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手里攥着一张“胰腺癌晚期”的诊断书。医生说，最多三个月。
回到家，王建国正在阳台上浇花，头也没回，只说了一句：“今晚我不吃饭，你自己下碗面吧。”
我站在他身后，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声：“好。”
第二天一早，他提着行李箱走了。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我靠着门框慢慢蹲了下来。不是哭，是觉得这几十年，像是活了一场空。
三个月后他推开院门，看见我站在桂花树下，手里拿着一把剪刀。他整个人僵在那里，行李箱倒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你……你没死？”
我剪下一根枯枝，轻轻说：“死不了。不过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01
那天从医院回来，我一路走得特别慢。
从门诊部到公交站，平时十分钟的路，我走了快半个小时。太阳很大，晒得柏油路发软，我踩在上面，觉得整个人的影子都是轻飘飘的。
那句话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胰腺癌晚期。三个月。我脑子里反复转着这两个词，忽快忽慢，像老钟表里的摆锤。
我坐在公交站的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
四月的风暖融融的，吹在脸上带着一股子花香。
路边的月季开了，红艳艳的，扎眼得很。
我忽然想，要是三个月后，我就再也看不见这些花了。
上了公交，刷老年卡的时候司机多看了我一眼：“大姐，脸色不太好。”
我说：“没事，太阳晒的。”
那会儿是下午两点多，车上人不多。
我坐到最后排靠窗的位子，把脸贴着凉凉的玻璃。
车子一晃一晃地开，路边的店铺一个接一个地往后倒。
五谷磨坊、修脚店、彩票站、卖电动车的小铺子，那些我看了几十年的店面，忽然变得又清晰又遥远。
回到家，王建国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他这几年退休了，每天下午都看一个什么鉴宝节目，看得津津有味。
听见门响，他连头都没抬，问了一句：“今天菜价怎么样？”
我站在玄关那换鞋，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其实只有一包感冒冲剂，还是在医院门口的药店顺手买的。
我把诊断书折成小小的方块，塞进了外套内兜。
“还行，”我说，“菠菜三块五。”
电视里传出一阵观众鼓掌的声音。王建国翘着脚，手里捏着个遥控器，又说：“晚上做个红烧排骨吧，好些日子没吃了。”
我应了一声好。
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排骨冻得硬邦邦的，我拿冷水泡上，站在水池边发了好久的呆。
水龙头一直开着，哗啦哗啦地响，水漫过了排骨，漫过了盆沿，我都没发觉。
直到王建国叫了一声：“漏水啦！”
我才惊一下，赶紧拧上水龙头。他隔着客厅喊了一句：“想啥呢？”
我说：“没什么，走神了。”
那天晚上的红烧排骨做得很咸。我放了两次盐，自己都不知道。王建国吃了两口，皱眉头：“今天这是咋回事？盐不要钱呐？”
我说：“可能手抖了。”
他看都没看我一眼，把剩的半盘排骨推到一边，自己去厨房热了半碗昨晚的剩粥，呼噜呼噜喝完了。
我坐在饭桌前，一筷子一筷子地吃完那盘咸排骨，一点点都没剩。
吃完饭我去洗碗，他看了会儿电视就回自己那屋了。
我们那两间卧室，中间隔着一道墙，他在东头，我在西头。
分开了多少年了呢？
我站在厨房门口，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孙子王梓今年十二岁，刚生那年他们爷俩就分了房。
十二年。
夜里十一点多，我没睡，坐在床沿上。
窗户没拉窗帘，月光照进来，铺了半张床。
我把那封诊断书从口袋里掏出来，打开，在月光下又看了一遍。
纸上是打印的字，白纸黑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那行字写得规规矩矩的，却像一把刀，把我从三十多年的日子里生生剖了出来。
我听见隔壁传来王建国的脚步声。他上了个厕所，又回了屋，门咔嗒一声锁上了。
我就那样坐着，听着他关门的声音。月光照得我的手指发白，诊断书上的字慢慢模糊了。
我没有哭出来。只是觉得冷，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被子盖了三层也捂不热。
我本想明天再跟他说这件事的。可是那会儿，我心里忽然清清楚楚地知道一件事：说了又怎样呢？
