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虞钧栋

1986年9月26日早晨,上海市南京西路1806号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长队可以说是再寻常不过了;但是,当今天的人们回看历史时,他们会发现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当天正是新中国第一股飞乐音响上市发行的日子。与此同时,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营业部也诞生了。当天上午9点正式开盘,飞乐音响开盘价为55.6元,与一年多前相比,其股价涨幅超过了10%,上市的100股股票在短短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即被抢购一空。

“自愿认购,保本付息”的股票

“当时我们还是从企业自身的利益出发,我们没有想那么远。”虽然飞乐发行股票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但对于当事人飞乐音响首任董事长秦其斌来说,这在当时不过是顺理成章罢了。那个年代,改革就像是一个有待开掘的宝藏。很多人都意识到其必要性,但是“怎么改”、“改什么”都没有答案。地处上海、刚刚成立的飞乐音响公司像那个年代很多的企业一样面临资金运作方面的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的飞乐当家人秦其斌了解到股票这一当时的新生事物,并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企业拿出一元,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一元,既解决资金问题,还能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达到调动职工积极性的目的。当时,由于相关知识的匮乏,秦其斌很自然地将股票和同样具有集资作用的国库券联系到了一起,并认为“国家集资发行国库券,企业集资发行股票,一样的道理。”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第一次正式以国债名义发行,其总金额达到40亿元,并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城乡人民购买20亿元。这样的一知半解让秦其斌对发行股票的决定毫不犹豫;也正是这样的一知半解造就了新中国第一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全部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共发行1万股,每股50元。飞乐音响被称为“小飞乐”,他的上级单位控股公司是上海飞乐电声总厂,被称为“大飞乐”,秦其斌当时也是“大飞乐”的厂长。

从现在的角度看,当时“小飞乐”的很多特性都有悖于股票的本质:它规定“自愿认购,保本付息”,按银行一年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算股息。这一点让它更像是企业债券,但也是这一点让社会大众产生了广泛的兴趣。于是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番热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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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打误撞的公开发售

说起飞乐音响的公开发行,其中还有这么一个故事:1984年8月,秦其斌在接受《新民晚报》记者采访时,由于对“向社会发行”的理解不同,将打算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发行股票集资,说成了向社会公开发售。于是,报纸头版一篇题为《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的报道,将秦其斌和飞乐音响推向了改革浪潮的风口浪尖。

现在,当事人秦其斌回忆过去二十几年的往事显得相当坦然。“上海的工商业者比较多,听到这种东西比我们的反应要快好几拍。即使不是公开发行,社会上也有人打电话,说也想买股份,那么要买就买吧。报纸一登,标题就更明确了。”虽然公开发行与当时内部集资的初衷不太一致,但这件事也确实从一个侧面带动的内部员工的认购。由于要向公众发行,公司不得不更深入地思考股票发行的前前后后以及各种制度性问题,更好地保持股人的利益。“后来经过反复的发动,反复的宣传、教育、解释,应该说大部分还是职工买了,社会上那股力量还是起了推动的作用,加了一把力,让火焰烧得更旺了一些。现在回过头来,很多老职工就很后悔没有买当时的原始股。如果购买了,现在都是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了。”

阻力来自四面八方

尽管当时全国都处在热火朝天的改革氛围之中,但毕竟一切才刚刚开始,问题很快就暴露了出来。比如企业在办理工商登记的时候,所有制的问题就令当时的飞乐有些难堪。当时的企业制度只有三种:集体企业、国有企业和个体经济。而对于新兴的股份制企业来说,无论哪个头衔都有些别扭。“这就像被扣上了一顶不合适的帽子。”时任飞乐音响董事长的秦其斌打了个形象的比方。

当然,像这样的制度性问题肯定不止所有制这一个。税收问题也同样棘手:当时国家只有针对国有企业统一的55%的税收。很明显,这样的赋税对于一个股份制企业来说是太高了。“我们就不得不积极呼吁,市里面也调查研究,最后创造出一种新的税收制度出来。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过程很激烈也很有趣,有价值也很痛苦。不适合你的帽子戴上去了,不适合你的衣服穿上去了,不适合你的鞋子穿上去了,所以我们在走的过程中,要把鞋子换掉,要把衣服换掉,要把帽子换掉。这个过程还要再重新找起来:哪件衣服适合你?哪双鞋子适合你啊?哪个帽子适合你啊?都要反复的讨论、反复的沟通。”每一步都是这样战战兢兢地走过来,也不知道会走向何方。

万幸的是,改革的火种没有因此熄灭。各级政府对于股票这一新生事物都抱着十分宽容的态度:1984年11月18日,飞乐音响公司在上海锦江小礼堂召开创立大会暨开业典礼,一家小小的新生企业,却吸引了包括市委、市政府领导在内的许多人到会祝贺;1986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接见时任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凡尔霖时,甚至将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当作礼物赠送给他。

“后来凡尔霖到上海来非要把小飞乐股票过户到他名下,在这个现场,交换他的股票”,秦其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