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苏海南：高管薪酬应符合中国国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
网易财经9月25日讯 G20金融首脑峰会24日-25日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网易财经频道邀请15位国内顶级专家做客网易，8小时访谈解读峰会内容，深入解读峰会议题背后的深刻内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高管薪酬”进行解读。
苏海南在访谈中指出，目前我国企业高管薪酬的格局特点是：非国有企业相当部分的高管薪酬偏高，少数人过高，个别人极高；而少数国有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部分偏高、少数人过高。
他认为，限制高管薪酬是各国对于全球金融行业企业高管薪酬偏高、过高的一种必然反应，也是一种民意的体现。应该着眼于建立一个金融高管薪酬与金融企业真实绩效紧密联系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够纠正这次金融危机的缺陷，同时有利于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高管限薪是民意体现
苏所长指出，金融高管拿的天价薪酬可以说是发动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很多国家的经济大幅度下滑，很多行业企业裁员减薪，甚至于很多企业破产，有的家庭甚至都解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华尔街和欧洲的一些金融高管还仍然要高额奖金，这确实让各国和老百姓忍无可忍。
限薪问题美国有明显私心
在高管限薪方面，苏所长认为美国有明显的私心，因为决定全球金融体系生死大权的就是由美国掌控着。
他解释，美国之所以能够掌控与他们华尔街的势力和人才聚集，拿出所谓金融衍生品是紧密相关的，基于美国要维持美元的霸位和决定全球金融体系的私心，他们唯恐建立一种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华尔街高管薪酬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唯恐这些人受到外国高薪的诱惑跳槽，影响动摇美国在金融体系里的霸主地位，所以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
中国企业高管薪金状况
苏所长指出，目前我国企业高管薪酬的格局特点是：非国有企业相当部分的高管薪酬偏高，少数人过高，个别人极高；而少数国有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部分偏高、少数人过高。
他透露，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这一块应该说还行，“我个人是这么判断的，平均年薪大概是在五六十万的样子，中石油、中石化也就是100万出头，工、农、中、建、交这些大行的行长、董事长也就是一百多万。”
建立金融高管与真实绩效挂钩机制
苏所长建议，以后不要用简单限薪的方式，而是要立足于建立金融高管与真实绩效贡献的紧密联系机制。“在此基础上该多拿的就多拿，但不该多拿的一分钱都不能多拿，这样既不会挫伤经营者的积极性，又不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感。”
他还说，“我个人特别企盼明天的G20匹兹堡会议能够就全球金融高管的薪酬监管机制建立健全达成共识，并制定相应的、明确的对策。”
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针对中国具体国情，苏所长提出，中国可以充分参考、借鉴国际上关于建立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基本原则、基本框架和大体做法，但一定不能照搬。并且，对国有企业要有一套办法，对非国有的要有另外一套办法。
他解释，中国的国情和欧美的有很大的差别。首先，我们国家企业的构成情况和欧美有很大的差别。国有企业虽然数量不多，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竞争领域，而且现在越做大越做强，同时也有很多非国有的上市公司，不论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都缺乏比较健全的监管机制，或者说是高管薪酬的激励约束机制。其次，我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的选拔任用机制，和国际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行政任命的，而欧美国家的国有企业很少，那个完全等同于准公务员，而我们这里既有等同于准公务员的，又有所谓通过一定打拼上来的，很复杂。
最后，他总结说，从全球来讲还是从中国来讲，都要建立一个真正科学的企业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反过来讲，还是要让高管的薪酬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风险、经营难度以及实际业绩相匹配，现在我们国家刚刚出台了进一步加强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应该说是结合中国国情率先走出的一步。
下一页：访谈实录
网易财经：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为您进行的是G20峰会网易八小时不间断直播的第七场，本场我们讨论的主题是高管的薪酬问题，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演播厅的两位嘉宾，坐在我旁边的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员，苏老师，欢迎您。
苏海南：你好。
网易财经：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郭老师欢迎您。
郭田勇：体好。
