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月18日讯 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业“过大不能倒”的话题一直被炒得沸沸扬扬。奥巴马政府最近推行从税改进行银行系统改革步骤究竟是否走的对，最新精选的两篇文章则对该改革持肯定态度。

阅读全文如下，原标题：The Two Worst Arguments Against the Bank Tax：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银行税解决不了“银行大得不能倒”的问题。而且这个税款可以说是太少了，虽然我认为提高这项税收的一个障碍是我昨天所说的那个问题——即至少还有一些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成问题的，在经济复苏尚处于如此早的阶段就从中抽走大量资金也许不太合适。（我想，特别是花旗集团。）即便如此，这也是个好提案，它将筹集一大笔钱（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看，10年1170亿美元也不是个小数目），并提供一个遏制银行变得越来越大的因素。

这个提案看起来是如此合理，事实上，令我有点惊讶的是，奥巴马身边有人（即认为这个计划太严厉，而不是太手软）反对它。但银行业的确如此。现在似乎已经出现了两种主要论调。第一种论调（很奇怪，左右翼都各有一些人提出）是，任何税收都将转嫁给消费者。现在，这一论调可以而且就在被用来抨击任何公司税，而鉴于美国人一般都认为公司税是理所当然的，就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说明这个税应该是一个例外。更重要的是，它太不可能成为现实。可以肯定的是，部分税金将转嫁出去。但是，奥巴马提案不对资产低于500亿美元的银行征税，这意味着大银行到了因征税而提高价格的地步，就会使自己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好了，也许所谓的消费者将最终为这笔税款买单尚有争议，银行说客真正承认的是，规模较小的银行确实不是大银行的真正竞争对手，不会威胁到他们的价格。但我不认为这是个论据——“大银行强大到，可以将任何成本的增加转嫁给消费者”——这就是银行说客真正想要说的。

第二种论调更加可疑，即税收会抑制信贷。乔恩·希尔森拉特(Jon Hilsenrath)提出的这种论调，版本比较他说，由于银行需要增加债务来提供新的贷款，那么对债务征收任何税款都将减少贷款量。在目前情形下，第一，银行并非一定要增加负债来提供新的贷款：他们还可以通过筹集资本金的方式。换言之，银行可以通过出售股票来筹集资金，然后再借出去，而不是借钱进来再放贷。事实是，这笔税金少到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银行本身的资金筹措方式，但是，任何鼓励银行更多地依靠股票、少依赖债务的做法都是好的。

更具体地说，希尔森拉特的说法的言下之意就是，银行放贷已经是开足了马力，因此，如果他们想发放更多的贷款就需要扩大其债务规模，而课税将起阻碍作用。但这也很不靠谱：银行目前拥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储备，这些现金实际上就闲置在银行里。如果他们想要发放贷款——而且如果有足够的贷款需求——这些也是绰绰有余，根本不必增加一厘负债。换句话说，这个税款对贷款的影响将近似于零。

请参看纽约客的约翰·卡西迪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拉古拉姆·拉詹访谈

我在拉詹（Raghuram Rajan）在布兹商学院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话题从关于他和商学院的几位同事在过去几年中的学术工作开始渐渐谈到2007年的银行业和流动性的问题。除了探究了事后重要性得到了证明的理论问题外，拉詹在2005年夏天具有先见之明地警示了牵涉到信贷市场的金融崩溃风险。我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芝加哥给人一种市场效率堡垒的印象，它还是金融系统中更具怀疑精神的研究的大本营。

拉詹：忘掉公众言论吧：这里所做的研究本质上切中要害——流动性问题、流动性可能会枯竭的事实、谁会在那些情况下提供流动性。从多个方面看来，我的同事之一道格·戴蒙（Doug Diamond）都是现代银行运营理论的创立者。他写了本关于银行挤兑的书。当他四处奔波演讲时，人们常常说，“你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不幸的是，他研究的东西在最近这段时间内成了再真实不过的现实。

问题是，研究发动思考，这里在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极端的人频频露脸，他们说：“什么也别做了，清算一下吧”——安德烈·梅隆（Andrew Mellon）式的观点。芝加哥也有人持有这种观点。另一些人知道，金融体系与大多数的公司有异，而且要重要得多。是的，你可以毫无问题地关闭一些银行，但有些银行纠结得让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有些人——例如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以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哦，我们知道如何关闭这些银行。我们在I.M.F.这么干过。”I.M.F.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规模的——甚至从来没有想象过。美国已经关闭了美联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银行，至少说是解散了它们，这些都是真正的大银行。但是，当你面对花旗集团或美国银行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必须找出如何去做的方法——在不出现任何问题的前提下。在对待银行的问题上，我们以前本可以更加严厉。就算是现在，我们也可以比当前的更严厉。但要认为那是小菜一碟——只是将它们国有化或关闭的问题而已——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我要说的是，在这件事上找不到简单的答案... ...一个人不必腐败或被金融行业收买了说，嘿，等一下：这并非像让他们破产或把他们统统接管那么简单。这就是我对银行业的看法。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做了需要做的一切。我认为不足之处在于，我们没有做的事，即我们没有使银行去面对更多的痛苦。否则可以让政策上需要做的事情容易些。