不会有什么不同。
02
第二天，王建国比平时起得早。
我六点多起来做早饭，他已经穿戴整齐坐在饭桌边了。
头发梳得溜光，穿了一件熨过的白衬衫，皮鞋擦得锃亮。
他这人有意思，都退休了，还是每天活得跟要上班似的。
“今天跟老周约了去棋盘山，”他说，“中午不回来吃。”
我盛了一碗粥端过去。他接过碗，忽然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说不上有什么深意，像是顺嘴问的：“你昨晚没睡好？”
我说：“有点。做梦了。”
“梦见啥了？”
“忘了。醒来就不记得了。”
他点点头，没再问，低头喝粥。
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捏着围裙带子，看着他一口一口喝粥的样子，喉结一上一下。
我想说，老王，我病了，医生说我没多少日子了。
可那句话堵在嗓子眼，像一块泡大了的干馒头，怎么也咽不下去。等他放下碗，擦了擦嘴，站起身拿了包往外走，我才开口：“老王。”
他停住，半转过身子：“咋了？”
我看着他。阳光从门外照进来，他站在逆光里，整个人金灿灿的。
“没事，”我说，“你路上慢点。”
他摆了摆手，走了。门在身后带上，防盗锁咔嗒一声。那声音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响了很久很久。
我坐在饭桌前，把那碗他没喝完的粥端过来，一口一口地替他喝完。粥早就凉透了，米粒黏在碗底，糊成一团。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去了医院。
挂了肿瘤科的号，大夫是个年轻小伙子，戴个黑框眼镜，说话挺温柔。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电脑上的片子，说：“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做个进一步检查。之前那个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可能。”
我在那站了半天：“啥意思？”
“就是，不能完全确认是恶性。”他推了推眼镜，“下周三您再来一趟，我们做一个活检，结果更准。”
从医院出来，太阳还没落。
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天边的晚霞，红的黄的紫的，铺了大半边天空，好看得不像话。
我忽然想，要是下周三结果是好的，那这晚霞我就能多看几年。
可要是结果不好呢？那一夜，我躺在自己那屋的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隔壁传来王建国的呼噜声，断断续续，隔着一面墙，像是隔着一条河。
第三天，在菜市场遇见王玲了。
我那会儿正蹲在一堆土豆面前挑，听见有人叫了一声“妈”。
抬起头，看见王玲骑着电动车停在不远处，穿着件碎花连衣裙，头发烫了大卷，手里拎着杯奶茶。
“妈，你最近气色不太好。”她从车上下来，走到跟前，上下打量我一番，“感冒了？”
我说：“有点。这不买点菜回去炖汤。”
她点了点头，忽然压低声音：“妈，我爸说你们那套老房子想过户给王鹏。你知道这事不？”
我蹲在地上，手里握着一个土豆，土豆皮上沾着新鲜的泥。我把那个土豆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说：“没听他提过。”
“那回头你问问他，年轻人压力大，房子早点落了名，心里就踏实了。你说是不？”
她笑着看我，语气甜甜的，一双眼睛却亮晶晶地打量着我。我站起身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也笑了一下：“行，我知道了。”
王玲骑上车走了，红色的电动车拐过街角，不见了。
我又蹲下去，把那个土豆装进了袋子里。
袋子沉甸甸的，我拎回家，走到半路上，塑料袋的提手断了，土豆滚了一地，骨碌碌地散在马路牙子边。
我蹲下来一个一个地捡。旁边一个小姑娘看见了，跑过来帮我捡起来两个：“奶奶，您拿好。”
我说了一声谢谢。蹲在地上好一会儿，才撑着膝盖站起来。
那袋土豆回家后，我挑了几个晚上做醋溜土豆丝。王建国晚上回来，吃了两口，终于开了口：“你最近到底咋了？老是心事重重的。”
我说：“没咋。”
他放下筷子，头一次正眼看了看我：“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那一瞬间，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看了我几秒钟，又说：“上次王玲说的房子的事，回头你把房产证找出来，去办个过户。”