网易财经：近年来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究其根本原因，我们都认为是金融系统缺乏监管造成的，在本次G20峰会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希望在本次峰会上能够拿出限制高管薪酬的具体方案，法国总统萨科奇甚至扬言，如果拿不出这个方案，他将推出G20，虽然有传言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就限制高管薪酬问题拿出具体方案，但美国总统奥巴马似乎并不感冒，他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首先请问二位老师，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各国纷纷提出限制高管薪酬的问题？
苏海南：我是这么看的，这是各国对于全球金融行业企业高管薪酬偏高、过高的一种必然反应，也是一种民意的体现。大家知道，这些金融高管拿的天价薪酬可以说是发动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很多国家的经济大幅度下滑，很多行业企业裁员减薪，甚至于很多企业破产，有的家庭甚至都解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华尔街和欧洲的一些金融高管还仍然要高额奖金，这确实让各国和老百姓忍无可忍。所以现在提出（高管限薪）是很自然的事情。
郭田勇：我想是这样的，刚才苏老师讲了，其实这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金融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收入偏高，听苏老师刚才讲的，有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感觉，但我想这次还有一个层面，限制高管年薪，是大家在金融危机后一直对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的反思，大家找到了原因，由于高管工资太高，而且高管的收入直接和公司业绩挂钩，这样高管就会为了个人的高收入而引导整个公司采取一种冒险的经营方式，也就是我们讲的，金融创新过度是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恐怕可以通过限制高管工资进而使得高管在公司业务发展上相对更平和一些，而不去做过于冒险的举动，这样未来防止重新发生金融危机有帮助，他们大概是这样一种思路。
但我觉得，能不能通过限制工资的方式达到未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目的，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其实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经营风险的行业，任何金融机构经营都是有风险的，金融业无非就是在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的过程），作为一个企业来讲，如果不创新，就没有发展的空间，要创新就要有风险，如何取得这之间的平衡？当然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对金融业实施有效的监管。现在在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也在强调要改善金融监管，但大家对未来能否通过有效的金融监管防止金融机构冒险这件事并不是太有信心。
所以在我看来，限制高管年薪，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金融监管措施，也可以认为是由于现在我们对于能不能依靠强有力的外部监管来防止金融机构冒险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太有信心，所以要用限制年薪的方式来替代。
苏海南：在这点上我和郭老师的意见稍微有点不同，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肯定和金融业过于贪婪，通过创造所谓的金融衍生品来获得虚假暴利从而获得个人高薪（有关），对于这次高管薪酬的监管，我个人认为还是别把它讲成“限薪”，应该是着眼于建立一个金融高管薪酬与金融企业真实绩效紧密联系的机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就能够纠正这次金融危机的缺陷，同时有利于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郭田勇：就是刚才苏老师讲的，如何评估真实绩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很好的外部监管让金融机构既积极主动地进行创新，又不通过有毒资产和过于泛滥的金融衍生品侵犯别人的利益，如果能达到这种目的，金融机构经营的绩效的确是真实并能经过长期检验的，这时从经营结果中可以拿出一部分钱给高管，这时高管的工资无论多高，都是具有合理性的。
我们担心他们取得的绩效在今天看来盈利很高，明天来一个浪，一下就把这种不真实（的绩效）给浸没了，现在你给高管这么高的收入，完全是冒险性的，在他们获得收入后你又不可能让他们吐出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监管或者有力的外部措施客观评价出金融机构的真实绩效，金融高管的高收入如果是反映在真实绩效的基础上，就是具有合理性的。
但现在金融监管达不到这么强，没有办法保证绩效的真实性，那么限制薪水恐怕也是间接实现目的的一种方式吧。
网易财经：说到核心，还是考核绩效的标准问题。在这次G20峰会上我们看到，美国和欧盟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世界范围内，欧盟迫切地想就限制高管的薪酬问题达成共识，但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表示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经过分析，我们认为美国心有余悸的原因在于他唯恐监管力度太大而使企业丧失竞争力，
