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三:MBA教育改革的未来方向是什么

网易财经讯 2010年10月20日，“2010清华管理全球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由清华大学主办的本次论坛主题为“创新时代的全球领导力”，来自“官、产、学”的500多位各界精英齐聚清华，共同探讨如何提升创新能力与全球领导能力，快捷准确应对迅速变换的国际经济环境。

以下是嘉宾在“主题论坛三: 新世纪的管理教育”的对话实录：

杨斌：各位老师、同学们中午好。今天非常高兴大家能够来参加今天的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中午的论坛，今天有很多媒体的记者，他们刚刚参加了上半场论坛马上要转场过来，中午的时间可以一边吃饭和我们的顶级商学院的院长交流MBA改革的问题，首先很荣幸介绍一下今天的四位嘉宾，哈佛商学院的前任院长杰·莱特教授，清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斯坦福商学院院长加思·塞隆纳教授，还有麻省理工学院思隆管理学院院长大卫·施密特雷恩教授。

首先我有一些问题请四位院长做一些回答，之后开放给在座的各位媒体的记者，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下来，我会将其中四五个问题代你们提给今天的院长们，最后有一个结尾的环节请嘉宾做答。

首先我想请教四位院长，第一个问题是作为国际顶尖商学院的院长，你怎么看待在今天管理教育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和机会，接下来的趋势会是怎样的？

大卫·施密特雷恩：对于一个管理学院来讲，对于任何一个组织，要证明它对社会的价值，对于管理学院尤其如此，因为在发达国家或者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当中，如果我们做的是帮助一些人赚更多的钱，或者是帮助一些公司赚更多钱而已，可以说这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它不能够去实现社会目标的价值，因为我们作为领先的商学院应该实现社会目标。第二对于领先的商学院我们吸引政府领导者和企业以及愿意捐钱给管理学院的人，为什么可以实现这一点，这些个人和公司决定支持我们管理学院就是因为他们感觉到，管理学院的存在有值得的理由和目标，这个目标来自于我们的研究，知识创造，它是拥有真实价值的，它来自于我们愿意讲真话，只要我们理解这些真理，究竟应该怎么做企业才能向社会做出贡献，如何做才能够可持续下去，最后对于教育也是如此，它要求学校能够培养领导者，这也是我们学院的一种使命，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使用创新来改进世界的领导者。

加思·塞隆纳教授：首先非常感谢邀请我们来到这里，在美国我们很少能够碰面的，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有机会见面，我非常的同意刚才大卫所说的，我想补充几点：第一点作为大学我们独特的一种职能是对于管理做出调研，做出研究，这是其他人所没有的职责，因为私营企业它们不一定有这种激励因素愿意做像管理学院所做的研究，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还不知道它是否可以商业化，我们仍然认为它是管理学院的目的。就像其他的财务公司的模型等等，当研究它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什么人理解这种模型，对创新的思想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但是它们仍然这样做了，因为他们希望给金融市场带来变化，它们非常的好奇希望可以探索到道理，这就是管理学院独特之处，有很多机构也会将基本的思想最后商业化，因为他们是盈利性的机构，但是作为大学独特之处就是不管是否盈利都要做研究，其中很大的挑战就是保证大学当中的非常强有力的研究文化，在全球进行商业研究管理的商业文化，让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第二点一个越来越大的挑战对于管理学院来讲，就是全球化的速度，我们的毕业生将会去工作的场所，他所服务的世界现在的状态和我们一开始20年、30年前是完全不同的，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毕业，恐怕从现在算以后的二三十年更是如此，变化会更为迅速，我想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这种变化会更快，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要确保我们的毕业生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和技能进行全球管理，并且可以管理好全球背景下的公司，关键是不仅仅要在一两年之内给他们管理的工具，而且给他一种思维的框架，能够使得他们继续学习，随着我们的世界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他们可以持续学习，因为世界的变化是我们现在所无法预期的。