我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那房子是咱们俩的，你一个人说了算？”
“啥咱俩的？那是我爸妈的老房子。”他眉头一皱，“跟你有什么关系，去办了就得了。”
那天晚上，我吃完饭，收拾完碗筷，一个人坐在卧室的窗前，坐了很久很久。
窗外是个大月亮，圆滚滚地挂在天上，底下的云彩被照得亮亮的，像镀了一层银。
我坐在那里，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这几天反常的关心，原来是为了房子。
下周三，我得去医院拿那个结果。我没打算告诉他了。
03
周三早上，我六点就醒了。
窗外的天刚擦亮，灰蒙蒙的，有些发蓝。
我躺在床上，心口堵得慌，像压了一块砖。
穿了衣服，洗漱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有些乱，眼角皱纹又深了些，嘴角往下耷拉着，看着老了好几岁。
王建国还没醒。他最近睡得沉，晚上八点多进自己屋，不到十点就响呼噜。我踮着脚从他门口经过，走到玄关穿鞋时，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门。
又不是生离死别。我想。不过是个检查。
到了医院，挂号、排队、等叫号。
走廊里坐满了人，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忐忑的神色。
我夹在人群中，像一棵不起眼的野草，可那棵草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咚咚敲着，敲得我手心发汗。
叫到我的号了。
我推开诊室的门，还是那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大夫。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电脑里的片子，脸上的表情轻松了不少：“阿姨，好消息，您那个是良性的，炎症。之前的检查结果有误差，您放心。”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诊室的。
只记得在走廊上走了一段路，忽然双腿一软，整个人顺着墙根出溜到了地上。
旁边一个女人吓了一跳，跑来扶我：“大姐你没事吧？”
我坐在地上，眼泪哗地一下就出来了。什么都顾不上，就那么坐着哭了整整十分钟，哭得像一个丢失了许久终于找到回家的路的孩子。
出了医院大门，太阳亮堂堂地照着。我站在台阶上，仰起头，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天。那天蓝得晃眼，像水洗过一样。
我掏出手机，第一个念头是打电话给王建国。
号码拨到一半，我又停住了。
那个下午，王建国回来得很晚。
他进门时，手里提着一瓶酒，脸有些红。
他在饭桌上喝了两盅，话渐渐多起来：“今天去老周家，他说他家闺女组织了个什么‘夕阳红旅行团’，下个月去西藏，包吃包住包飞机票。妈了个巴子的，我也想去。”
我没说话。他给自己又倒了一盅：“你说我这辈子，天天上班下班，养家糊口的，去哪逛过了？活到五十多，连省都没出过。”
他说完这话，抬起眼看着我，眼神有些浑浊：“我去玩一趟，你不会说啥吧？”
我放下筷子，慢慢咽下嘴里的饭：“挺好的。出去看看，人这辈子，总得给自己活一回。”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这么痛快。很快，他笑了，举起酒盅：“那敢情好！我明天就去报名。”
我点点头。碗里的饭已经凉了。我一口一口吃完，没再说话。
夜里，我躺在床上，那封宝贵的“良性”诊断书就压在枕头下面。
我听见隔壁王建国打电话的声音，压得低低的，透着兴奋：“对，就报那个最长的线，十五天的！行行行，钱不是问题。”
我就那样睁着眼睛，听着。眼睛微微发酸，却没有眼泪。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做饭时，发现他已经收拾好了一个大行李箱，就靠在客厅的墙边。
崭新的箱子，是他去年过生日时王鹏送的礼品，一次都没用过的。
他把我给他叠好的几件厚衣服放进去，又把新买的保温杯塞进外侧袋子里，塞得满满当当。
“晚上的飞机。”他说，语气里有一种我很久没见过的轻快。
“嗯，”我说，“东西都带齐了？”
“差不多了。缺啥到那边买。”
他出门前，我在玄关替他理了一下衣领。
他比我高半个头，我得踮着脚尖才能碰到。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你之前说的体检结果，最后是啥？没啥问题吧？”
我的手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扯平他那条衬衫领子，轻轻说：“没啥事，炎症，吃点药就好。”
