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理财一周报

9月7日,理财一周报记者通过独家渠道了解到,原南方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原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投资总监李旭利目前正处于看守所拘留状态。

据悉,李旭利被拘是在8月13日,并非此前传闻的8月22日。

2010年10月底“由于身体原因和自身的安排”离开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后,李旭利陷入涉嫌“老鼠仓”被查的传闻。今年8月,有媒体爆出李旭利因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上海警方逮捕。

十个月的风暴

2010年10月25日,重阳投资发布公告称:“重阳投资首席投资官李旭利先生由于身体原因和自身的安排,已于近期辞去该公司的职务,正式离开重阳投资。”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李旭利陷入“老鼠仓”传闻。李旭利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澄清“自己辞职是身体原因,同时指出未来可能不会再涉足投资领域”。

2010年11月,《第一财经日报》刊登独家报道:《李旭利辞职真相:涉嫌“老鼠仓”已被边控》。李旭利称“自己毫不知情”。

《财经网》随后援引《第一财经日报》消息,进行追踪报道。该报道称,2011月19日,一名证监会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李旭利涉嫌内幕交易案件正在“走程序”,证监会正在对其进行调查,但取证与认定较为艰难。

今年以来,传闻再度升级。《证券市场周刊》5月报道:从接近证监会的两个不同渠道获悉,原李旭利被监管部门调查一事已有定论,已确定李旭利因涉嫌“老鼠仓”被立案调查,稽查部门的调查已经结束,案件已经移交行政处罚委进行认定,不排除移交司法部门的可能。

8月28日,《证券时报》报道称上海好望角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拓日前被司法机关抓捕,“在对李旭利多月的调查取证中,有关部门已掌握其在从业期间的多项违规问题”。

据了解,8月初,李旭利还曾主动给某媒体致电澄清此前的传闻。9月6日,记者多次拨打李旭利电话,但其电话一直为停机状态。

而截至发稿时,交银施罗德基金尚未做出回应。李旭利最早任职的南方基金9月8日则表示:“没有任何机构到我们公司调查关于李旭利事件。”

走出“五道口”,到南方去

李旭利,1973年生,四川眉山人。从参与筹建南方基金算起,1998年出道的李旭利,拥有长达12年的投资生涯。放眼业内,从业年限之长出其右者屈指可数。

事实上,在参与筹建南方基金之前,李旭利的履历已几无可挑剔之处。1991年,李旭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经济学专业。

1995年,李旭利考入素以所在地“五道口”闻名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

毕业后,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的李旭利加入了筹备中的南方基金。

至今,还能在南方基金官方资料中读到如下描述:1998年3月6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国内首批规范的基金管理公司正式成立,成为我国“新基金时代”的起始标志。

谈到南下的决定,李旭利曾表示:“国外的金融市场上,资产管理行业在其中占很大比重,当时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很成熟,证券业及保险业也相对成熟,只有基金刚刚起步,但肯定是要起来的,我就希望选择其中一家基金公司起步。当时的想法非常明确,宁可工资在一万到两万间波动,也不要稳定在五千左右。”

李旭利涉嫌破坏金融秩序罪被拘

在1998年至2005年任职于南方基金的期间,李旭利走的是一条典型的研究转投资的道路。

从最初的研究员职务一路发展成为南方基金投资总监,期间还担任了交易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等职务。

2000年,李旭利成为基金天元的基金经理,当时李旭利只有26岁。从业绩来看,在2001年至2005年的大跌中,李旭利所管理的产品始终保持了正收益。

交银施罗德突进

2004年时,李旭利已经成为南方基金投资总监,同时管理着南方基金旗下基金天元、南方稳健两只产品。出人意料的是,正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李旭利在2005年辞去了在南方基金的所有职务,转战上海参与筹建了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

李旭利说:“在南方基金呆了7年,希望换个地方改变一下。”

据记者了解,虽然当初曾参与了南方基金的筹建过程,但是李旭利从未自己打造过一只团队,而当时尚未成立的交银施罗德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以投资总监身份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后,李旭利先后担任了交银稳健基金和交银蓝筹基金经理。

