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名经济学家迟福林的经济观|迟福林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等主编的《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丛书在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理论贡献被收录丛书。现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迟福林，1951年8月生，山东蓬莱人。1968年-1976年在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任宣传干事；1977年-1984年在国防大学政治部任宣传干事、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教员（其中1978-1979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1984年-1986年在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学位；1986年-1987年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1988年-1993年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主持两个机构的全面工作；1991年至今，历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执行院长、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主要社会兼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海南省政府咨询顾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全国行政管理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迟福林的经济观

一、20多年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

2008年“两会”期间，《人民政协报》发表专访，概括迟福林20多年的改革研究生涯：“他身在海南，却放眼全国。他现在是学者，却曾经是官员。他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见长，每年主持多个改革热点课题的研究，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这个偏于一隅的学术机构放眼八方，蜚声海内外，使这个位居天涯海角的‘学术重镇’以巨大能量辐射全国，成为中国改革研究重要基地。他，就是被称为改革‘智囊’的迟福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迟福林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起航，长期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围绕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政策需求，潜心研究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课题。发表论文500多篇，出版中英文专著22本，主编改革研究报告58本。

迟福林改革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前瞻性、战略性和对策性。90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笔提交的100多份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许多被直接采纳，有的被用作中央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起草的重要参阅件。他以服务于改革的政策决策为己任，很多改革研究成果在改革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回顾迟福林主持的重大改革研究课题，可以看到他竭心尽力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的历史轨迹。

1991年，迟福林提出社会主义需要市场，随后又提出从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过渡的改革思路；同年开始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建立从“以公积金为主、个人账户为辅”逐步过渡到“以个人账户为主”的中国社会保障模式；1992年提出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主张全面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他先后提出的“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本——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主张”、“国有资产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建立国有控股公司深化国企改革重头戏”、“历史的必然——国有资产市场化”、“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等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观点，其中“我国股份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正确方针”一文获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海南新体制构架与实践》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八五”重点出版图书奖，“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文获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当前确立劳动力产权至关重要”一文获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

1993-1995年，在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迟福林主持经济快速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课题，提交了“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五十条建议”，受到相关部委的高度重视，被国家有关部委在制定政策时大篇幅采纳。

1996年，迟福林主持商业银行体制改革课题，提交“以解决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建议”，引起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

1997年-1998年，他主持研究“农民土地使用权课题”，提交了以“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题的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该建议报告被用作中央主要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的参阅件；“赋予农民长期而又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被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直接采用，“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至少30年不变”、“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应当给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等建议，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过程中被用作参考资料。

1998-1999年，他主持研究“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形成的研究报告被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调用50套作为参考资料。

1998年-2002年，迟福林连续5年主持“基础领域改革”课题，重点研究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公共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提交的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报告在基础领域改革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有专家指出，当时形成的研究成果对目前深化垄断领域的改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2003年SARS危机中，针对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中政府角色的现状，迟福林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议，呼吁“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安全、收入安全、养老安全、健康安全，建设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构建以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保障网络，完善危机管理制度和危机处理机制，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全，都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

2003年以来，迟福林致力于政府转型与政府作用的研究，先后提出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并完善公共服务体制”等重要理念，得到了高层领导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对改革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海南经济特区20年改革发展的某些重大战略决策，都与迟福林的研究密切相连。

1988年-1993年，迟福林主持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全面工作，负责海南特区“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主持创立“个人账户与社会共济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海南模式，为海南特区率先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并取得成就、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做出了贡献。随后又主持“海南特别关税区”课题，形成上、中、下三个总体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多方面的赞同。

90年代中期，迟福林主持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研究课题，形成《关于实行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的建议报告》，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关注；他长期坚持洋浦自由港区研究，多次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交关于洋浦自由港区建设的研究报告和建议报告，为中央相关部委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决策提供了研究支持；他主持海南特色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体制机制课题研究，提交《突出“特”字——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研究报告》。

2001年我国入世在即，迟福林主持海南经济特区通过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的研究，首次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议，2002年提交了《建立海南国际旅游岛可行性研究报告》，2007年主持完成的《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总体方案）》；2008年根据海南省政府的委托，研究提交《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行动计划》；2009年主持完成《海南国际旅游岛——政策需求与体制安排》，省委书记和省长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海南省各有关部门参阅，并上报中央相关部委。

迟福林已从踌躇满志的改革研究初尝者转变成为著作等身、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改革研究专家。丰硕的成果是他继续钻研、孜孜以求的新起点。近五年，他以政府转型研究为重点，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新阶段的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有可能成为影响我国后转型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近年来改革研究的广阔视野

（一）我国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

早在2000年，迟福林在《中国：改革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就对我国改革开放作了回顾和前瞻。他认为，同过去20年的改革相比，在复杂多变的国内环境面前，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作出一个基本的估计和判断至关重要。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迟福林在深入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最突出成就是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他认为，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过渡既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

迟福林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需求结构，以及满足这些社会需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等，可以作为判断发展阶段的基础，其中一个分析视角是把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阶段和发展型阶段。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广大社会成员要求加快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使之与发展型阶段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迟福林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五个方面，可以作为判断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指标，我国在本世纪初（2000～2003年）开始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这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轨迹及其引申》，《改革》杂志，2008年第10期）。