苏海南：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有明显的私心，因为现在决定全球金融体系生死的大权就由美国掌控着，美国之所以能够掌控（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与他们华尔街的势力和人才聚集，拿出所谓金融衍生品是紧密相关的，基于美国要维持美元的霸位和决定全球金融体系的私心，他们唯恐建立一种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华尔街高管薪酬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唯恐这些人受到外国高薪的诱惑跳槽，影响动摇美国在金融体系里的霸主地位，所以（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
郭田勇：前两天还有媒体采访我问我同不同意这个信息，我想说我很矛盾，既同意又不同意，如果没有那么高的收入，就没有那么好的激励了，但这对于创新、市场经济和美国传统崇尚的观念有冲突，华尔街为什么会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中心？在哈佛、斯坦福这些最有名大学毕业的MBA的第一首选地就是华尔街，你没听过最好的MBA会选择去匹兹堡或者底特律，就是因为在这里可以获得高收入，正是由于高收入的激励，也是使华尔街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美国的体制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官本位制度，当了官之后灰色收入比较多，工资少一点他们也并不在意，但在美国当官没有灰色收入，大家想，去华尔街比去白宫当官的吸引力高多了，完全是收入导向，因为美国的收入完全是透明的，这对于他们形成市场化和具有竞争性的体制是有帮助的。
金融危机这个问题，我们承认，金融业的发展的确过度了，脱离了实体经济，或者说开成了像赌场的东西，自己高速发展，自弹自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所以通过限薪能在一定程度上把金融业往实体经济上拉一把，不要搞那些五花八门，专门供大家赌博的金融衍生产品，而是踏踏实实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我们说，如果限薪能对金融业起到这样的导向，那我还是同意的；但如果限薪限制了自由竞争、限制了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东西，那我还是对此表示担心。
苏海南：我建议以后不要用简单限薪（的方式），还是要立足于建立金融高管与真实绩效贡献的紧密联系机制，在此基础上该多拿的就多拿，但不该多拿的一分钱都不能多拿，这样既不会挫伤经营者的积极性，又不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感，他的报酬是和他的人力资本以及他实际作出的贡献相匹配，如果是这样，我想大家都能接受。现在恰恰是拿着天价薪酬，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搞得全球都倒霉，所以现在大家反感就反感在这里，我个人特别企盼明天的G20匹兹堡会议能够就全球金融高管的薪酬监管机制建立健全达成共识，并制定相应的、明确的对策。
郭田勇：我想，应该在金融监管体制上进行有效改善，对于一项金融产品，可以通过外部风险机制对它进行有效的评价，保证你的真实可靠，没有欺诈性和可转嫁风险性，如果能达到这点，那对于这个金融监管体系就是有信心的，这个说起来亿，但做起来难，通过限薪，我想也能起到防止金融高管剑走偏锋的效果，但可能会牺牲一部分效率。
苏海南：我还是这样说，如果机制是健全的，应该不会牺牲效率。
网易财经：究其核心还是一个机制的问题。
郭田勇：如果机制是健全的，那就没有必要限薪。
苏海南：别说限薪，只要建立了这个机制，他该得的，哪怕再多，也是他该拿的，当然该交的个人所得税该交，但不该拿的一定不能让他多拿。现在要限的就是他不该拿的（部分），但我们简单讲“限薪”，总觉得不管他贡献多大，反正就是一个天花板，到这儿为止，这个理解是片面的。
郭田勇：金融危机后德国的女总统说，不就是金融机构嘛，最高收入，“天花板”就是50万欧元，欧洲急于弄出一个“天花板”，直接把收入封顶，有些人看来心里挺高兴，但我们也不能意气用事。
苏海南：咱们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刀应该砍在该砍的地方。
网易财经：应该砍在高收益高风险的那部分里。美国、欧盟、日本，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情和产业发展水平，如果在全球范围内就高管的薪酬问题达成一致原则，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苏海南：那肯定，我想，从这两天晚上看的情况来说，原来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差异是很大的，就如刚才郭老师讲的，德国、法国带有一定片面性的限薪，不管三七二十一，奖金砍一刀，年薪砍一刀，这个机制还是有点问题的。反过来看美国，美国的尺寸就太宽松了，当然18号美联储出台了一套措施，那些措施还行，最近这两天我看法德和美国，特别是英国居中，他们的意见有靠拢、趋同的趋势，如果我们就全球金融高管的薪酬监管或者说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来说，主要在基本原则、总体思路、基本框架、基本步骤上达成共识，很细小的部分，特别是限多少多少钱这个东西不要出，如果是就前面的部分，我看还可望达成共识，当然这里取决于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是否还是有很强的美国私心，为了维持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要维护华尔街经营者的高薪，那就不能达成一致了。
但在前两天的联合国大会上奥巴马就禁止核试验总的态度来看，好象他还比较不是偏执的私心向美，但愿如此。
网易财经：希望各个国家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这个问题达成比较初步的一致，郭老师怎么看？
郭田勇：前面也有一种观点，为什么欧洲特别主张限薪，这次金融危机，美国是始作俑者，欧洲是受害者，等于是帮美国买单的，因为美国是全球硬通货，欧洲大量投资者的钱其实都投到了美国，遭受到了损失，他们对于美国金融危机很愤慨，究其原因，他们心中对于限薪和防止高投机这件事的要求更强烈，而美国本身并没有他们那么强烈，所以欧洲提出（限薪的）呼声比美国高。只能这么分析，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觉得更为主要的是，欧洲金融业本来就不是很有创新能力，或者往负的方面说，他们对于有毒资产和冒险经营本来就没有美国那么强。