杰·莱特：我们非常的荣幸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我同意刚才两位所说的一切，让我在此之上要稍微详尽地展开一点，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在于我们是管理学院，全球的情况是管理企业的工作在发生着变化，管理其他类型的组织和机构所发生的变化，不仅仅变化而越来越难管理了，其中一部分是原因是全球化，还有就是变化的速度和技术的变革，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复杂全球供应链导致的，以及创新的金融市场造成的，以及更平的组织需要更多的创新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纵向和更为官僚性的组织，其中一定的原因还涉及到整个竞争的加剧，各个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所以我认为管理的世界正在进行着迅速的变化，我也认为管理的挑战本身发生着变化，这个变化要比商学院的课程变化速度快，我们要跟上这种变化试图去理解作为一个经理人五年之后对你的要求和十年之后是不同的，以及需要不同的能力，以及如何更新自己，把自己变成全新的人，确保永远站在世界的顶尖地位，这是一个挑战，所以说我们目前的商学院它的结构还不能够快速地变化，变化得太慢，但是商业环境变化得很快，如果我们想培训这些商业的管理者，必须要能够去赶得上他们的速度；第二点要评论的是，这点将以不同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挑战是什么？并不是说各个产业对我们的挑战，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去在某种意义上和其他的商学院寻求差异化，如果去分析过去商学院的做法，各个商学院做的事情大致相差无几，现在我们发现管理学教育尤其是MBA当中，可以发现有很多的商学院有如此之多的MBA项目，我想这个产业现在已经变得有点同质化了，像是大宗商品，有太多的商学院试图教商业管理，这是巨大的错误，正确的挑战对于每一个商学院来讲都是应该去寻求一个独特方式，分出不同的管理学教育的方法和与众不同的流程，你的方式会更为适应于一系列的企业，而不是所有的企业，所以这是所有的商学院都应该深入考虑的问题。

在中国MBA项目还不是非常多，这个问题在中国显现得并不严重，但是很快在中国就会显现出来，中国的几乎所有的商学院都需要去思考一下，他们会和我们同样的看法，我认为在座的四个商学院事实上有各自的风格，它们也应该有各自的风格，在未来应该更强调不同点，这个过程会很好地服务于管理教育。

钱颖一：中国的管理教育起步晚，但是发展很迅速，中国现在每年有三万学生，中国的管理教育最大的优势就是背靠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这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主持人的问题是现在面临什么重大的挑战？刚才三位院长说的我都非常的同意，我想增加一点与中国的商学院比较密切关系的内容，那就是这次论坛的主题有两个关健词，这次讲的是创新世界的领导力，一个是领导力，还有一个是创新，这两个词应该说也是管理学院在思考管理教育时候最重要的，但是对于中国的管理学院和商学院来讲，有着比对美国的商学院更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经过这十几年将近二十年的管理教育的发展，我们从世界领先的商学院，包括在座的三位院长代表的商学院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对教育的理解特别是管理教育的比较局限于过去的传统的观念——就是学知识，应该说中国的学生或者中国的教师在学知识传授知识方面，都是学得很快也很到位，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将来的世纪领导力和创新是最重要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只是传授知识是不够的。领导力的培养需要不仅仅从书本上读书，创造力、创新能力非常重要一点取决于好奇心，刚才斯坦福的院长说，著名的几个金融定价的理论，当他们开创这个理论算出这个公式的时候他们是出于好奇，他们也并不知道后面的影响和结果，而创造力对世界的改远远大于只是把知识学到了去应用，我是觉得现在对于领到力和创造力这两点在中国，管理在整个教育中都是比较缺乏的，对我们的挑战可能要比对美国商学院的挑战更大，就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对教育的理解比较狭隘，而我们对鼓励有领导才能的人做一些不同的事，或者说有创新才能的人想一些不同的方法，而且是做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我们传统上并没有很鼓励，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约束，更不要说有一系列的方法来促进。

今天上午像邓峰也讲到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美国的教育制度差异的问题，将来的社会肯定是创新决定胜负，创新取决于人才而人才又取决于教育，这个教育不是过去理解的仅仅是知识传授，而是一种环境，是一种氛围，能够使得学生都能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很好奇、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这是中国的商学院面临的更加严重的挑战！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来自产业界和企业界对您所培养的学生的认可程度怎样？