2006年、2007年期间A股迎来了一轮大牛市。而在李旭利管理的一年多以来,交银稳健基金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高达145.88%,期间基金单位净值从1元升至2.3495元,最高一度冲至2.6102元。

截至2009年上半年度末,交银施罗德基金规模闯进业内前十。

转投私募,炮轰公募制度

之后的情况和当时出走南方时有几分类似,在交银施罗德基金的市场竞争力逐渐显现的同时,李旭利再次选择了离开。

所不同的是,李旭利这次选择的是离开公募基金业,转而投向阳光私募。2009年6月26日,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李旭利出资600万,持股20%成为第二大股东,同时出任首席投资官。李旭利在人大的学长裘国根担任重阳投资决策委员主席。

李旭利被称为“公转私第一人”。对此,李旭利曾表示:“在公募基金做得好坏与基金经理利益联系并不紧密,公募基金是不允许基金经理自己做投资的,而我又特别想去做投资。”

上海某基金公司研究总监在电话中这样告诉记者:“大家也可以看到,李旭利去了重阳之后,一直比较高调。不排除被秋后算账的可能性。”

在深圳举行的第八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年度峰会上,已是重阳投资合伙人身份的李旭利公开炮轰基金业内现有机制不完善、留不住人才。

他甚至说,有人特别有理想,比如王亚伟,但是他不是特别正常的一个标的,最早20多个基金经理只有他一个人留下来了。

对于目前不允许基金公司内部员工持股的现状,李旭利在会上表示:“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里面是不允许管理公司内部员工持股的,我们一直在不断地说金融行业要对外开放,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对外开放,我们对外已经很开放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对内开放。”

而对于当前的监管,李旭利也有其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最近老鼠仓的问题越来越多,对于基金经理和投资研究人员的管制越来越多,很多人成为“老鼠”是因为大家没有什么机会处理这些财务的问题,倒不一定是道德败坏的问题。过度的监管已经导致了这是我们了解的很多投资研究人员想离开的很大的原因。

这些犀利的言论,背离了监管层对投资从业人员慎言慎行的要求。MSN、QQ等联络方式被监查,已成行规。

震动上海滩

李旭利“公转私”的时期,监管风暴亦越演越烈。知情人士说,李旭利“阴差阳错地被查了”。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股市未能幸免。经济大转型已经刻不容缓,利益调整开始了。同时,金融安全与金融监管呼声越来越高。“健康稳定发展”成为证券之目标。

2009年4月,融通基金的基金经理张野“老鼠仓”案震动投资界。此前,上投摩根成长先锋基金原经理唐建和南方宝元债券及南方成份精选基金原经理王黎敏分别于2007年、2008年被查。

2009年8月,深圳证监局对辖区内基金公司进行大规模调查,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原基金经理涂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原基金经理韩刚、刘海三人东窗事发,涉嫌利用公司信息从事内幕交易。

黄浦江两岸传言四起。

2009年10月16日,最高法和最高检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追究基金“老鼠仓”的刑事责任从此有了法律依据,该罪名即被确定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2010年11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公安部、监察部、国资委、预防腐败局五部门《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

今年5月,中国证监会公布行政处罚书,取消原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公司中国收益基金的基金经理黄林执业资格。6月,新成立的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披露:原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许春茂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本人或指使他人操作相关证券账户,持续以先于、同步于或稍后于基金买卖相关个股的方式牟取巨额利益,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9月7日,证监会通报上半年证券稽查执法情况:共受理案件线索124起;新增案件调查83起,其中内幕交易案45起、市场操纵案7起、信息披露违规案7起、其他类型案件24起;完成案件调查105起,移送公安机关案件7起;收缴罚没款4691万元,完成跨境执法协作案件12起。

在这篇通报稿中,证监会说:“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和违法违规行为的新情况、新特点,进一步加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力度,继续将打击内幕交易作为执法工作的重点,继续严肃查处市场操纵、基金‘老鼠仓’、虚假信息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