“哦。”他的声音像在想别的事，“那就好。”
他拉开门，外面的光涌了进来。我脱口而出：“老王。”
他回过头来。我看着他，他看着手表：“还有啥事？车快到了。”
“路上注意安全。”我说。
他点了点头，拉着行李箱走了出去。
电梯门开了，他踏进去。
我站在门框里，看着他站在电梯里，按下了一楼的键。
电梯门缓缓合拢，我看到了他的脸，他的脸被电梯里的灯光照得亮亮的，带着一种近似期待的笑意。
然后那扇金属门合上了。
再也没有了那扇镜子。
我缓缓靠在门框上。
一楼的电梯叮咚一声到了，我听见行李箱的轮子在大厅地砖上滚动的声音，越来越远。
他出门的第二个小时，我在他卧室的废纸篓里，发现了那张揉成一团的体检报告。
我的。
诊断书。
被揉得皱巴巴的，像一团没用的废纸。
我把它展开来，看了一眼，又对折，放进了自己外套兜里。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去厨房洗菜。水哗哗地流着，洗净了满手冰凉。我没有哭。
04
王建国走了十二天。
前五天，我每天照常吃饭、睡觉、买菜。
去菜市场的路上，经过那家理发店时，老板娘招呼我：“姐，头发长啦，剪一个吧。”我想了想，坐下了。
她从镜子里看着我：“剪短点？”
我说：“剪短点。”
剪刀咔嚓咔嚓地响，大把大把花白的头发从镜子里落下。看着地上那些头发，忽然觉得心里也不那么堵了。
第六天的时候，我翻了一次他的衣柜。
不是刻意去翻，是擦灰的时候，发现他大衣口袋里鼓鼓囊囊的。
掏出来一看，是一张银行取款回执，五万块，取款日期是他出发前一天。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五万块。
他这趟出门，带了五万块。
我们从结婚到退休，他从没带我去任何地方旅行过。
过年的时候，顶多回老家住几天。
他总说外面人多车多坑多，哪里都不如家里好。
原来不是不爱出门。
是不想跟我一起出门。
我去银行柜台查了一下我们两口子的账户余额。
本来想数数这些年攒了多少家底，却发现那个卡上的钱少了近三万块。
柜员告诉我，之前的记录里有几笔大额转账，去向是另一个账户。
我没有继续深究。一个自己已经做了决定的女人，对这些事没那么大好奇了。
那天晚上，王鹏带着王梓来家里吃饭。
王玲没来，说公司有应酬。
王梓长高了不少，进门就喊奶奶，声音脆生生的。
我给他做了红烧排骨，他吃得满嘴是油，说：“奶奶你做的最好吃！”
王鹏坐在饭桌前，低头扒了两口饭，才问：“妈，我爸几号回来？”
“说是十五天。”
“那快了。”他点点头，“他打电话给我了，说西藏那边风景挺好。”
我没接话，夹了一块排骨放到他碗里：“你也吃点菜。你最近瘦了。”
他笑了笑，低头。
我看着他的头顶，发现他头发里也冒出几根白丝了，恍惚觉得，时间这种东西，真不饶人。
等他吃完饭领着王梓走了，我收拾桌子，碗摞到洗碗池里，流水在耳边哗哗响着。
我洗碗的手忽然停住了，拿起电话，给邓律师拨了过去。
邓律师叫邓秀荣，是我师范的老同学，六十来岁，精神头比我都足，退休后办了个小律所。她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爽利利落：“秋芳，啥事？”
我说：“秀荣，我想问问，夫妻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怎么分？”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才传来她的声音：“你这是……认真的？”
我靠在厨房的台面上，看着窗外黑下来的天，轻声说：“认真的。”
那天晚上，我在床底下翻出来一个旧铁盒。
铁盒锈得不成样了，锁扣都坏了。
我费了好大劲才从床底最深处把它拽出来。
打开，里面是一些陈年的东西：儿子的出生证明，我们两口子的老结婚证，几张三口之家的旧照片，还有一本牛皮纸封面的存折。
那本存折，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翻开来，户主一栏写着王建国的名字，账上的余额显示，这个账户，他开了将近二十年。
十九年前，他爸妈的老房子拆迁，补偿了三十多万。
当时他跟我说，这笔钱还了家里的旧账，也就没剩多少了。
后来他妹生病，他又说借出去的钱不好追。
那些年家里紧巴巴，我每个月精打细算，连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舍不得买。
原来钱一直在这里。
一开始只有三十三万，后来每年都有进账，有增有减。
到如今，这存折上的数字，已经滚到了七十多万。
我拿着那本存折，坐在床沿上，看了一遍又一遍。
旧照片里，他抱着儿子站在门口，笑着，牙齿雪白。
那个笑容，我多少年没有见过了？
我不记得了。
窗外起了风，刮得窗框嗡嗡响。
我把存折放回铁盒的夹层，又把铁盒塞回了床底。