欧洲的银行规模都非常大，尽管银行可以做银行业务和保险业务、证券，但主要还是以传统银行业务为主。但衍生品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就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在搞，美国搞这些金融衍生品玩出火了，出事儿了，欧洲本来老老实实的，主要以传统业务为主，他们却受害了，这里面大概有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讲，欧洲提出限薪确实有他们在感情上的要求，当然，我们也觉得，美国这种过于泛滥的金融创新、过于冒险的经营手法在未来的确需要得到一些纠正，我们要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理解。
网易财经：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但由于欧洲绝大部分投资者都在美国，他们为美国的次贷危机买了单，这次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如果本期G20峰会就限制各国高管年薪问题达成一致，中国可不可以直接照搬这个经验或者是一致性规定呢？
苏海南：我是这么看的，第一句话，中国可以充分参考、借鉴国际上关于建立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基本原则、基本框架和大体做法，但一定不能照搬。
第二句话，为什么我们不能照搬，因为中国的国情和欧美的有很大的差别，首先我们国家企业的构成情况和欧美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企业的情况是国有企业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国有企业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竞争领域，而且现在越做大越做强，同时也有很多非国有的上市公司，不论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都缺乏比较健全的监管机制，或者说是高管薪酬的激励约束机制，其次我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的选拔任用机制，和国际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行政任命的，而欧美国家的国有企业很少，那个完全等同于准公务员，而我们这里既有等同于准公务员的，又有所谓通过一定打拼上来的，很复杂。
网易财经：中国的体制很复杂。
苏海南：对，第三，我们企业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特别是我们的基础管理，因为我们的公司制企业到现在为止不过二十年不到，九几年才有《公司法》，我们公司相比欧美的要不成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必须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抓好中国问题的解决。主要是两方面，对国有的要有一套办法，对非国有的要有另外一套办法，等会儿再说。
网易财经：苏老师是不是这样？不单单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生硬、机械地照搬原则和方法，都要切合自己国家的国情制定针对自己国家的薪酬管理制度。
苏海南：对。
网易财经：郭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郭田勇：单纯就限薪这事儿而言，其实中国限薪的迫切性可能比国外更强一些，相对来讲，可能我们更加需要限薪。
网易财经：中国的需要还更强？
郭田勇：刚才苏老师也讲了，现在我们的金融企业都是这样，比如各大银行，以国有银行为主体，银行业没有充分开放，民间资本谁想办银行肯定是不让办的，只有政策银行，只有国家批的，以国有资本为主的银行。同时银行的经营，国家也会给予政策保护，利率没有市场化，银行闭着眼都能挣钱，存贷差有三个多点，我到台湾访问，台湾银行存贷款差最小的时候只有0.3%，最后银行也能艰难地生存下来，我们有三个多点的存贷差，这是导致银行业取得高增长的重要原因。
现在一些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和高管会讲，你看，我们领导的金融机构获得这么高的收入，我给国家挣了好几百亿，为什么我才拿不到一百万？我应该拿上千万，或者拿好几千万，金融机构的高管们有这种想法是很难免的，确实金融机构挣了这么多钱。
但我刚才讲了，本身竞争不充分，国家对你又有政策保护，如果用你盈利多少钱给你提出多少作为个人薪水，那肯定是有不合理性的，你挣到了这个钱，换其他人也一样能挣到这么多钱，只要是在这个经营环境下。所以在这种体制下我们要考虑到国有为主的金融机构挣到这么多钱并不是高管个人有多大的本事、多大的贡献，所以国家对你们的薪水进行一定的限制更为必要、更为合理。
网易财经：苏老师，您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国限薪的历史，为什么发展到今天，我们国家限薪的要求如此强烈？
苏海南：首先我还是要说一句话，别说中国的限薪，从头到尾我都反对这个提法。
网易财经：可以说中国的薪金状况。
苏海南：如果作为一句口语，正确理解它的内涵讲讲倒还可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才确立起来的，在上个世纪1993年，我们是第一次引入了国际市场上通行的企业负责人年薪制做法，那是我还在劳动部的时候，报告还是我起草的，从那时就开始在企业负责人中逐步推行年薪制，有关部门曾经出台过文件草案，但是在国家层面一直没有出台过正式文件，其后我们非公有制的上市公司慢慢也就产生了、出现了，他们的高管也实行了年薪制，与此同时开始引入国际上的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的方式方法，随着进程往前推进，大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全国大多数省市有关主管部门就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年薪制以及中长期激励办法，陆续出台过一些文件，但这些文件的出台，因为没有国家层面总揽全局的指导和规范，各地出台的文件宽严不一、松紧不同，在执行过程中，就出现了有的年薪拿得比较多、有的年薪拿得比较少的不规范的情况。