杰·莱特：如果说单独挑出来最重要的改变应该说是使得我们的课程更为全球化，更为国际化，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全球化，我们具体决定不去做一件事，那就是通过一门课或者几门课来全球化，而是让全球化的思想去渗透在课程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说让每一门课，只要在我们商学院教，尤其是第一年必修课必须要极大地进行调整和改变以纳入全球化的考虑，包括我们的讲课尤其是那些案例，案例是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而不仅仅是来自于美国的情况，所以我们做了这种变革，与此同时我们还在每一年的1月份，那是因为学生们不在校园中，我们在这段时间内会有13个全球性的项目，第一是组织到中国、印度、非洲，在这一个月的休假中会让他们在几个星期中去体会一个异域国家，我们会和一些公司主办一些联合的课程，让学生对当地的经济有所了解，我们还有跨学科的课程、跨学院的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是谈论宏观的全球性问题，而且和我们合作的是来自于不同学院的教职人员，我们的变化不仅仅是发生在某一个具体课程上，而是一种渗透性的方法完全地改变了管理学教育的方式，另外的改变是用小组的方式学习，而不是非常大规模的班级90个学生去做案例等等，我们第一年的教育往往是，现在用小组的方法来组织效果会好一些，尤其是在一些创造企业中，不止限制在创业企业中，还有国际的都会包含在我们的案例当中。

加思·塞隆纳教授：这是一个我非常重视的话题，在06年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对课程的全面的审议，决定把第一年的学习经验进行全面的修改，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发现至少在我们的学院和学生当中，学生在课堂当中的智力的参与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发现我们很大程度上在当时成为MBA项目成功的受害者，也就是说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决定自己今后做什么，他们也看到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人，发现有很多人过去都是在商校里学过的，这些人就成为他们的偶像。他们跑到我们的商学院来学习，说毕业以后需要做什么才能够成为像他们那样成功的人，用这样回塑式的逻辑在进行学习。所以招收到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学生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了MBA的道路，在他们的职业中已经学了很多我们在课堂当中要教的内容，所以我们决定要去改变这样的情况，当然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职业背景，有一些学生和来自非政府组织或者是非营利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的课堂应该使所有的学生不管是他们的背景怎样都可以进行创造性的思考，第二个问题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把课程称为“房子”，我们这个房子有地基：经济学、财务、文化经历等等，学生经过学习把梁柱竖起来最后建一个屋顶，我们发现还没到这步的时候学生已经失去了兴趣，当然我们要先建屋顶，当然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是很困难的，我们是要让人们能够去理解，如果不去学习这些问题的话，就无法解决某些问题，所以开始先做管理学的课程，我们在某一个领域，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学某一套课程，而是有课程的菜单大家可以去选择，有些人可能去学财务，有些人也许从来没有见过收支平衡表；第三所有的学生在第一年都有全球的体验，要去外国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这是我们所做的三大变革。

大卫·施密特雷恩：我觉得刚才杰·莱特讲的非常正确，就是学校需要去思考，这些学校有什么独特之处，在这些独特之处的基础上去建立一个伟大的学校，当然我们要去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说学生需要有全球化的视野，需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的学生需要给世界带来积极和不同，大概有十年的时间，我们进行着全球项目为基础的学习课程，学生可以去18个不同的国家，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体验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些企业、项目、课程是非常不一样的，是非常的动态，学生必须有动态的创意的精神才可以去解决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他不通过这样的课程无法获得的，不仅使得学生可以跨学科地去运作，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去了解一个组织在不同的经济和文化当中对社会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对社会赋有怎样的责任，在非洲和亚洲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学生回来了以后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大问题实际上和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的挑战是共通的，包括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原来属于市场营销和财务，这些问题和专业领域并不相关，但这正是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是面临的挑战，所以在麻省理工的学生，他们希望能够获得和职业并不是很相关的体验。我们也有跨大学的交流，比如说有生命科学或者是能源或生物方面背景的学生。把他们的这样的想法运用到企业当中去，用他们的技术去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去年我们有学生也建立了一个公司，就是基于他们的想法和在我们这里学到的知识，把技术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做的都是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同时也非常欣赏其他商学院做的工作。

