮战准备。
根据总参谋部电示，武汉军区第20军、54军，成都军区第13军、50军，广州军区第43军，分别组成以军为单位的第1至第5侦察大队，五个侦察大队共计3532人，于1984年7月27日前往云南麻栗坡县参战。
1984年7月12日，越军按照＂MB-84＂计划发起大规模反扑，成为整场轮战里最血腥的一天。越军316师174团、312师141团、313师266团、356师149团、876团及198特工团、821特工团等部队，乘夜暗从清水口子方向秘密潜入老山地区，准备分五路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加强师规模的进攻，越军副总参谋长黎玉贤和第二军区司令武立坐镇河江督战。
在中方炮兵的密集拦阻火力面前，越军突击集群几乎在展开阶段就被打散。这一天在越方档案里被第356师定为＂祭战日＂，越方近年公开的数字显示，仅这个师就有约600名干部战士阵亡。中方作战总结里，＂7·12＂战斗中我方阵亡298人，其中118团198人。这以后越军再也没能组织起同等规模的反攻。
据不完全统计，老山战役期间各大军区轮番作战，涵盖野战步兵15个师，加上炮兵、装甲兵、工兵、侦察兵等保障部队，参战兵力175567人，俘毙伤敌71231人，自身伤亡6099人。
撤军节点也非常清晰。1989年5月15日上午7时起，中国军队在其占领的若干个越南高地上炸毁防御工事，从那天起双方在越南北部边境停火，到1989年10月，中国军队全部从渭川县被占地区撤离。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993年2月10日批复，解除老山地区防御作战任务，撤销云南前指，边防部队转入正常守卫，停止空军航空兵和地空导弹部队在中越边境轮战。
对越南这个国家来说，代价远比几个师的伤亡数字要沉重。为了抵抗中国军队的第二次进攻，在5年多时间里，越南动员了几十个主力师、团以及特工、炮兵、工兵、防化兵，还有成千上万的民军游击队参战。
一个总人口只有5000多万的国家，长期维持超过百万的常备军，军费在国民经济里的占比一路飙升，重工业与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停顿，青壮劳动力被大量抽调到前线，后方农业生产严重萎缩。曾经号称＂东南亚米仓＂的越南在这一时期沦为大米进口国，主要城市不得不实行凭票供应。到1988年前后，通胀率一度接近三位数以上的量级，人均GDP长期在低位徘徊。
阮德辉本人对越军的总账也做了记录。他在被问到整场战役伤亡时给出的数字是，越军近5000名干部战士牺牲，9000余名干部战士负伤，目前只收殓了约1700具遗骸，仍有3000多具遗骸散落在渭川县的边境山地。
他还写到，成千上万的人受伤，数百个村庄被抹去，成千上万亩田地里埋的是地雷和炸药，直到那时仍有数以千计的烈士躺在战场上，遗骸没能找回，许多烈士的坟墓还没有出现在公墓里。
从1984年4月28日的老山攻坚，到1989年10月的正式撤军，再到1993年2月10日中央军委批复解除防御作战任务，将近十年的对抗以一种极不对称的方式重塑了越南整整一代人的军事和民生记忆。
这场战役也是截至202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一次经历的师级以上规模作战行动，是中越两国自1979年边境战争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烈度和血腥程度最高的冲突。阮德辉那本回忆录里少见煽情句子，几乎每一段都是数字和事件的堆叠，正因如此，＂重大伤亡＂四个字才显得格外沉。
对于一个5000余万人口的国家来说，用十年时间与体量、工业能力、后勤纵深都远超自身的对手打一场消耗战，其结果不仅是老山没有拿回来，更是把整个国家拖进了一段漫长的经济衰退和民生凋敝之中。
阮德辉：《渭川战争回忆录》，越南人民军出版社。
《老山战役》与《两山轮战》相关条目及中方参战部队战后总结资料，见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及《中越边境战争档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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