艰难的决定

此时,一部关系每个基金从业人员利益与命运的法律,正在艰难推进。

“按证监会的规定,基金经理目前是不允许炒股的,但是按照基金法的意见征求稿,未来基金经理是可以买股票的,买了之后只要申报,并且他买的股票没有利用自己的基金来操作,这就属于正常。从与国际上接轨的角度来讲,国际上,包括监管部门也可以买股票,买完了,只要申报,不做利用职权的事就可以,这和上市公司高管买股票一样,只要有个锁定期就可以了。”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9月8日表示。

今年初,《证券投资基金法》征求意见稿正式下发给包括证监会、基金公司在内的相关机构。这是《证券投资基金法》实施7年来首次进入修订程序。

根据新的草案,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其本人、配偶、利害关系人买卖证券及其衍生品种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建立申报、登记、审查、处置等管理制度,避免与其管理的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发生利益冲突。

此时,公募基金已陷入低谷。今年上半年行业整体亏损1254.33亿元,各基金公司无一实现正收益。这个行业正变得了无生趣。大批基金从业人员离开,包括一些初创元老。

银行理财产品正在爆发式增长,而且已经超过公募基金龙头地位。信托行业同样突飞猛进。

“证监会,需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一位投资界人士说:“希望这是最后一个老鼠仓。”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修正案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并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是指违反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从事危害国家对货币、外汇、有价证券以及金融机构、证券交易和保险公司管理的活动,破坏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一类犯罪,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这类犯罪侵犯的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即破坏我国的货币、外汇、有价证券管理制度以及对金融机构、证券交易和保险公司组织和行为的监督管理制度。这类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从事危害国家对货币、外汇、有价证券以及金融机构、证券交易和保险公司管理的活动,破坏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这类犯罪在主观方面都是故意犯罪,其中有的犯罪,法律规定必须具有“明知”或“故意”。过失不构成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2009年10月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新增加的第四款罪名做了明确的认定,该罪名被确定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编者注: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属于刑法分则里的大分类。由于犯罪形式不同,这一大分类下细分为各种罪名分类,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属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分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是对刑法的修改,在第一百八十条增加了原本没有的第四款,其后,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根据新增加的这则条款明确了新的罪名。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就属于新增加出来的罪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中的犯罪行为开始有法可依。

李旭利九年公募基金操盘实录

2000年以微弱优势跑赢大盘

2000年3月15日,27岁的李旭利正式成为基金天元的基金经理, 基金天元的规模在30亿元左右,它在当年可谓一只大盘基金。

从2000年一季度的重仓股显示,李旭利接手时,基金天元的前十大重仓股为深圳机场、飞乐股份、 辽宁成大、东方钽业、福地科技)、东方通信、中关村、烟台发展)、东大阿派)和凯迪电力。在2000年一季度末,基金天元的净值为1.3325元。

在2000年二季度,前十大重仓股中,李旭利对深圳机场进行了加仓,其持有市值超过了净资产比例的10%,达到了11.18%,此外,东方通信、辽宁成大、凯迪电力和烟台发展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增持。

最重要的是,李旭利在二季度重仓新买入两只个股,分别为深宝安和上港集箱,占到净资产比的7.22%和2.58%。

从前三大重仓股的走势来看,深圳机场在2000年二季度涨幅为17.43%,深宝安A)的涨幅为51.01%,东方钽业在二季度的涨幅为29.92%。

虽然前三大重仓股都获得了非常高的涨幅,但基金天元在二季度的涨幅为6.42%,而同期上证指数的涨幅为7.1%,轻微落后指数。

对此,李旭利在2000年的中报称,“在今年上半年一直维持较高的持股比例,但中间进行了两次大的结构性调整:一次是在元月初科技股刚刚启动时,天元基金大量调整持股结构,减持原有的传统企业股票,将更多的资金投入科技网络股,考虑到网络股的风险性和投机性,天元基金在网络股投资中的策略基本是积极参与、分散持股;第二次是2月底3月初,天元基金将大量资金从科技股、网络股改投到中低价大盘国企股。由于及时的资产结构调整和仓位控制,基金收益水平基本和市场收益水平相当。”