钱颖一：我们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了MBA招生的改革，无论是课程改革还是招生改革，清华经管学院都是在全球的管理学院中率先推出教育改革的，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是同这三位院长代表的三所世界顶级的商学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和紧密的合作关系，使我们能够最早地了解到世界上顶级商学院正在做的改革的事情。2008年是哈佛商学院的建院一百周年，因为MBA学位最早是从哈佛商学院开始的，所以也就是MBA的百年，我非常荣幸在院长的邀请下参加了哈佛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所以08年他们介绍了做得非常深入的MBA的改革，这些改革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大，这就形成了2009年我们的改革的思路。同样是2008年，我们邀请斯坦福商学院MBA改革委员会主席在我们学院做了一个报告，他们的改革是2007年秋季推出的，他给我们做了详细的报告。我们和MIT将近14年的合作，事实上我们清华的MBA的课程的名字都是MIT的课程的名字，像DMD，我相信课程名字是没有产权的，所以是一模一样的名字，不光在我们的学院，在中国的每一个商学院都有这个课程的名字，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十几年前我们在MIT学了很多，在最近几年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从经验中学习，我们跟MIT有一个项目，清华MIT中国实验室，这样的项目也是我们改革中的重要的方面，总结起来改革实际上就是把过去的简单的管理知识的传授扩大到两个新的领域，一个是价值、品格、软技能；第二增加从实践中学习，也就是行动学习，这两个方面是新版MBA与过去不同的。

杨斌：钱院长回顾了另外三所商学院对清华经管学院的启示和帮助，我想请教一下三位美国商学院的院长，你们在和清华经管学院这么多年的合作中，你们得到了什么？你们有什么得到吗？还是只是单方面的的呢？

杰·莱特：我觉得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学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和清华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商学院和美国商学院合作的时候都获得了很多，我们学到最重要的东西是教职员工的开发和发展，作为院长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确保课程是能够有益地去教育学生的，第二是要去进行师资队伍的建设，师资队伍的建设和第一个目标（教学）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好的教师，显然很难会有好的学生，我们的教职员工和其他商学院包括清华的师资去合作是发展教职员工的途径，也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能够从中国的视角去看世界，使得他们对于世界的视角不再以欧洲为中心，我们获得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视野，这不仅对于院长来说，我觉得更重要是对两百多名教职员工，别让他们整天就在自己的工作台后面，这不是真正的合作，而是让他们更多地考虑不同的商学院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加思·塞隆纳教授：我同意杰·莱特教授的观点关于师资队伍的问题，在学生的方面交流也是非常的重要，我非常高兴清华斯坦福的交流项目可以取得成功，我们要求学生有国际体验，让他们去没有去过的国家，在我们的项目中，这种交流的重要性在于是斯坦福的学生和清华学生之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通过这种合作，学生通过理解以及他们所建立建立起来的关系，这种关系比短期在一个国家走马观花地看看要深入得多，而且我们的项目是要求学生参与一些联合项目，而项目本身就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让学生在另外一种文化当中去运作，或者是进行远程的交流，我觉得这种体验对于他们毕业之后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益和实用的。

大卫·施密特雷恩：我非常同意两位的观点，在过去14年中有两百多名中国的教授来MIT访问以及教学，这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和受益，我们清华和MIT在一起每年都有一百多名的学生去彼此的国家的企业去实习，那也改变了我们MIT做事的方式，钱教授本人就是非常动态的非常有独特思考能力的人，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教育的结果，他很大程度上在再造中国的商业教育，这是需要很多的个人的能力和精力的，很多时候商学院是知识传统的传承者。

杨斌：我提一下问题（来自观众的提问），第一个问题，希望你们描述一下互联网对于组织和管理带来了怎样深刻的影响，以及商学院的管理教育或者MBA教育怎么去应对这种影响？

