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9月12日讯 熙可集团总裁朱演铭在达沃斯论坛上接受网易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大部分的农药，70%以上的农药是假的。中国的农业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很严重。
朱演铭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中国的食品安全从那一天开始就有问题，而不是今天有问题。但以前的媒体并没有进行挖掘。而当前中产阶级更关心健康问题，媒体便契合他们的需求不断进行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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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采访文字实录
网易财经：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大概的脉络就是从农村支援城市，再到统筹城乡，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您认为它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朱演铭：我觉得核心的因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30年以前的改革开放领导了这场革命。从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变得开放了，中国的潜在未被利用的在农村剩余的这些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当这些劳动力被释放出来的时候，这场改革，这场革命也就推动了。所以说真正起到作用的是在中国30年当中的工业化的一个进程，而工业化的进程的源头是全球化。改革开放以后才导致了全球化移到了中国来，从最初的全球化是起源于日本，到“四小龙”、“四小虎”，最后又到了中国。
在中国的这场全球化的进程，牵动了中国工业化的文明，工业化的文明同时带动了城市化。而这个城市化的一个进程，同时也显现出很多的一些城乡的差距，或者我们说的“三大差距”。城乡的差距，贫富的差距，以及地区之间的这种差距。而这些差距导致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要用统筹城乡的方法解决这些差距，解决这些“三农”遗留的这些问题。所以真正的核心是来自于全球化，是来自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网易财经：您刚刚提到“三农”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提出“三农”问题，到农业产业化，再到统筹城乡，您认为这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还是历史遗留问题，就是迫使中央必须出这样的政策？
朱演铭：我觉得与时俱进吧，这不是说历史遗留问题，历史遗留了很多问题。从农业的角度来说，历史遗留的问题可能起始于1949年，到我们解放的这个时候，当时我们是打土豪分田地，把所有的田地分到了那些开小家小户的那些小农身上。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有两亿两千多万的小农，而这两亿两千多万的小农，你可以说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所有的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食品供应的问题，都跟这些都是有相关的。可以说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不断得有些新的问题出现，这些新的问题跟我们的发展是有关。
网易财经：其实我们看到统筹城乡其实很多的农民很怕城市资本进入农村的时候，造成土地的流失，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中国的土地流转有四种模式，那么更多的是担心这样的土地被流失，造成被圈地，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朱演铭：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在我们现在目前在安徽做的这个项目，我们去年流转了三千亩的土地，我们的农民是排着队想要流转。为什么？非常清楚地说，我们在流转的过程中，我们带给农民的是财富，我们带给农民的是更多的一个收入，是每年的年收入。我们现在付给农民的是一年他的卖掉他的谷物的年收入，而不是他一年种植以后的利润。也就是说，当农民在进行种植的过程中，他要买种子，他要买肥料，他也要买农药，他也要把自己的人工放进去，或者雇用其他的人来做种植。那么这些成本要被扣除，扣除以后他才会有利润。他辛辛苦苦一年以后，拿到的这份利润，是在他收到的收入以后减掉他的成本所获得的收入，而我们目前付给农民的，是他卖掉谷物的收入，他的成本根本就没有计。所以对他来说，说如远远增加了。在这种状态下，怎么可能出现土地的流失或者农民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