到了2000年三季度,在二季度被李旭利新买入的深宝安A已在三季度的十大重仓股中不见了身影,除了第一大重仓股依然为深圳机场外,东方钽业、东方通信和辽宁成大在三季度被增持。

另外,西山煤电成为李旭利在2000年三季度新买入的品种之一。基金天元在2000年三季度的涨幅为4.44%,基金净值达到1.481元,而同期上证指数下跌了0.93%。

这是李旭利担任基金经理以来首次跑赢上证指数,从前三大重仓股来看,虽然深圳机场下跌10%,但是作为第二大重仓股的东方钽业在2000年三季度涨幅高达48.11%,东方通信更是上涨9.19%,辽宁成大上涨17.19%,而这三只个股占到了该基金净资产比例的22.63%。

到了2000年的四季度,基金天元的前十大重仓股再次发生比较大的变动,前三大重仓股中,深圳机场被减持至第三位,东方钽业也被少许减持,而东方通信只是被少许增持。

在四季度,前十大重仓股中的新面孔多于以往,首先是宝钢股份,李旭利四季度买入4202万股,排在第四的位置,然后是通化金马、天方药业和安泰科技,均是首次出现在前十大重仓股中。

基金天元在2000年四季度的涨幅为6.88%,同期上证指数的涨幅为8.55%,李旭利再次跑输指数。

对此,李旭利在2000年年报中解释,“8月份我们意识到市场在连续上涨后风险累积较大,开始有意识地提高基金资产的流动性,并将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置于收益性目标之上。10月后逐步降低投资的集中程度,加大了组合投资比例,降低了集中持股的风险。”

这一年,从3月15日开始,在李旭利的带领下,基金天元获得了23.43%的收益,而同期上证指数涨幅为23.03%,李旭利以微弱优势跑赢大盘。

2001年下半年损失较大全年收益很不理想

2001年一季度,基金天元的十大重仓股较前一年变化不多,前三大重仓股依然为深圳机场、东方通信和东方钽业,李旭利均对其做了减仓处理,天通股份作为新标的在2001年一季度被李旭利收入囊中,买入460.89万股,排在前十大重仓股的第七。

另外,在2000年三季度新买入的西山煤电重新出现在十大重仓股中,并且获得了增持,此外,烟台发展和安泰科技也获得了增持。

基金天元在一季度跌去22.16%,但上证指数同期却涨了1.9%,这段时间内前三大重仓股均出现了下跌,其中以东方钽业跌幅最大,超过20%。

到了2001年二季度,东方通信被彻底清理出十大重仓股,取而代之的是天通股份,而东方钽业和深圳机场依然成为前二大重仓股。另外,在一季度介入的天通股份在二季度被剔除出前十大重仓股,烟台发展被清除,广州控股、凯迪电力和海正药业新进入前十大重仓股。

二季度基金天元涨幅为2.13%,而上证指数涨幅为4.98%,继第一季度后,李旭利再次跑输指数。在基金天元的中报中,李旭利解释,“天元基金今年以来着意降低持股比例和持股集中度,并力图寻找可以长线投资的优良企业。在操作中卖出行业周期走向衰退的企业,增加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弱的行业投资比例,积极地参与新股、次新股的短期投资。”

2001年第三季度,前十大重仓股中,深圳机场、东方钽业和天通股份继续排在前三位,并且获得增持,但是从之后的七大重仓股看,其持股有着分散的趋势,前三大重仓股的比例与上季度相同,但与一季度相比,第四大重仓股到第十大重仓股占净资产比例与第二季度相比下降明显。

2001年三季度上证指数下跌20.43%,基金天元下跌12.24%,虽然也是下跌,但在十大重仓股上的减仓使得基金天元跑赢大盘。

在四季度,李旭利继续对十大重仓做出大调整,原本一直占到净资产比8%以上的深圳机场继续被李旭利减持至7%,天通股份取代东方钽业成为第二大重仓股,而原来的东方钽业被李旭利减持至第四位,其余七大重仓股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持,并且筹码持有集中度继续分散,中兴通讯和北亚集团新出现在十大重仓股中。