加思·塞隆纳教授：每次讲技术的问题他们都要看我（笑），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其实谈到互联网对于商学院的管理和组织的影响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只是看到了影响的很小的一部分，回到我还在教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技术它不仅会改变商业教育、管理教育，还会改变整个大学的教育，我们觉得标准的教育模式是教授站在讲台上做一个讲座，做个讲话，这在过去讲了一百遍了，今天的教师互动的程度也许提高了一些，但总的来说这种模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希望对于某一个话题会有全球关于这个问题的专家和领导人来讲，我们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实现，互联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说管理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需要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这样的非常密切的接触，很大程度上现在技术还没有办法去模拟这样的密切的关系。我们讲技术不仅是关于把信息从教师的前面传到教师的后面，更重要的是学生来到学校来经历某一种体验，进行文化的学习，如果技术能够更好地来加强这个方面的教育的话，那么技术的潜力将是无穷的，也就是说更好地加强全球的学习的网络，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像视频会议、远程学习这样的技术，从会议的角度来讲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达到非常实时或者是身临其境的效果了。但是这个技术是否可以能够使得60人教室的互动也变得非常的身临其境呢？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有这样的教学，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有一个虚拟的教室以及虚拟的课堂，然后我们的学生来上课有点像《阿凡达》，有些学生有翅膀非常有特色，这样的虚拟教育给我们教学带来了一些不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前景可以去观察。

大卫·施密特雷恩：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简单地讲互联网提醒了我们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效率在大规模的提高，很多以前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但是我们讲全球化的浪潮是不可阻挡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互联网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了全球化，在学习和行动的过程中以及反思学到的东西以及做过的事情，要不断地、反复地去反思，反复地把学的东西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所以互联网也能够帮助我们来实现这一点，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有机会去做这样的尝试，让我们的学生去创业型的企业，去学习然后再回来再去实现，现在有互联网了，这样的过程会更加的好，使得学生的学习也可以得到提高。

杰·莱特：我认为互联网和更加广义的技术，应该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教育，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不仅仅是在商学院，在很多的其他的领域也都是一样的。在MBA的课程或者教育中我们是希望学生互相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互联网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另外互联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会改变教育很多的理念，这是显然的趋势。

杨斌：还有一个问题关于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教育的问题，“在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商学院开始重视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教育，怎么才能让学生愿意接受这方面的教育，除了开设课程之外，您所领导的商学院采取了怎样的方法在这方面培养学生的品质和能力？

钱颖一：在去年的清华经管学院的顾问委员会上有多位委员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我们MBA的教育中增加关于伦理、道德社会责任这方面的课程，所以我们在需要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从这个学年开始我们在新版清华MBA的课程中增加了一门课是“伦理与企业责任”这门课，应该说增加这门课也是对去年顾问委员会给我们提出建议的回应，我们这方面的经验还很不够，所以在去年12月也请了MIT商学院的一位教授，来为我们的教师做了一些培训，我们希望这个课在国内也是率先开设的一门专门的课，其他的课也有这样的内容，我们是有专门一门课讲这方面的内容，这次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很多的教训，我也知道这三所商学院这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和努力，所以很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大卫·施密特雷恩：我想补充一点，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在过去的15到25年中，我们更多地考虑了价值观、价值体系、社会责任、道德等等方面的内容，对于商学院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伦理和道德课中教什么，在社会责任课中具体教什么，我们能够教给学生的内容是有限的，我们一个25岁的学生已经有自己成熟的思想，已经有自己的家庭教育,所以在价值体系或者道德体系中是否能够通过教学帮助他们得到提高，还有他们社会规范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请来的老师，他们本人的人品和道德水平是更加的重要了，所以有的时候在整个的组织中，在整个的职业发展的过程中，一个人周边的人和环境对他产生的影响是更加的重要。

