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月14日讯 首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今日在北京举行，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次共同来华，与厉以宁、茅于轼等国内50位顶级经济学家共同对话和交流。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在“富国与富民”分论坛上认为，中国即使解决收入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内需还是启动不了。
中国还处在置业时期
根据孙立平教授的判断，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要经历一个至少20、30年时间的置业时期，一个置业时代的“内需所逼”，或者是叫做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财富形成时期，
他举例称，比如我们即使解决了收入的问题，原来买不起房的收入提高了，现在就琢磨得买个房子，已经买了房子当了房奴的，就想早一点把贷款还上，贷款还完了收入还增加的话，就想着怎么再买一套房子。
孙立平认为，中国不可能完全扭转“内需所逼”时期，只能适应这个具有确定性、人们可以预期的经济社会环境，尽早的渡过这个过程。
今后税负会加重
孙立平认为，中国目前还是穷国中的富政府，政府手里现在确实拥有大量的资源，资源也越来越多。现在政府手里掌握的财富应该用来营造这个环境，包括社会保障、减税，而且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尤其是不能加税。
孙立平称，现在我们要搞社会保障了，今后的若干年当中，税后的负担会进一步加重，税费负担的加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交点，就要努力解决用到什么地方。
三个明显的趋势
孙立平说，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不是截然相反的过程，它是是整个过程当中的不同环节。
现在最担心是这一段国退民进把这个分了，过一段国进民退，再从社会当中把大量的资源弄到国家手里，再过一段又变了，又国退民进又分了。如果形成这样的循环，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孙立平认为，一个社会的资源是在政府手里，还是在老百姓手里，从理论上来说也并不重要，关键是有一个机制。在政府手里，政府只要能承担社会福利的义务，相当一部分资源在政府手里也无所谓；在民众手里，他通过纳税来形成第二次分配也可以。不过，孙立平非常担心是机制的问题。
孙立平认为，在现在的机制下，有三个明显的趋势：一、资源向政府手里集中；二、社会保障要推进；三、推进社会保障的资源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民众，税费负担加重。
担心社会保障最终变质
孙立平说，我非常主张社会保障，包括我写的很多文章一直在强调社会保障，但是现在要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我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心，在现在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最后会不会变化这样的情节：我给你一件T恤，但是我得从你身上扒下一件羽绒服来？
因为现在政府拿到的资源不仅仅是国有资产的问题，包括税费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资源了。原来周天勇计算的，说2007年中国的GDP大约30万亿，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拿到的将近10万亿，包括税收的、卖地的、收费的、罚款的、社保缴费的，还有国有企业的盈利等等10万亿。我们13亿人口，一个人7000、8000块，三口之家两万出头，四口之家将近三万，相当大的数量。
然后现在的社会保障数量非常低，我们现在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钱不够了，然后得更大量的加税。但是加了税之后，可能只有一小部分用到社会保障上了，剩下的大部分又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了。
我觉得现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不是国有资产的惠民问题，现在我反倒担心会不会有一种更坏的情节。
担心税费不能用之于民
孙立平说，税负的问题原来秦晖有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税负的本身其实并不能够说明它合理不合理，其实国家拿多少税、干多少事这两个东西只要对等的就行。
问题是现在我们拿了这么多的税、这么多的费，办的事太少了，主要是用来养自己人了。我们现在讲的所谓三公，我们议论这么多年了，有关部门一直说没那么多，但是他自己一直不说有多少。但是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公车一年两千亿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他自己说的数。
我们就在北京开车可以看到，都不是说一般的公车，就说军车，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看到大街上这么多军车？我们把军费都花到什么地方了？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一个税率的绝对水平是百分之三十还是百分之四十合适，有一些福利国家比我们还高，关键是这个赋税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税费的负担很高，但是这个税费只能取之于民，不能用之于民，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惠民最主要有三个途径
孙立平说，惠民最主要是三个途径，第一是社会保障，第二是兴建社会的各种公用设施。第三点税费的问题。
税费里边有两点我担心的问题，第一点，我们现在的税制是高税率低增收，这个税费负担的加重在什么地方？就是把该收的都收上来。去年一年、09年一年，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大大的加重，不是说明的税率提高了，而是说原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税都提高了，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完全不用提高税率。
还有一点，我们地方的财政基本上靠卖地过日子。2009年我看到的数据，不知道是不是准确，一万个亿，但是地卖得差不多了，地卖完了，地方政府是不能不过日子的，这个钱从哪来？所以对税费负担的加重，我觉得这种担心不是不现实的。
而我们现在的一些税负，老实说我们有时候没仔细想这一点，就在北京的二手房，如果没有一个优惠政策，北京一个两百万、三百万的房子很正常的，在北京二手房的税收得多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是我要说的一点，要说基本途径的话，我觉得是这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要用这样的资源营造一个具有确定性的、人们可以预期的社会环境，我们要渡过这个时期。刚才我讲了，这个时期内需高度所逼。有一个数据，去年这一年世界上建的新房的一半是中国建的，去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12万亿，去年的一手房、二手房加在一起的销售总额6万亿。
当然，这不是算到12万亿里的，当然，这6万亿人们不是实打实的花了就完了，有一部分是按揭，但是根据一些地方的情况来说，按揭率不低于50%，也就是说真金白银花了3万多亿，除了这3万多亿之外，还有这一年人们付的按揭，就是月供、装修的费用、租房的费用、自建房的费用，去年这一年我们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12万亿，在买房、装修等等上面就得有4、5万亿。
所以我刚才说了这是一个一夜兴旺百夜衰的时代，问题是我们怎么渡过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有它的必然性，但是也有特殊的原因，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人们只有觉得这房子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给自己提供一点安全感。
我们可以想像现在的国人第一对职业具有一种很强的不确定性，不知道什么时候工作没了，这个收入没了；第二社会保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就没有社会保障的确定性，不知道小孩的学费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怎么给老人养老；第三对货币本身没有信心，具有一种很强的不确定性，就是四十、五十岁的人了，手里有一百万够养老吗？不知道，十年以后一百万能养老吗？不知道，是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说你给他加点工资就消费了？不可能。所以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建立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而国有资产可以在这里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
作者：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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