基金天元在四季度下跌7.11%,上证指数下跌6.74%,基金天元跑输指数,从前三大重仓股的表现来看,深圳机场下跌11.42%,天通股份下跌24.65%,在这之前的一个季度,天通股份已经下跌20%,而李旭利在第四季度逆市增持,广州控股下跌6.14%。

在该年的年报中,李旭利总结道,“本基金从2001年年初开始有意识地降低持股集中度,增加投资组合的流动性。更为注重对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分析,减小投资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基于对央行降息的预期,加大对固定收益证券的投资。”

对于一年中三个季度跑输指数,李旭利解释说,“由于对中国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认识不足,对市场下跌的幅度和速度预期不够,在下半年的市场大跌中损失较大,全年收益情况很不理想。”

综观2001年,李旭利率领的基金天元整体下跌35.19%,而当年上证指数下跌20.92%,该年损失较大,李旭利跑输上证指数。这一年,也是市场达到2245点的新高之后,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漫漫熊市。

2002年采用分散投资策略

2002年一季度,深圳机场、广州控股和天通股份依然成为前三大重仓股,只是深圳机场又回到8%以上的占比,而其余两只个股在一季度被减持。东方钽业也依然被减持,但是减持量并不大。

从前十大重仓股的筹码分布来看,继续分散,与2001年的十大重仓股相比,除了深圳机场,广州控股和天通股份占净资产比已经低于4%,剩余重仓股的市值也在净资产中占比不大,只占到了1%到2%。

譬如先出现在前十大重仓股中的华菱管线、栖霞建设、申能股份和华能国际,虽然是第一次出现在前十大重仓股中,但是记者发现,这些股票占净资产比例均不大。

基金天元在2002年一季度微涨0.78%,而上证指数下跌2.56%,李旭利在一季度跑赢大盘。

到了二季度,从十大重仓股看,深圳机场再次被增持,占到了净资产比例的9%,而深圳机场在一季度微跌2.37%,在二季度更是大涨14.74%。靠着这最大仓位的重仓股,基金天元在二季度继续上涨1.64%。

但与同期上证指数上涨8%以上相比,基金天元就大幅跑输指数了,除了刚提到的深圳机场,前三大重仓股的其余两只股票被凯迪电力和招商银行代替,但持股比例并不高,其余七大重仓股的持股占净资产比例1%到2%,换句话说,前九大重仓股加在一起,也只不过占到了净资产比的11.87%。在2002年的中报中,李旭利也解释,天元基金在上半年采取了分散投资的投资策略。

另外,对于2002年上半年的操作, 李旭利称,“由于市场受政策影响太大,而政策本身的难以预测性使基金操作难度加大。由于市场自身流动性降低,加上机构投资者普遍开始采用分散投资策略,天元基金对流动性的要求有所提高,持股集中度比以前有所下降,并采用了部分指数交易手段。”

与二季度相似,到了2002年的三季度,李旭利继续采取更分散的投资策略,从前十大重仓股看,前三大重仓股依然是深圳机场、凯迪电力和招商银行,均做了增持。

但从后面七大重仓股看,持有的仓位仅仅在1%左右,与前一季度比较,中国联通被新进买入,新进入前十大重仓股的还有桂冠电力、华能国际、生益股份和上海汽车。但这四只股的持有量均在1%以下。

2002年三季度,上证指数下跌8.72%,基金天元下跌5%,这阶段李旭利跑赢大盘。

2002年四季度,中国联通代替招商银行成为基金天元的第二大重仓股,由于市值下跌,在四季度李旭利继续增持深圳机场905万股,占到了净资产比的7.92%。而中国联通和凯迪电力分别占到了整个净资产比的3.14%和2.26%,其余的七大重仓股依然呈现分散趋势。

