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现代传播集团主办,《东方企业家》杂志协办的全球华人企业领袖峰会于2010年12月15日在北京隆重拉开序幕，网易财经全程现场直播。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发表了大会演讲，对未来三十年的中国经济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以下是演讲实录：

首先祝贺第二届全球华人企业领袖峰会的召开，也感谢这个会邀请我来到这儿有一个发言，我想谈谈当前经济、政治的形势对未来的三十年做一点展望。大家知道我们改革30年，非常非常地成功，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经济的增长，我们国家本来是又穷又弱，是一个东亚病夫的国家，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上算是世界的第二位了，整个的国家地位在国际社会上有了巨大的提升。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也比过去强得多了，中国人可以说是扬眉吐气。

那么这个进步我们说主要是经济上的，其实我们的政治上也有很重要的进步，我觉得我们在政治上主要进步在哪儿呢？最主要的是对人身权的保护，人的生命权的保护，在改革前的30年，人的生命是没有保护的，死一个人不当回事，不管什么原因，当时枪毙的、武斗死的，劳改死的，各种各样的死法，现在这些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人命很值钱。改革之前对领导人来讲，他们没有几个是善始善终的，大多数是破坏死掉，不是正常死亡。包括赵紫阳，没有一个是正常死的，对于老百姓来讲呢，前30年，由于政治原因不计其数的，我估计差不多有五千万人，现在少得多了，几乎没有了。因为这些原因，改革前30年人口死亡率，我按照我们国家的统计年鉴算，30年加起来乘以30，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一点三。改革后，每天死千分之六点六个人，从11.3减到6.6，这个情况大家不太注意，其实这是我们的政治上进步的一个根本原因，人的生命很重要。同时，我们国家也在政治上还有许多的进步，比如说国家领导人有任期制，你干了两届必须得下台，不能继续做下去，不行，而且领导人的更换也比较上轨道，没有搞政变、暗杀，那没有。

我们必须一下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更换往往是引起社会很大振动的事，我们这儿没有这种事，这些年好像不太感觉，其实是包括我们改革30年成功，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非常重要。但是到现在为止虽然总的GDP赶上了日本，但是日本人口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它是一亿三千万，我们十三个亿，因此按人均来计算的话，我们人均GDP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很可怜的。我们干了30年是日本的十分之一，跟美国就差得更多了，大家关心的是我们还有没有机会继续增长30年，应该说空间是有的，人家搞得了，为什么我们搞不了？空间是有的，但是怎么实现，这个问题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改革30年，一个人身权、生命权，还有一个财产权有很大的改进，前30年地主的财产、资本家的财产可以说是没收了，财产权没有保障，抄家这个也是不在话下，文革的时候我的家也被抄了，现在这种事都没有了，我们在努力保护人的财产。人身权、财产权这个是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权利，你没有这些的话经济没法增长，但是我说了，我们还有巨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存在在什么地方呢？还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进一步保障，现在财产权虽然法律有强调，宪法都有规定，我们有物权法，但是在事实上政府侵犯你的财产还是很经常发生的，由于企业家觉得不安全，最近这两年有大批的企业家移民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去，过去是到那边同样的活能挣多一点的钱，现在有钱人移民去，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有这个现象？我们说什么使得他们感觉到不安全？我们的人身权、财产权还是要继续强调，但是要真正地实现还有90%的增长空间，光有这两条还不够，还需要有良性竞争和自由选择的商业环境，说简单一点就是要有一个人和人平等、自由的关系，也就是基本的人权，在这方面我们如果不能够认清楚我们这么大的增长空间也不能实现，我们看看全世界所谓的发达国家，重视人权有保障，人跟人社会地位平等了，人人都能守法，所谓自由就是你在市场上可以自由进入、自由退出，跟谁做生意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你在国内、在国外都可以自由选择，在哪儿工作？当老板还是打工？完全是自由，只要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像这些条件如果不具备的话，我们未来30年就很难做到，还有90%的潜力把它发挥出来。

现在看看我们当前政府的任务，和30年以前改革开始的时候，政府的任务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的政治家他们面临的任务是什么？是拨乱反正，太不像了要停下来，寻找新的制度，新的发展道路，什么是发展道路啊？因为美国它根本不行的，也不知道学什么，发展道路过去是不行了，走什么路呢？根本脑子里都是空的，所以带了很多代表团到东欧去学，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我们知道那些国家很失败，但是那个时候你不能学美国，我们只好学他们。

当然后来邓小平访美，他看了美国，亲眼看到之后他下了决心，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断然地、狠下决心地走到了市场的道路上，所以那个时候的干部从部长到总理都是有一种创新精神，他们想的是拨乱反正，他们想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现在我们的政府要搞的是维稳，稳定是压倒一切，那个时候是改革压倒一切，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能够不改革而保护人权、发展市场，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事。在30年以前，绝对没有一个人，包括领导人会在瑞士银行有秘密总管，现在据说中国有五千个人在瑞士的银行有秘密账户，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跟30年以前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未来的30年能不能使得我们进一步地在经济上增长，在政治上进步，我觉得今天是我们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个前景一方面取决于政府，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整个社会的进步，我觉得企业家起着十分重大的、而且是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的财富是企业家和工人群众创造出来的，没有企业家，一个国家的能人多得很，少的是成功企业家，所以我们未来的经济能不能赶上日本、赶上美国，就要看政府的、老百姓的，特别是企业家的力量。

我希望我们通过这个会能够让我们作为成功的企业家来思考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社会发展中间的责任，更多地关心一下国家的前景，老百姓的生活，这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