躺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像预想中那样生气。
只是觉得心口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在一点点变硬，像冬天河面上渐厚的冰层。
第十二天傍晚，我在厨房起了油锅准备炸带鱼，油在锅里噼啪作响。
手机响了一声，是王建国发来的一条微信。
一张照片，青海湖边的日落，斜阳铺满湖面，水色与金光交叠。
他没写字。
我把手机放在一旁，往锅里下了带鱼。油花溅起来，滋啦一声。那条微信，我没有回复。
05
王建国走后的第十五天，我拿到了全部资料。
邓律师的电话打过来时，我正蹲在院子里拔草。
那片桂花树下的杂草长得疯了，春雨一浇，几天就蔓成一片。
我每次蹲下来，一口气拔到腰酸才肯罢休。
“秋芳啊，”邓秀荣的声音隔着电话线也像带着叹息，“那笔钱没那么简单。你公公婆婆当年的拆迁款里，有三十万是姜阿婆那份。这你知道吧？”
姜阿婆三个字钻进耳朵里，我手里攥着一把草，动作停住了。知道。怎么不知道呢。
那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
姜阿婆是我家隔壁单元住的一个孤寡老太太，丈夫死得早，无儿无女。
她有几年腿脚不好，我隔三差五地给她送饭、收拾屋子。
老人也没啥能谢我的，逢人就说我是她亲闺女。
后来她病了，不行了，叫了公证处的人来，立了份遗嘱：把她的房子和积蓄都留给我。
她去世那年，房子拆迁赔了三十万。
王建国说，我们是公职人员，不能拿老人的钱，影响不好。
我听了他的话，把三十万给了老人一个远房侄子，自己一分没留。
原来他后来又把钱要回来了？
还是那远房侄子私下给了他？
我不知道。
可存折上的第一笔大额存入，日期，正好是姜阿婆去世后半年。
三十三万整。
那多出来的三万，大概是利息，或者什么补贴。
邓秀荣在电话那头轻声说：“秋芳，这笔钱有争议。但你这边的法律依据更强。老人立了遗嘱给你，你当时放弃了，可如果存在欺诈或者隐瞒的情形，你是可以主张权利的。再加上这笔钱存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属于共同财产的转化。”
她顿了顿：“你真要走到那一步吗？”
我蹲在桂花树下，手里攥着那把草，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
忽然想起了许多往事。
姜阿婆死的时候，我哭了整整三天。
王建国说，别哭了，又不是你亲娘。
他不懂。
老人把一生攒下的东西都给了我，我辜负了她。
如今我发现自己又被辜负了一次。而里面算计我的那个人，竟然是她的丈夫。
“秀荣，”我说，“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没为自己活过一回。这回我想试试。”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传来一个轻声：“好，我来办。”
挂了电话，我站起身。腰有些酸，扶着桂花树站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桂花的叶子哗啦哗啦地响。
第二天开始，我去社区广场上跟人学跳广场舞。
那些老太太们看见我来了，都挺热情，有人给我带了一个软垫子让我坐着歇歇。
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站在队伍最后一排，学着她们的样子抬手、抬脚。
姿势不熟练。
一开始动作僵硬得像根棍子。
慢慢地，身子热了，手脚也顺了，竟也跟上了节拍。
那首曲子叫什么《火火的姑娘》，调子欢快得很。
我跳着跳着，嘴角不知道怎么的，就弯了起来。
回家的路上，我拐去药店买了盒钙片。售货员问：“阿姨，给谁买的？”
我说：“给我自己。”
她看了我一眼，笑着说：“阿姨身体挺好的呀。”
我说：“是。正学着对自己好点。”
十九天的时候，王建国又发了几张照片。
这一回是布达拉宫。
他站在宫殿前，晒得黑了一圈，笑得露出一排白牙。
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女人的手影，比了个剪刀手。
我没有放大看。
只是大概明白了，他这一趟，从来就没打算只是一个人去。
我把存折复印件和准备好的材料用档案袋装好，放进了床头柜最底层。然后弯腰把那本旧存折也塞回去，顺手抚平了床单上的褶子。
窗外的桂花树上，冒出了细细小小的新芽。春天快过完了。
06
三个月后，八月初。院子里的知了扯着嗓子叫。
我在厨房里腌黄瓜。老方子，加了蒜和姜，还搁了一点点花椒。腌好的黄瓜脆生生的，咬一口咯吱咯吱响。我装了一玻璃罐，放在了冰箱里。
门外的道上忽然传来行李箱轮子滚过的声音。轱辘轱辘地响，越来越近。