在我们的课程中，教我们的学生怎么变成下一代的领导人，我们要让他们讲出他们自己相信的价值观，也要让他们能够去了解别人的价值观，一个28岁的人他要考虑自己是怎样的人，也要考虑他接受什么样的人。

加思·塞隆纳教授：来我们这的学生平均的年龄都已经是27、28岁了，他们在父母那学到的东西和我们给他提供的教育是同样的重要，作为一个课程设计来讲,除了有全球的视野也有必要有伦理方面的课程，我们今天讨论要讲道德有伦理，在下一个课程中我们发现二者中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了，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要渗透到每一个模块的教学中去，这样是更加的有效，整个商学院的课程体系要贯穿责任和道德，贯穿伦理这条主线，所有的课程中都应该渗透这样的内容。

杰·莱特：从2003年开始我们采取的是不同的方式，因为2001年当时互联网危机和安然公司的丑闻以及其他的上市公司的财务危机所引发的问题，我们开始越来越重视责任的问题和伦理道德的问题，我们也推出了新版的课程，名字是“领导力和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个课程不是讲伦理道德的，主要是讲一般性的企业怎么样做商业决策，在面对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情况，在做决策的时候需要去考虑哪些因素，也包括伦理道德在内，换句话说我们要教会学生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你会做怎样的决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你的客户、利润、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业务和公司所在的社区和当地的老百姓等等，所以这个课程是很宽泛的课程，作为一个总经理当面对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在已经有了基本的伦理道德体系的情况下，面对复杂的实际情况怎么去做商业决定，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就非常多了，我们也花了一些年做这门课程的实验，课程进行的过程中，学生有时候会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伦理道德是很软性的话题，但是几年之后这个课变成了我们商学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很多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他们觉得这个课程非常有意思，而且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如何形成一种文化？怎么样来提高那些在这个组织中或企业中工作的人在这样的文化的熏陶之下能够做出更加具有道德感的决定来，这不是狭义上的个人道德和价值体系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形成一种具有比较高的道德水准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灵魂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感染，在做决定的时候会做比较有高标准的决策，我感觉其实更大的程度上用比较实际的角度来讲是风险管理的问题，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

杨斌：明天清华经管学院一年一度的顾问委员会会议就开始了，作为委员，三位商学院的院长每一年都会提出一些来自他们视角的建议，今天我们想在这个场合稍微开放一点，我们希望三位院长如果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你们愿意提出怎样的建议给清华经管学院呢？

加思·塞隆纳教授：这是个很危险的问题，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在一个没限制的很自由的环境中来开展工作，但事实上限制无处不在，即便如此我还是想给钱教授提一个建议，我自己也是给我和我的同事同样的建议，建议是任何的商学院都是从教职员工开始的，中国的学校和大学如果能够有最优秀的教职员工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和商学院，所以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最优秀的教授来教学生，毫无疑问，很快清华经管学院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一流的商学院，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会有来自不同领域的博士、年轻的学者以及经济学、社会学的教授博士，他们都会来我们这教书。从基本的学科到管理学之间距离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经常采取这种方法，像院长这样的人要思考如何去发展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人。

大卫·施密特雷恩：大家都知道对于我来讲，回答这个问题有点困难，因为钱颖一和我经常讨论这样的问题，他给我很多的建议，我也给他一些建议，他每次都是非常的礼貌对地我笑笑。可以说清华已经做着很多很好的事情，我认为好建议已经在执行了，总而言之，采取经验和对话学习。我们可以建议的东西你们正在采取，已经成为中国商学院的领导者，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能够在顾问委员会任职，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有来自各个顶尖商学院的教授和院长，我们不断地讨论所谓知识创造的问题，如何在中国的领先商学院的教职员中进行知识创造，我想，在中国，一些学校思考这个问题比较多，但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会考虑这个问题，这不是算很新的建议，可以说是公共领域当中大家经常讨论的的问题。现在除了清华大学之外在中国很少还有几个大学展示新的管理知识，要有这样的教学队伍能够去讲真话，告诉我们人力资本的发展需要什么，经济发展需要什么，中国的创业需要什么，这些声音一定要来自于哪里，钱教授要非常清楚他所建立的教学队伍。