本世纪初成立了国资委，国资委对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进行了管理，到04、05年左右，国资委开始出台了一个他们直接监管的央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出台以后，由于外部，这回可以说到美国了，美国的高薪和进入到中国的大部分外资企业（不论是金融还是非金融的）薪酬都非常高，他们以高薪挖国有企业的人才，迫使国企提高了他们的薪酬。从2002年以后，中国的企业高管，特别是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开始迅速攀升。
社会上老说有一个12倍到14倍的限制，但我要郑重声明，12到14倍不是政策的规定，而是当时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负责人的平均与全国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实际比例关系，前面一讲起来就是12倍、14倍的限制。在这个过程中，非国有的一块，特别是国有参股的一些，比如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到06年拿到了高达6600万的薪酬，这里面有4000多万是股权激励的内容，2000万是基本年薪加绩效年薪，但这样一种与一般职工平均收入相差两千六七百倍的差距显然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国情相差太远，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必须要尽快研究制定出台国家层面，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大概是这样一个脉络，由原来没有制度到有了年薪制、有了股权激励等制度，但这些制度在很多行业、很多部门、很多企业是参差不齐、很不规范的，薪酬水平由原来的不高甚至是偏低到逐渐提高，再到二十一世纪的迅速攀升，最后形成了一个格局：非国有企业相当部分的高管（薪酬）偏高，少数人过高，个别人极高；而少数国有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部分偏高、少数人过高。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这一块应该说还行，我个人是这么判断的，平均年薪大概是在五六十万的样子，中石油、中石化也就是100万出头，工、农、中、建、交这些大行的行长、董事长也就是一百多万。
网易财经：您认为这个标准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苏海南：我觉得这还是可以接受吧。它的问题在哪儿呢？国有企业的金融企业里恰恰是一些中小型投资、证券公司反而拿到了400万、600万、800万，去年还是今年，浦东有一个银行特别可笑，行长由200万减到120万，他的董事会秘书倒是拿到了280万，下面一个支行行长倒拿到了300万，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责任更重、风险更大、压力更大的反而少一点，而那些相对来说责任小、压力小、业绩也小的拿得多，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有的，包括非国有的，都缺少监管，缺少一个正确、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他们拿了很多不应该拿的。
但再补充一句，国有企业里也有个别、少数的属于酬不服劳，他拿的钱相比他所做的贡献偏少了一点，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正常的激励约束机制，让多拿了的以后不能再拿，少拿了的补上。
网易财经：郭老师，针对刚才苏老师提到的银行的例子，其实可以暴露出我国金融监管方面的很多漏洞，这些漏洞还有什么具体表现吗？
郭田勇：从金融危机来看，我们的金融监管能力已经比美国强多了，包括银监会的主要领导，在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经过中美在金融监管方面问题的对比后也发表了一些观点，比如我们在房贷上设置的门槛比美国高得多，所以我国金融监管的整体水平还是比较严格的，包括这次扩大内需，银行贷款上升速度这么快，我们对于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和拨备马上就提出了一些监管标准。监管问题现在看来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银行业前两年因为高收入受到了大家这么多的指责，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办法恐怕还是要开放市场，减少政策保护，让市场真正形成自由竞争（的格局），比如现在国有垄断行业非常多，只有他们能干，民营资本不让进来干，对于国有资本，让你挣钱就能挣钱，让你赔钱就赔钱，比如中石油，要你对群众进行一点儿补贴，让你让点儿利，那你就得让，并没有形成充分竞争，如果单单根据企业盈利的情况决定高管薪酬，显然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儿。
所以现在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现在美国限薪是由于市场化金融创新发展过度，出现了问题，由于（金融创新）过度，个人为了获得高收入而去冒险，我们现在是市场化发展并不充分、发展不足，而高管又容易强调自己在企业经营中的功劳，你赚到这个钱其实并不是由于你的能力，所以我们面临进一步鼓励竞争、开放市场（的问题），（只有）形成充分竞争，才能给你合理的薪水、合理的定价，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薪水）定价本身是缺乏基础的，工资根据什么来定？所以我想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放开市场，不要以国计民生为理由阻挡民营经济进来，让他们进来，充分竞争，这时公司业绩和薪酬挂钩才具有说服力，大家才能信服。