我没抬头，隔着纱窗看见一个黑黢黢的人影走到院门口。
院门虚掩着，他在门外推了一下，门开了。
“咔嗒”一声。
没有人说话。
我手里那根黄瓜，刚好切完了最后一段。
我放下刀，解下围裙，擦了擦手，从厨房门走出去。
他站在院子当中。
我终于又见到了他。
脸晒得黑红黑红的，瘦了，但是精神了。
穿着一件花衬衫，脖子上挂着一台相机，皮凉鞋上沾着土。
整个人像是换了一个款式，包装一新，散发着远方气息。
他的行李箱侧放在地上，箱体上贴满了各种标签。
他看见了我，直挺挺地定在了那里。像有人突然掐住了他的脖子。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话，嘴角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来。
“回来了？”我说。
话从嘴里吐出来，平静，自然，像只是每天都要说的一句家常话。可我们的目光在院子里碰了个正着。
他上下打量着我，从头到脚，从脚到头，目光里的困惑一点点膨胀成惊恐。
他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你……你还好吧？”我知道他真正想问的是什么。
我不是得了癌症吗，医生不是说只有三个月吗。
时间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我却好端端地站在他面前。
我穿着那件他在家时没见过的浅绿色棉布褂子，头发剪得短短的，整整齐齐。
脸色确实不像有病的样子，院子里那棵桂花树下铺了两把旧藤椅，门边的晾衣绳上挂着洗好的被套，在风里微微摆动。
他像被定住一样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进了屋吧，外头热。”我说，转身进了厨房。身后传来箱子进屋的声音。
我给他倒了一温开水，放在茶几上。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动作有些僵硬。他端着水杯，低头喝了一口，才有些小心地问：“你……复查了没有？”
“复查了。”我说。
“是良性的，”我平静地看着他，“炎症。医生说之前结果有误差。我不是癌症。死不了。”
他的嘴张开着，半天没合上。慌乱从他眼底一点点地漫上来，像是漏了底的船。他嘴唇动了动：“那……那你咋不跟我说？”
“那晚你出门之前，正准备说。你走了以后，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屋子里安静了下去。厨房窗户的缝里，知了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他放下水杯，声音有些涩：“我……我这不是以为你……”他没说完，叹了口气。
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两手交握放在膝头，平静地看着他。他头发晒得有些枯了，眼角又多了几道褶子。
“这三个月，玩得开心吧？”
他的喉结又动了一下，没接话。
我的目光淡淡的：“老王，我活了五十多岁了，你第一次跟我说你想出去玩。当时你知道了我的病。你没有留下来。你没有说一句‘我陪着你’。你订了票，提着箱子走了。你在外面玩了三个月，花了多少钱，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你取的那五万现金，应该早就花完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出门前就跟你说了，我出去散散心，你那病，我在家也帮不上忙。”
“所以我死了，也没关系。”我轻声说，“这三个月，你连一个电话都没打给我。一条微信，发的都是风景照。”
他猝然抬起头来，像要反驳什么。我伸手，从茶几下面的抽屉里拿出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茶几上：“你看看这个。”
他看着我，目光里闪着一丝困惑，伸手打开了档案袋，抽出里面那一叠资料。翻到第二页时，他的动作停住了。
我看到了他的脸，一点一点变色。从红到白，从白到灰。他握着档案袋的手，轻轻抖了起来。
“秋芳……这个……这个是……”他好半天才组织出一句整话，“你这是查我？”
“是你自己留下的。”我说，“你床底下的纸箱里。你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去翻。”
我的手放在膝头，指尖微微地凉：“二十四年了。姜阿婆留给我的东西，你一句话，我让了出去。转过身，你又去找人家要了回来。三十万块，一分不少，存在你私人的户头里。这么多年，利滚利，七十五万了。”
屋里的空气像凝住了。他嘴唇哆嗦着，几度开合：“那笔钱……那钱是……我这不是想着，咱们老了有个底吗？都是一家人的钱。”