作为一名以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为己任的经济学家，迟福林强调，从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阶段，不仅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也意味着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式等，都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迟福林将这些归纳为三大矛盾，即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结构建设滞后的矛盾。迟福林将如何以改革的方式破解三大矛盾作为他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提出了诸多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的观点和见解。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日益突出的诸多矛盾。比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当突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能源、资源等问题全面快速凸显，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这些矛盾，迟福林从更深层次剖析，认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建议“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以政府转型为基本目标——论“十一五”时期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光明观察》，2006年10月10日）。

迟福林认为，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客观性。一是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性特点；二是经济增长中的阶段性要求。在改革开放之初，当企业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政府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投资主体、建设主体的角色。但是，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各种问题就逐步暴露出来，成为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突出因素。

迟福林判断，“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和时机都很成熟”。他建议政府应由经济建设主体转向创新环境主体，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作为重要职能，加快行政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实现三大转变：即从注重生产向注重消费的转变；从注重经济增长向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转变；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以政府转型为基本目标--论“十一五”时期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人民网，2006年10月18日）。

在全球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复苏的背景下，迟福林将资源环境问题作为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他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现日趋尖锐的趋势。尽管我国资源总量丰富，但许多关键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高物质资源消耗为主，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这不仅使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降低，也带来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处在历史新起点的我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第1期）。

迟福林认为，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一是尽快解决资源环境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进程；三是实现环境保护和利用的“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共服务体制研究

2005年，迟福林提出我国社会矛盾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大矛盾是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再分配》，《经济参考报》，2005年12月19日）。他强调，我国在成功解决私人物品供应之后，已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为此，迟福林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重大任务，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十一五”时期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2月20日），建议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与政府转型相结合，将之作为“十一五”时期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与政府转型》，《中国改革报》，2006年7月10日）；要以在进一步指出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改革和规范中央地方关系，建立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

2007年，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迟福林带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承担《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的研究撰写工作，形成以“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主题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在这份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迟福林呼吁要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追求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这一观点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四）政府转型与政府自身建设

2003年SARS危机期间，迟福林对这一危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率先提出政府转型，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此后，迟福林在政府转型研究领域形成了大量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报告，在学界、政界和媒体中赢得广泛共识并产生积极影响，许多建议被政府决策部门采纳并付诸实践。

迟福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政府投向公共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财力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仍是一个经济建设型的政府，政绩考核中经济指标优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为此，迟福林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明确政府转型的五项主要任务：一是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变；二是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转变；三是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四是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五是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向统一协调的行政体制转变（《加快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SARS危机后的我国政府改革》，载《改革与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他认为政府改革是我国下一阶段改革的中心和重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其基本目标，要以人为本，着眼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矛盾，为社会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议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要统筹规划，加快解决政府转型中事关全局的重大体制问题，同时进行现代政府理念的宣传和教育。

迟福林敏锐的观察到社会矛盾和公共需求的变化，深入思考这些变化与政府转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国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需求结构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但是，我国就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由此形成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突出矛盾。他认为，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创新，按照社会客观形势的变化加快推进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公共需求变化与政府转型》，《光明日报》，2005年7月19日，《新华文摘》，2005年第18期）。

迟福林对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作了深入研究，认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从关注公共需求变化和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出发。2007年，迟福林主持研究了“可持续发展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课题，相继形成“推进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条建议）”、“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保障（16条建议）”等政策建议报告。2008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提出，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点和关键：第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第二，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要的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实质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合理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

（五）危机挑战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迟福林主持了“增长与改革”、“扩大内需的体制与政策”、“危机挑战改革”等课题，探索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的难题。他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灾难，带来世界经济普遍衰退；危机又是一次机遇，它促使各国、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深入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寻求改革创新，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他认为，危机不是绝对的坏事，它往往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契机。在采取反危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需要积极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

迟福林认为，我国发展当前面临的困难是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滞后的交织，是短期保增长与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压力的叠加，集中表现为体制性、结构性缺陷造成的内需不足。扩大内需既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更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他认为，在提高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中，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短期看，它有利于提振信心，形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长期看，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阶段增长方式转变和公共需求转型的难题，成为新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成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的结合点，成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的社会基础。

迟福林在其主编的《危机挑战改革》结语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对30年后的改革提出阶段性的新要求”。这就需要有更多关注改革，为改革竭心尽智、无私奉献的人。对于迟福林这位多年如一日殚精竭虑促改革的学者而言，改革研究必将是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和事业！

主要著作目录

《论转型时期的经济改革》（中国改革出版社，1995年）

《迈向新体制——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若干改革问题研究》（中英文版）（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外文出版社，1996年）

《中国经济转轨的迫切任务》（英文版）（中国外文出版社，1996年）

《中国：改革决定未来》（中英文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改革还有很长的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转向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实行大开放战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中英文版）（中国经济出版社，外文出版社，2003年）

《警钟——SARS危机与中国制度变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