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张五常很有趣

网易财经：您能与我们分享最初听到获得诺贝尔奖时的情景吗？您当时的反应如何？

威廉姆森：我非常非常高兴。事实上在那之前有一些征兆，说明2009年可能是我的好运年。关于获得诺贝尔奖，有一点很有趣，当时我首先跟秘书交流了一下，她告诉我评委们已经做出了决定，我表达了兴奋之情，并感谢她的祝贺。随后我与诺贝尔评委会主席交谈，当时我们的对话中断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他说：“唔，最后我们得获得这事儿的结果”。我问道：“什么结果？”他说：“你是否接受这个奖项？”我说：“是的，我接受”。这倒不是个出乎意料的决定，但我此前并未期待或预期到会得奖。

网易财经：您因“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而荣获诺贝尔奖，此前很多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家，比如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也曾被授予诺贝尔奖。您是否认为该领域将来还会有更多获奖者？

威廉姆森：新制度经济学是罗纳德·科斯以及交易费用经济学家创造的，我为新制度经济学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鼓舞，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运用的方法。过去二十年中，我是第三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鉴于经济学存在如此众多的重要领域，这确实是一项纪录。其他交易成本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制度经济学，但他们曾很长时间忽视制度经济学，因此我们正在与一些交易成本或者治理方面的经济学家接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行动有助于促进国家的发展。我们正在考虑，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融合在一起，投入更具生产力的领域，并且加深我们对复杂问题的认知。

网易财经：事实上有一些经济学家取得的成就足以赢得诺贝尔奖，却并未获得该奖项。您觉得阿尔钦（Armen Alchian）和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算是被诺贝尔奖遗漏的经济学家吗？

威廉姆森：我觉得两人都有资格。阿尔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我数年前曾与他合作研究产权经济学，从与他的合作中获益匪浅。一直以来，德姆塞茨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使得许多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得到重视。

网易财经：您去年与奥斯特罗姆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事实上，1974年张五常在其论文《价格控制理论》（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中提出，“在存在非排他性的收入以及具有耗散的趋势的情况下，与此有牵连的每方当事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把耗散减到最小”，您如何评价张五常在这一领域的贡献？

威廉姆森：张五常是个很有见解的人，他是科斯的学生。他的见解往往具有前瞻性、有趣、而且很准确。交易成本经济学过去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强调进行预测。预测后再进行测试，从而判断预测是否准确。但张五常并不强调这点。这并不容易做到，交易成本经济学家通过很长时间发展它，使其变得更为严谨、解开迷惑，为公共政策服务，而这点尚未得到充分认识。

网易财经：您认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性格或者品德？

威廉姆森：这取决于你从事的工作。我做研究生时学习到几个重要准则，我一直坚信不疑，并向我的学生传授。首先你必须获得良好训练，对你研究的经济领域的基本规则充分掌握。除此之外，如果你研究的现象跨越经济学，涉及到了其他的社会科学，你应当考虑到这些需求并应对这一挑战。第三，你必须有活跃的思维，你必须有好奇心，渴望了解事情的经过，尝试了解现象背后的事实。如果你能具备这三方面的品质，再加上一些经济学的框架性知识，比如我推荐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些框架，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框架，这就能让你较为成功。与物理学、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极为复杂。“拿来主义”，即吸收不同的观点，然后专注某一方面加以发展，拓展该方面的认识，是一种研究经济学的有效方式。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满足于基本知识，而应该理解具体现象。

另一件我要求我的学生做到的事情是，以一种谦逊、缓慢、深思熟虑且于理有据的方式研究这些问题，即要认真研究，弄清问题的细节，弄明白其背后的机制，深入的理解它们，而不能浅尝辄止式地只做表面研究。如果综合了这些优点，那你就有了很好的研究基础。

网易财经：在您的学术生涯里，谁对你的影响最大？主要是在那些方面？

威廉姆森：在我出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时，4位老师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他们是阿罗（Kenneth Arrow）, 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阿罗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对此我绝对赞同。他非常优秀，充满好奇心，并经常鼓励人们尝试不同的项目，在这方面我获益良多。钱德勒是一个商业史学家，但他在组织方面也非常有研究。至少对我而言，是他第一次让我去学习，并问“我们能否阐述不同事情所揭示的不同经济现象？这对我非常重要。虽然当时我还没有上过经济学的课，我却有所了解。科斯也是这样，他有着比旁人更加敏锐的观察力。他教导我们需要研究图表上无法反映的其他现象。同时，我也常常借鉴科斯的研究和新发现。他是第一个定义“交易费用”的人。这是一个曾被忽视的概念，特别是从“银行破产”这一方面来说。最后是西蒙，他是一位社会学家，特别是在组织学理论方面。他认为社会科学之间可以相互配合，而不是“各自为政”。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研究项目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网易财经：您认为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学术成就扮演了最关键角色？还是其他因素，如运气？您能给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提些什么建议？

威廉姆森：我认为，对所有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职业。你应该享受这个工作，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并且非常努力，然后获得很好的成果，为之感到非常自豪，这是我对所有年轻的学者、所有年轻工作者的建议。有时候，你的工作可能十分有趣。尝试坚持在一个有机会和前途的工作上取得成就。但也要具有应变能力，不是总朝着一个方向就会有结果的。要意识到有其他机遇的存在，一旦机遇出现就要努力争取。当然，这里面也存在风险。不过向前看、把握能够带来这些回报的职业、努力为此工作，是几个要点。是的，运气当然也是一个因素。有时候有些成就如此重要，以至于相关的学者必将获得诺贝尔奖，有时候却有几个很好的候选人，这就可能要看运气是否帮你的忙了。

网易财经：你目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教授，能否透露一下你退休之后的计划以及和准备如何利用所获的诺贝尔奖奖金？

威廉姆森：我决定将奖金大部分赠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用于聘用经济组织这一研究领域的负责人，以及其他有价值用途，最后我发现自己仅剩下大约5%的奖金。不过将这笔钱捐赠出去而不是用于交税，我还是感到比较满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知道我捐助的大学或其他地方都非常感谢我，这让我很高兴。至于我目前的工作，是的，我现在还有大量的工作没有完成或者有待完成。我在此前很早就已经发现“监管失灵”的问题，但是这次的金融危机凸显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我认为，我们目前亟待找出监管体系中的优点和缺点，并进行系统的休整。我希望能说服一些我教过的学生以及同事和我一起参与这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