杰·莱特：我还有一点建议，中国非常急需管理的知识，我想钱教授他们所做的都是建立了非常一流的商学院，建立了一流的教学队伍，如果说没有什么资源限制让我提意见，就希望清华经管学院要壮大规模，增加教员的数量和学生的数量，但是中国与别的国家都不同，比如说美国经济比较的成熟，我们的商学院也比较的成熟，我希望你们通过扩大规模更好地去服务你的国家，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的数量，扩大清华经管学院的规模真正能够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不同。

加思·塞隆纳教授：我想增加一点评论，我完全地同意杰·莱特教授的观点并且回到之前的问题上，我确实认为互联网在这个领域会扮演巨大的角色，传统的学校由于我们所描述的原因，它们长期使用一种教学模式，可能它们接受新科技方面会有一些缓慢，不像一些年轻的学校那样的迅速，我认为在中国会有机会使用新的方法去触及更多的人，提供他们新的知识，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没有资源限制的话，完全有可能使用技术来使得我们的管理学知识更多地渗透到人群中。

钱颖一：我想说一句话非常感谢各位所有的建议，我仅仅对此微笑（笑），我是真心地接受这些意见，你们有非常好的知识创造力和领导力，你们也谈到了应该有更大的规模，所有的建议都是令我应该好好去思考的，并且也应该为之行动。

杨斌：我现在有一个假设，今天钱院长可以选择，如果是哈佛、斯坦福、MIT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所？

钱颖一：这三所学校都是我们非常敬仰的学校，而且是世界领先的。我对三所学院也是非常的熟悉，如果你的假设成立的话，我的选择仍然是清华经管学院，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要想有所变革使世界有所不同，我觉得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同时又有这么多的顶级商学院的帮助，他们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引领一些变革，我觉得这个工作也是我努力想把它做好的，而且在这个位置上也是能够做一些的，尽管我知道做的差得很远，离这三位院长所领导的商学院之间我们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我感到非常的幸运，能够经常听到他们三位的教诲，而且听到的都是最新的信息，而且对我们学院的各方面的发展都极大的支持，这是我觉得我在这个院长的位置非常幸运的方面。

杨斌：我觉得钱院长的回答值得我们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给予掌声。最后一个问题，也许三位院长不太熟悉，这个星期对于中国的年轻学生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如果他们要报考明年的MBA，现在就要做准备了，很多的学生正在考虑要不要读，以及选择哪个学校？我想请在座的四位院长给这些想报考MBA的年轻学生给出一句话的非常简短的你们的忠告，你们对他们有什么希望，也作为今天这个论坛最后的结束。

加思·塞隆纳教授：在你申请的过程中应该忠实于你自己，告诉我们商学院你是怎样的人，我们读了很多的东西，知道想要什么，但是更有效的方式是你是谁，而不是你想要成为谁。

大卫·施密特雷恩：我也建议，你希望在你身后给世界留下什么，你希望成为什么，不是你要做什么，而是你要成为什么，而且你要了解你所申请的学校，能够去说你为什么是那样的未来，为什么要选这个学校？

杰·莱特：我非常同意刚才两位发言人的观点，我想再增加一点，我认为管理学或者是领导学，它也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他们思考一下商业教育以及对商学院的申请，不要把它当做是我怎样怎样，是有关于一个组织，以及有效的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要考虑什么是有效的组织。

钱颖一：这是很好的问题，今年我们开始做招生的改革，我给的建议和刚才的三位讲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说法上可能不太一样，中国国内的学生，过去他们总是想说自己很优秀，想证明自己和优秀的人一样，但是我觉得在申请清华经管学院的时候，将来要做管理和领导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是说，你是你自己，你怎么会和别人不一样，你又有哪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方法，可能会给世界带来变革，而不要老去说自己跟别人一样的方面，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观念上的转变。

杨斌：谢谢今天在场的60多位媒体的朋友，也谢谢老师和同学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倾听，更谢谢四位院长精彩的发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