你说的“使银行去面对更多的痛苦”是什么意思？更严格的监管？让政府做大股东——走英国路线？

股份及其他东西。举例来说，即使现在（政府）也可以要求所有超过一定数额的奖金以股权支付，是真正的股份。现在银行的做法是，以股权支付，但同时（在市场上）中回购相同数量的股份。所以不存在资本的增加。

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国内的每个储蓄者实质上在支付大量的税金，去帮助金融系统摆脱困境。我们的货币市场帐户都在受到榨取——只有0.25%的利率——而几乎银行持有的每一份资产都获得了巨大利差收入，因为银行是以近乎零的利率获得融资的。这样做还有另一种方法——尝试一下应该也不错——就是强迫银行大力增加资本。

所有这一切的关键是什么？所有这一切的意义在于要银行发放贷款。唉，除了贷款以外，他们什么都做了。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有利可图的放贷机会。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每个储蓄者都要为此付钱？因为你不再让他们贷款，你没有得到更多的投资，而更多投资正是利率如此之低的全部意义所在。其实，你现在做的就是堆起另一大堆资产泡沫。

另一种方法是使银行感受更直接的痛苦。举例来说，如果他们有充裕的资本，却发现他们无法支付奖金，因此，所有这一切钱都拿去扩大资本金了，他们则有动力去发放贷款来减少他们的有效资本。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平民在为银行买单。让银行去为自己买单吧。

这脱离了整个芝加哥的问题。但我要说的是，芝加哥有种极端的说法是：“不管后果。是什么问题让个别银行破产的？”你是否持有这种观点取决于你认为银行作为一个机构有多重要。道格·戴蒙和我都认为它很重要。银行里存在很多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如果你放走它们，就很难（重）聚了。

你怎么看待危机的起因？

即使在芝加哥，对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有着那么多不同的解释。或者是金融体系本身的代理问题。或者是市场失控——迪克·泰勒（Dick Thaler）应该属于这个阵营——这样那样的非理性繁荣。或者是是政府干预——把信贷强加给不太富裕的人群的说法。我的感觉是，如果你认真地想一想这个问题，所有环节都很重要。

发达国家发生这种系统性危机时... ...发展的关键在于你对其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没有信贷的平民性扩张。没有银行失控。有合理的监督。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你有良好的机制。而这一切都崩溃了。那可能暗示它不是一次小崩溃，不是一个小差错。你不能把所有都归罪于格林斯潘（Greenspan）。这是一次系统性崩溃，我们需要研究其发生的原因时要看得更广阔。

你在芝加哥呆了多久？

我是1991年来到这里的。

那时是否与有效市场假说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 ...我到这里时，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和拉丁金·法马（Gene Fama）是金融组的领导人。显然，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信服旧芝加哥学派观点。从那时起，我可以这么说，迪克·塞勒（Dick Thaler）和罗布·维什尼（Rob Vishny）一直是主张有一些东西严重偏离了基本面的两个重要人物。一种强有力的效率形式的全部意义在于：如果人人都知道它有毛病，为什么他们不去纠正它呢？维什尼的论题一直都是研究它为什么没有得到纠正——限制套利之类的东西。我认为这是相当有说服力的。迪克·塞勒的（工作）一直都是研究人们如何犯某种类型的错误。这本身并不足以解释的重大的偏离。如果有人犯错了，其他人为什么没看到那些错误并尝试去利用呢？

是谁引进了塞勒和维什尼？是否是尝试扩大芝加哥学派观点后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

维什尼有所演变。他来的时候是个彻头彻尾的企业金融方面的家伙，后来他对市场效率之类的事情产生了兴趣。他说话算话。他经营过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基金。现在他回来了。维什尼进化了，因此他不是一个进口病毒。塞勒是直接进口的。我认为是法玛（Gene Fama）的功劳，维什尼在这件事上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告诉你。迪克·塞勒原来一直在教市场效率的课程。他会花9个星期灌输市场是这样那样地无能的观念。到第十周，他就邀请法玛来上课，然后他就把迪克在前9周里教给那些学生的观念全部推翻。这就是芝加哥最棒的地方——你可以有争论，但你尊重对方的观点，即使它与你的截然相反... ...。这不针对人，而是针对思想。不幸的是，在太多的科系里，意见的分歧转变为个人的分歧。这就是在芝加哥的一个重大区别——我们评论思想，而且内部争论得很激烈，但不针对人。