网易财经：早在G20峰会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多次表示不会在高管薪酬的问题上走得太远，我们想可能是他怕如果限制得太紧太死会丧失他们的金融竞争力，涉及到这个问题，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应该是如何平衡限制薪酬与调动积极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
苏海南：还是回到那句话，（不管是）从全球来讲还是从中国来讲，都要建立一个真正科学的企业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反过来讲，还是要让高管的薪酬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风险、经营难度以及实际业绩相匹配，现在我们国家刚刚出台了进一步加强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应该说是结合中国国情率先走出的一步。
前面我已经讲了，我们国家的企业高管薪酬在国有企业是金融，部分人偏高，少数人过高，而在非国有企业那一块，相当一部分人偏高，少数人过高，个别人急高，之所以出现这“几高”，核心问题是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都存在高管自定薪酬的问题，我甚至是这样判断的，美国华尔街的精英们之所以能够拿到高薪，要说他们的法律程序，一点问题没有，包括中国平安保险，都是薪酬委员会拿出薪酬方案报董事会，董事会审核再提交股东大会，程序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本质上是高管在自定薪酬，为什么这么说？董事会下设的薪酬委员会是听命于董事会的，董事会是由董事长召集的，往往众多上市公司的小股东根本不到会，少数人就把这事儿定下来了，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高管薪酬和他的实际绩效、承担的责任、风险、压力、难度脱节。
从国有企业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已经出台了一个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要贯彻下去，要明确相关的基本原则，我们的意见里有五个原则，我觉得讲得特别好，要使激励和约束相统一，该激励的要激励，该拿的钱一定要拿到，因为他承担了这么多压力、这么多风险，承担了这么大责任，作出了这么大的成绩。约束，就是你的薪酬程序是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而且你不应该拿到你不应该拿的那些（酬劳），通过搞虚幻的金融衍生品，或者把利润人为抬高好捞一把，应该排出这两者，如果是这样，我想问题就不大。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制度上的规范，还有监管责任的明确，这次中央出台的指导意见，人事部做什么、财政部管什么、国资委管什么，监察部、审计署都进来了，相关部门如何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监管体系，这一点也很重要，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抓好落实。
这里我还要讲一方面，对于国有的，我们是用政策完善制度进行监管；非国有的，上市公司这一块，包括G20面对的全球，恐怕只有一条路：健全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加强监督和监管。
从我们国家来说，应该完善《公司法》，允许持有上市公司1%或者2%股权的小股东有权对所持股公司高管的过高薪酬提出质疑，要求召开股东大会重新表决。我这个说法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路子比较接近，从一开始我就说，我们要有规矩、要有程序，要激励约束相统一，这样来做问题就不大，不会出现郭老师担心的经营者积极性被打击的情况。
网易财经：还是要考核他们对于企业实际的贡献。
苏海南：为什么说“审慎原则，探索实行”呢？因为中国股市整个是一个赌场，像过山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在这个背景下（高管）行权，把原来定价很低的股票一转手出去，那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往兜里捞，今年捞够了，明年股价掉到谷底，企业的实际业绩惨不忍睹，所以一定要把这种现象掐死，美国华尔街的问题也出在这儿。
网易财经：这也是美国华尔街问题的根源所在？
苏海南：至少是非常重要的根源之一吧。
郭田勇：欧洲这么强烈地要求限薪，这里有一个潜台词，奥巴马口口声声说要改革、要新建一套金融监管体系，但欧洲对于美国能不能建成一套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恐怕是没有什么信心的，以前我们说双线多投，分成联邦政府、州政府……监管机构十多个，一大堆监管机构。
网易财经：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国甚至是欧洲缺乏对于金融体系的监管？
郭田勇：对。
网易财经：各位网友，从G20峰会，从近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包括从各国对于限薪问题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出建设金融监管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下面要进行的精彩环节是“巫楠读报”，请各位网友听一听巫楠主编有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新关于G20峰会的消息，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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