在2002年年报中,李旭利称,“天元基金在2002年的运作中,将降低基金资产风险和增强流动性作为主要目标,波段操作,较好地把握了两次反弹机会。在下半年市场下跌过程中我们降低了基金持股比例,但由于系统性风险难以从根本上回避,基金资产损失较大。虽然基金收益率超过指数,但绝对收益为负。”

回顾整个2002年,基金天元获得了11.06%的负收益,而大盘跌幅达到17.52%。这是继1999年以来,隔年跑赢大盘。

2003年青睐蓝筹股

在经历了2002年的分散投资后,2003年一季度,基金天元的十大重仓股显示,前十大重仓股的集中度开始上升,虽然排名第一的依然是深圳机场,但是一批大盘蓝筹股受到了李旭利的青睐。

2003年一季度的前十大重仓股分别为深圳机场、上海汽车、招商银行、宝钢股份、中兴通讯、中国联通、中国石化、凯迪电力、浦发银行和申能股份。其中,上海汽车、招商银行、宝钢股份、中兴通讯均占到了基金净资产比例的3%以上。

基金天元在2003年一季度上涨了7.4%,而同期上证指数上涨11.26%,虽然跑输大盘,但是前三大重仓股中,深圳机场上涨17.19%,上海汽车上涨57.17%,中兴通讯上涨60.9%,均是当季的大牛股。

到了2003年二季度,李旭利对绩优蓝筹股更加青睐,在对第一大重仓股深圳机场减仓的同时,对中国联通、上海汽车、宝钢股份、中兴通讯、华能国际和盐田港A进行了大幅度增持。而前四大重仓股的比例也平均在5%左右。

在二季度,基金天元上涨3.89%,而上证指数下跌1.63%,李旭利再次跑赢指数,他在中报中解释道,“天元基金在今年上半年坚决地将资产集中配置在一部分业绩稳定、具有持续增长能力、相对价格较低的蓝筹股上,对于没有业绩支撑或者缺乏足够流动性的个股坚决回避。由于这部分蓝筹股多为国民经济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基金投资较好地分享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企业利润增长。”

到了2003年三季度,基金天元继续加强对蓝筹股的增持,只是,一直位列第一大重仓股的深圳机场不见了踪影,自李旭利掌管基金天元以来,深圳机场连续三年被作为第一大重仓股。

在三季度取代深圳机场成为第一大重仓股的是上海汽车,上海汽车、中国联通、宝钢股份成为前三大支柱股。在该季度,基金天元微跌3.06%,上证指数下跌8%,李旭利继续跑赢指数。

锁定蓝筹股后,2003年第四季度,李旭利继续对蓝筹股坚定持有,除了新买入的长江电力,上海汽车依然为其第一大重仓股,中国联通和中国石化成为第三和第四大重仓股。

基金天元在2003年四季度上涨16.88%,而同期上证指数涨幅为9.5%,在坚守蓝筹股后,李旭利再次跑赢大盘。

李旭利在2003年的年报中称,“本基金以各行业的龙头企业为主要投资对象,将大部分资产投向投资品行业和汽车、通信等消费升级行业,使基金持有人能够充分分享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

从2003年的整体表现来看,基金天元带给投资者的是26.41%的正回报,而上证指数的涨幅为10.37%,这是李旭利首次大幅跑赢上证指数。

2004年跑赢大盘但收益为负

2004年一季度,基金天元继续在蓝筹股上加大投入,前十大重仓股依然为蓝筹股,分别为上海汽车、中国石化、长江电力、盐田港A、中兴通讯、华能国际、上海机场、宝钢股份、上海石化和申能股份。

其中,上海汽车、中国石化和长江电力成为前三大重仓股,一共占净资产比例的17.25%,2004年一季度,基金天元上涨10.95%,而大盘上涨16.34%,李旭利再次跑输大盘。

2004年二季度,前十大重仓股与一季度没有大的变化,只是长江电力取代上海汽车成为第一大重仓股, 上海汽车成为第三大重仓股,中国石化成为第二大重仓股。在二季度,基金天元下跌16.87%,上证指数下跌19.66%。

