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财经6月讯 http://quotes.money.163.com/usstock/hq/NTES.html 财经《 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 》栏目近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他既是学者，同时又有丰富的政策调研经验。他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做了大量的研究，并曾给政治局委员讲课。他认为不应再把人民币紧紧和美元捆绑在一起。他反对金融阴谋论，主张大胆学习国际金融规则，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不要再紧盯动荡的美元


视频：网易财经对话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

网易财经：在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之前，您赞成人民币升值吗？

巴曙松：其实升多少或者或者是否升值，并不能由哪一个人的赞成或者不赞成来决定。一个市场化的指标，应该是由市场交易来决定的。如果说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简单的是升值或者是不升值，这样的回答跟美国的一些政客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逻辑是一样的。

我们看2005年7月21号人民币汇率开始升值，到这次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超过20%，但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两、三百亿美元，上升到两、三千亿美元。我记得在2003年、2004年的那次中美汇率争论里面，美方有一些政治家就说“人民币在当时水平的基础上升值15%，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就消失了”，但实际上我们升值超过20%。现在这个游戏又重新开始在提，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些政治家又开始重新呼吁。

第一，这个问题不应该把它泛政治化；第二，指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平衡中美贸易逆差这一点其实根本达不到，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当时逼日元升值，日本现在对美国还是有很大的贸易顺差。

中国从自己的经济发展需要出发，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汇率制度，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中国国内有一股情绪，一种冷战思维，觉得你越是要我升值，我就偏不升值，所以美国只有比较高调的要求你升值，你才可能达到它不升值的目的。陷入这种动机的猜测，你很难得出客观的结论。

我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就是，我们可能从1994年1月1号汇率并轨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说要改变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样一个汇率制度的基调，只是后来在不断地完善。

我们现在其实面临什么问题？第一，在一个后危机时代，世界的两个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和欧元，变得非常动荡。这两个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里面实际上扮演着一个“货币锚”的角色。有一部分新兴国家可能是跟着欧元的，有一部分是跟着美元的，或者在中间存在着不同的比例，现在在后危机时代，这两个锚开始出现大幅波动。欧洲出现债务危机；美国在银行、企业、居民的储蓄率有所上升，但是政府的负债也大幅上升，13万亿美金，按照目前的趋势会达到20万亿，这两个货币都是高动荡的货币。无论是像中国这样跟美元跟得比较紧，还是像有的发展中国家跟欧元跟得比较紧，都会面临着一个货币锚大幅波动带来的一个估值困惑。

本来我们在比较大的程度上跟美元联在一起，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结算的金融环境，但实际上就在这么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元对欧元大幅升值超过14%，这就带动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在大幅度的波动。这对我们中国的一些出口型企业，特别是对欧洲出口的一些企业来说是不利的。如果这是两个比较动荡的货币，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路径，找到一个汇率制度，不是跟它捆得那么紧，而是更多的反映中国自身的劳动生产力、竞争力的提高。

第二点，就是从国际环境来看，目前看来，欧美基本上会在比较长的时期内维持一个低利率。

我们看到韩国已经开始提出做一些外汇管制，就是管制一些资金的流入流出。其实灵活的汇率是恐吓这些热钱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因为它流进的时候也不知道流出的时候的汇率会是多少。一个相对僵化的汇率，实际上热钱流入的时候，汇率成本是几乎没有的。

另外一点，从国际环境来看，欧美的利率一直比较低。我们单方面的大幅度加息，汇率机制比较僵化，实际上会放大升值的压力，使得我们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相对降低。我愿意把利率和汇率的两个指标联系起来看。我也不认为很多人说我们的汇率波动幅度减小，汇率风险就小了，不一定。站在企业的角度，似乎汇率风险小了，但实际上汇率风险没有消失，很大程度上被国家承担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随着中国经济逐步企稳，重新恢复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选择适当的时机扩大浮动范围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决策。

很多人都在猜测这个时机。在以前欧洲债务危机没有爆发之前，升值预期很强烈的。我们能看到三、四月份有很多讨论。现在欧洲的债务危机出来之后，大家预期到会对贸易有一些影响，所以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因为升值预期都不强。即使我们波动幅度放大，它真正能够升值的空间也很有限。在这个时期你回到一个正常化的汇率制度，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