商学院和大学经济系有没有很大的区别？

你知道，经济系有这些巨头。我认为商学院里大人物较少... ...或许商学院商学院里没有多少巨头，但也可能是这里的文化是更加海纳百川的。

作为一个局外观察人士，有时看上去商学院开始对经济系形成威胁。是不是这样？

我们有很多更年轻的人——只是因为我们的规模。我们有一个经济组，一个行为组，一个金融组。我想，在人数上我们更庞大。而同样，商学院通常有大量的资源，等等。所有这些都有所帮助。但我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很难被超越的经济系。

是否有许多关于危机的内部辩论？研讨会之类的？

噢，是的，危机开始变得越来越糟时，整个校园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研讨会。餐厅里也到处是这方面的辩论，没完没了——再说一下，因为我们内部对原因和补救办法的看法有所不同。它归结为两三个方面。

一、在何种程度上是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和错误，相对于被扭曲的诱因。

二、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如果让它们全部瓦解，它们能否立即再生，还是一旦崩溃就有有重组的困难？有人说，先清算，然后从灰烬中你将看到凤凰涅槃。有人说不对——覆水难收。

三：也有一些关于以金融中心与政治体制关系程度的议论。左翼和右翼人士的通常认为两者关系密不可分。中间人士则认为（决策者）处境很困难。

所以，你有点同情盖特纳（Tim Geithner）、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其他奥巴马政府的人吧？他们受到对华尔街心太软的抨击。毕竟，人们快要忘记了2008年底和2009年初的那段日子是多么的可怕。

（点头）的确如此。很多人曾说，唯一的出路是将银行国有化，现在他们不再重复他们那时所说的了。说“让他们都倒闭”的人怎么啦？他们也不再说了... ...。也许让他们倒闭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谁知道呢？但是我认为，你至少得把让恐慌停止蔓延归功于政府。我认为这部分归功于（汉克）保尔森（Paulson）。这个政府继续做了一些他所做的事情。

现在，他们都在一个他们真正在弥补的环境里行事了，所以，我很同情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我事后，即使在当时也的确认为，他们本来应该采取严厉得多的措施。他们的担心是，如果再严厉一些，经济将会再次探底。我当时认为，他们本来应该更加严厉。

你的意思是，在他们派发债务担保和注资等等的时候？

是的。当时，他们本可以要求更多（回报），但我不认为他们的重点是这个。现在的问题是，银行看上去好象从来就没有出现过问题一样。这是他们事后的理由：我们用盈利来还你的债。那么，没有人愿意再借给你。政府应该以无穷大的有效利率来计价。没有可用的数量时，价格是无穷大的。（笑）所以，争辩说因为你还债了它就不是贴息贷款是荒谬的。他们知道这一点，但很明显，要公诸于众比较难。

那么，我们何去何从？

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一直多方面地鼓励过度消费，作为其他还未能解决的问题的缓和办法。因此，我们得过且过，因为这次危机还没有足够严重（到促成大变化）。我们用光了所有的子弹。我们再也没有子弹了，我们又重新开始进入鼓励冒险的进程。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会很快进入另一次危机。但是，如果我们不解决根本问题，我们有什么储备？这是我所担心的——我们将脱离危机，而没有认真想想我们需要纠正的问题。我们把奖金之类的当作问题并加以限制。但我们并没有涉及深层次的潜在问题。

回到您自己的金融研究：你有没有在内部遇到任何反对它的意见？

没有，我们并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我们的研究是关于流动性及其枯竭的可能性。它不是关于市场效率或诸如此类的问题的。它是技术性的，而且有点晦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做的是在传统理论里加一些制度上的细节。

在芝加哥有没有您这一行的先驱？

有啊，有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科斯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研究这个是从对组织的担忧开始的。

我们已经谈到了有效市场理论。您对与芝加哥学派有关的另一个现代大理论——理性预期假说？那个学说现在怎么样了？

宏观经济学专业的缺点是并不主要在于理性预期——这是一个方便有用的工具。而是忽视经济下坠。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能力这样做是因为管道工程没有备份。现在，管道工程已经备份了，你发现贷款并不是真正在一个原始、纯粹的市场里发放的。事情就会糟糕。如果没有人愿意以任何回报率把钱借给别人，信贷量就受限了。

它并不太多是理性预期，我认为那是一个重要的进步。错误在于我们认为经济运作相当好，我们可以忽略制度上的细节。我们现在知道那是错误的。

作者：詹姆斯·索罗维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