虽然在收益率方面不尽如人意,但是仍然能跑赢指数,在2004年二季度报中,李旭利称,天元基金在二季度内的投资操作较少,主要进行了如下二项操作:第一,降低了股票投资比例,第二,卖出了部分以行业投资思路选取的中期投资的股票。

对于二季度投资管理的不足,李旭利解释为,过度看重股价结构调整,轻视系统性风险,另外,对于较高行业集中度的风险性认识不足。

到了第三季度,只有申能股份退出了前十大重仓股,其余只是在具体配置上有了一定的变化,而上海汽车在三季度被减持,成为第十大重仓股。前三大重仓股为长江电力、上海机场和中兴通讯。

三季度基金天元上涨4.06%,同期上证指数下跌0.18%,李旭利在三季报称,“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组合调整,调整了22个百分点的股票投资仓位,增加了2个百分点的金融债投资。”而这些在前十大重仓股中并没有体现。

到了2004年四季度,长江电力和上海机场依然成为前两大重仓股,第三大重仓股被中国石化替代,其在四季度受到了增持,而在剩余的重仓股中,万科A集团出现在十大重仓股中。

这段时间基金天元下跌4.81%。而上证指数更是下跌9.32%,李旭利再次跑赢大盘,李旭利在四季度报中称,“四季度内更换了9个点的股票投资仓位,与三季度相比,组合的换手率有所降低。在下跌的过程中,分散的组合更难以回避系统性风险。”

虽然换手率降低,但从前两大重仓股的表现来看,其为基金天元2004年四季度的净值带来了正收益影响,长江电力在四季度逆市上涨1.01%,上海机场上涨8.18%。

2004年全年,基金天元下跌8.89%,虽然给投资者带来负回报,但是与上证指数下跌近10%来比,李旭利依然跑赢指数。

性格:自认偏内向业内评价睿智、温和

在去年5月中旬,已投身阳光私募的李旭利接受了某家媒体的专访。而对于李旭利的外表,该媒体事后在报道中这样形容:“一身简约的休闲服,斜挎着背包,手捧黑色小笔记本。”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形容也和记者在业内了解到的情况相符合。9月6日,上海某公司的研究总监对记者表示:“和他见过几次面,从人来看,还算是比较典型的研究员形象。”

在电话中,该研究总监这样补充道:“我和他认识,但是没有一起共事过。给人的印象是很温和也是比较睿智的一种人。比较低调。话不是很多,但是很有想法。”

李旭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交易时间并不一定要盯盘,他工作时间基本都是在阅读研报。

李旭利说:“大部分时间市场对个股基本面的判断可能没有我们这么清楚,我们不断地看研报有时就是想弄清楚现在市场对这个上市公司的理解到底到哪种程度,甚至很多时候我愿意与很多基金经理及研究员聊聊个股,如果他们知道我看重的信息却不认同我的理解,我会听听他们的意见,毕竟每个人都是有局限性的。”

谈及圈内对李旭利的评价,上述总监表示:“大家都在圈子里这么久了,除去这次的事情,还真没听过有关他特别负面的言论,口碑还是可以的。”

事实上,李旭利也曾表示自己不太喜欢受关注,性格是偏内向的,而且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道。在过去有关他的采访中,李旭利曾说过:“比如打牌,有人喜欢在热闹的茶馆和几个朋友打,有人喜欢在电脑上和网友打,有人不愿意和人打,只喜欢和电脑打,有人干脆就不喜欢打。我就是不喜欢和人面对面打,喜欢在电脑上和网友打。”李旭利说这可以测试人的个性,而他属于偏内向的性格。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担任了公司高层管理职务之后,基金经理出头露面的情况肯定是无法推脱的。这样的情况,对于曾在公募担任南方基金投资总监、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的李旭利来说,也是无法避免。

李旭利曾坦言:“其实,喜欢接受采访的基金经理应该不会太多,做投资的人大多偏内向,只需要考虑收益与风险。他们喜欢安静地思考问题,而且思维单纯,标准单一。”