“一家人？”我发出一声鼻音，“一家人你瞒了我二十四年。”
他的眼眶红了红，喉结上下滚动。他整个人缩进沙发里，像被人抽掉了骨头。
窗外，知了还在叫，一声比一声长。院子里的桂花树被风吹动，树叶沙沙响着。我站起身，走进厨房，把切好的黄瓜段放进盆里，撒上盐，拌了拌。
我们这后半辈子的日子，就像那根黄瓜，看着还算水灵，咬一口下去才晓得，早就腌透了的。咸。涩。回不过去了。
07
晚饭我是做了的。
炖了一条鱼，炒了两个菜，还蒸了一锅米饭。他坐在饭桌对面，筷子捏在手里，吃得魂不守舍。他那张嘴还几次动动，又作罢。那顿饭吃得很安静。
吃完收拾碗筷，他把盘子端到水池边上，站在那里不走。我接过他手里的盘子，说：“你去坐着吧，我来。”他没挪步。
过了一会儿，他开了口：“秋芳……那笔钱的事，是我不对。”我低头洗碗，没答话。
他站在身后，声音有些发闷：“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那时也不愿想太多……后来就越攒越不想告诉你，怕你多想，怕你心里扎刺。”
水声哗哗的。
我关掉水龙头，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转过身来看着他。
他那张脸在黑里晒得脱了一层皮，鼻尖上还起了个晒斑，看着有些陌生，有些滑稽。
“我不是来找你算账的。”我说，“我是来告诉你，我要离婚。”
他瞪大了眼睛。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什么？”
“我说，我要离婚。”我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结婚三十多年了，分房十二年。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你拿了那份诊断书，能头也不回地走。那我活着，对你也没啥用。你死了，我也不会给你披麻戴孝。对不对？”
他急了，胸脯起伏着：“你这说的是啥话？我们几十年的夫妻，你说离就离？”
“你连我的死活都不管了，还要我怎么样？”我平静地看着他，“那你告诉我，你拿我当什么？”
他急得直搓手：“我那时候脑子一热……我这个人你也知道，不会说话。可是我心里有数，家里的东西都是有你的份的。”
“那我问你，”我说，“那本存折里七十五万，你藏了二十四年，可你告诉过我吗？”
他的眼珠子左右转了几转：“那个……那是我怕咱们俩都老了，万一有个啥事，手里的钱不活泛就麻烦了。”
“你攒你私房钱，怎么都行。但是姜阿婆留给我的那笔钱，你骗我让出去，再偷偷拿回来，一分钱都没告诉过我。你让我怎么信你？”
他沉默了。厨房的灯白花花地照着，他站在灯下，脸色灰败。过了很久，他声音低低的：“那……离了婚，你打算怎么办？”
“我自有安排。”
第二天，邓律师来了一趟。
她把拟好的离婚协议书放在茶几上，王建国翻看了很久，看的比他那西藏地图还要仔细。
他慢慢抬起头，语气里带着一股子阴沉：“这房子要一人一半？”
“这是婚后共同购买的单位福利房，法律上应当分割。”邓律师语气很平稳。
“那笔存款……她也要一半？”他的嗓子尖了，“那是我爹我娘给咱留下的底，凭什么她分一半？”
邓律师看着她，语气依然不疾不徐：“这笔钱存于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账户内。根据婚姻法，属于共同财产。何况其中三十万本金，本身是姜阿婆通过遗嘱留给郑秋芳的份额。郑秋芳当年自愿放弃，但本应属于她的权益，在法定上并未自然灭失。考虑到这笔钱，不光是夫妻共同财产问题，还涉及其原始权属。如果上法院，秋芳主张财产返还或者析产，她的胜算很大。”
王建国的脸一点一点地灰了下去。
他张了张嘴，又想说什么。
我打断他：“老王，我不是来跟你撕的。我给你两个选择。一，咱们协议离婚，财产各半。二，上法院。那时候，那三十万的来历往桌上一摆，法官怎么判，我可就说不好了。”
他坐在沙发上，双手撑在膝盖上，垂着头，看了很久的地板。那段沉默长到像过了三十年。最后他终于从嗓子里挤出两个字：“我签。”
邓律师把笔递过去，他在那份协议上签了字。手抖得厉害，名字写得有些歪。签完，他把笔往桌上一放，声音嘶哑：“行了。”
我看了一眼那个歪歪斜斜的“王建国”三个字，点了点头。好。这事终于办完了。我端起茶壶，替他续了一杯水。他没喝。
那个下午，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背影对着屋子。我透过窗户看他，他点了根烟，烟雾被风扯成丝丝缕缕的。
我收拾了他签好字的协议，装回档案袋里，放进了床头柜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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