直评公募:付出与回报不平等

事实上,李旭利一直认为中国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太辛苦。他曾对媒体表示:“我们的业绩排名压力太大,国外的共同基金经理是相对休闲的,跟上市场的平均收益就可以了。但中国在特殊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很多社会资源还没有对私募和对冲基金开放,很多优秀的基金经理留在了公募基金,公募基金的投资业绩整体也很优秀。所以,中国的基金投资者应该是很幸福的,用共同基金的钱买了收益高得多的基金,但投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私募基金放开后,许多优秀的基金经理应该转移到那里,公募基金也可能就不会是这种局面了。”

目光回移,2009年出走交银施罗德,合伙创立上海重阳后,李旭利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于基金经理选择私募并不只是看重赚钱的观点。

李旭利曾说过:“人才是基金行业的核心资本。国际资产管理公司中人力资本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最大,但是国内基金公司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基金公司的股东们从公司获得的回报才是天价,尤其相对其最初对公司的投入而言。基金经理则是付出劳动获得相应的劳动回报,外界却往往忽视这一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基金经理进入私募一方面能够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充分展示个人的投资风格,另一方面能为自己的工作付出与回报实现直接的关联。”

谈及理想的生活状态,李旭利曾表示:“最好是不用工作,天天能休闲地享受生活。在成熟的基金市场,一个从业者从25岁到55岁能看到三个经济循环周期:在第一个10年的循环还太年轻,没有资本和实力去竞争。第三个循环周期和你也没有关系,因为人已经老了,丧失了竞争力。能抓到的就是第二个循环,喜欢挑战的基金经理就做私募和对冲基金;对生活要求不高、喜欢平稳生活的人就去做公募基金。”

李旭利曾说

几年之后,我们将俯瞰今天的历史低点。

——对于投资

巴菲特确实很厉害,买一只股票,好长时间都不涨他还不着急,我也模仿他尝试过,买一只股票涨了一段时间后滞涨了,我就坚持不住了。

——对于偶像

我们的投资团队是非常平等的,我不需要别人总是顺着我的意见,我喜欢听到和我不一样的观点,其实这给他们的压力更大,但内部的氛围很好。买任何股票,我们都会讨论,研究员有否决权,我们非常尊重研究员的意见,他们建议要强烈买入的,我们肯定要买一些,即使我不看好的。——对于团队

我的心态还不错,对于业绩和排名,我希望排在中上的位置,最好别太受关注,每天不会因为业绩好来烦你,也不会因为业绩差来嘲笑你。

——对于业绩

外界通常认为国内公募基金经理收入过高,基金经理的收入确实也不算低,但是基金经理的收入只是市场水平的范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基金公司的股东们从公司获得的回报才是天价,基金经理则是付出劳动获得相应的劳动回报,外界却往往忽视这一利益分配的不合理。

——对于收入

中国的基金投资者应该是很幸福的,用共同基金的钱买了收益高得多的基金,但投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私募基金放开后,许多优秀的基金经理应该转移到那里,公募基金也可能就不会是这种局面了。

——对于行业

国内基金经理抱怨的主要是投资决策者没有承担相应的决策责任。例如投资总监从自己的视角看,有时候要求基金经理卖出某一行业或股票,个别基金经理持不同意见,但是无论后来证明卖出的对错,投资总监都需要为此决策负责,并承担责任。不能说决策错误了,却把问题推给基金经理。

——对于机制

我的工作体会是个人投资风格难以在公募基金中得到体现,也许这是基金操作同质化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利益不挂钩,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缺少冒险的动力,羊群效应比较明显。其次,现行的监管体系和基金契约的约束下,公募基金的操作灵活性相对较小。

——对于公募

一个原因是对投资的兴趣,公募基金是追求相对收益的,但我更喜欢管理绝对收益的产品。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中国一流的财富管理机构,而私募的机制更为灵活一些,股东结构与公司治理更符合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要求。

——对于转投私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