现在我们对于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一个企业来讲，特别是像熙可这样一个企业来讲，最不愿意也不会去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让农民不愉快。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农民得益大大超出了你的想象力。农民有一块财产是湿地，那你是城市居民，你有什么资产？你什么也没有。农民起步的时候有一块资产，这块资产实际不属于他，所以在某种角度来说，实际是属于不伦不类的状态。中国的土地是属于集体所有，中国的集体跟所有的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契约的关系，所以叫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农民是拥有的是承包经营权，这是长期以来农民拥有的以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怎么去很好地使用它，使得农民能够在中能够真正获利，是一个很重要去关注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把农民真正永远地困在农地上，实际对这个农民你是不公平的。你为什么永远让农民贫穷下去，你把农民固化在、绑在这个土地上，实际上就是让他永远贫困下去，好在我们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和工业化的进程过程中，是市场在推动着，促使很多农民进城打工，很多农民从他的土地的束缚当中走出来了，他也开始富裕起来了。但是目前留在农村的是老人和孩子，留在农村的所有老人和孩子，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老人每一天如果还在种这些地的话，他要起早贪黑，他要种一些充分竞争的产品，这些充分竞争的产品不会给他带来多大的价值。农村今天的情况的改变，农村今天有一些翻天覆地的改变，都不是因为农业，也不是因为农村，而是因为城市化的一个发展，而是因为工业化的一个文明，促使整个城市提供给农民的这些新的工作，导致了农民富裕了起来。所以现在要把农民从束缚他的土地中，进一步要释放，要让他解放出来，解放出来才是真正对得起这个农民。
所以要用科学的方法看待现在中国的“三农”问题，让这些农民能够解放出来，让这些农民在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得到一个更好的回报，我觉得这是下一步要做的。我说的都是一些农地，还没有说到农村其他的形式的地，农民是没有办法在现在目前的农村，农业的现状上，去获得很好的一个回报。因为今天我们还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农村的竞争是完全充分地竞争，因为有两亿两千多万的农民天天在竞争，同一个市场上竞争，这是一片红海。
网易财经：您刚刚也说到像熙可集团可以让土地流转，可以让农民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也可以看到解放农民，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不是所有的集团都像熙可集团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做土地流转这一块。很多农民都是单打独斗，然后自己进城务工，把家里的地留着，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中国的大部分的地闲置呢？中国农地有一根红线，这根红线我们会不会去触碰它？
朱演铭：这个现象现在已经发生了，两元经济不断地吸纳农村的人口，农村的有劳动力的这些人口。所以说农村出现了“空心村”的现象。中国农村“空心村”的现象，已经达到了25%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在中国的农村很多地方都是“空心村”。“空心村”是什么概念？就是原来居住在这个农村的这些强壮的劳动力，被城市吸纳，被工业化吸纳以后，城市变得越来越空心。留在农村的是老人和孩子，这些老人和孩子是没有劳动力的，这样的话农业永远得不到更好的发展。因为农业的体制没有改变，在原来的体制的状态下，劳动力失去了，供需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供给减少了，这些一系列的问题，都会从这个当中去发生。所以现在目前碰到这个问题必然的，“空心村”的问题是必然的。
网易财经：像遇到这样的问题，作为我们像熙可集团以农业主打这样的集团，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
朱演铭：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是帮助政府，跟政府一起发动一场改革。因为真正的问题都是跟这个地有关，这个地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改革，农业体制得不到很好的改革，我们没有办法谈农业。如果农地不能够集约起来，科技就没有办法，被合理的、很好地运用到集约化的土地上去。科技怎么可能运用到现在小农经济的这种状态当中去？中国的农民不识字，中国农民不会写字，怎么可能去教育这些农民，没有办法教育这些农民。
我上个月在美国，看了很多美国的农场，那些美国的农场的孩子们，那些孩子都是耶鲁大学毕业、哈佛大学毕业、斯坦福大学、（10：26英文），看看这些世界一流的大学毕业的这些学子们在做农业，看看我们中国，我们看看中国的这些农民，这是一个天壤之别。
网易财经：您刚刚也说到这个问题，在您之前的演讲中，您曾经也说到一个数字，就是中国农业基础20年才花了1.5亿。
朱演铭：没有，不是20年，是最近的8年当中，也不是1.5亿，全部把我们投入到跟农业有关的所有的这些，差不多两亿五千多万。8年的时间，两亿五千多万，很多东西很多钱都是打水漂的。
网易财经：我想问这一个研究，这样的投入，其实我们跟很多基础项目相比微不足道，像这样一个情况，您也说企业要帮助政府去推动农业，但是政府的一些这样一个力度，您觉得企业在这个方面有作为吗？能推动吗？
朱演铭：两亿五千多万做的这件事情，你再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两亿两千多万并不是真正献身到农业当中去做农业。如果把熙可看作是一个真正献身到农业当中去，完全去做农业的这个事情的话，那就看低熙可了。熙可实际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找到一个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方案。这个两亿五千多万实际是在做研发，做了很多的研发的工作。这些研发的工作你再找到一条解决中国“三农”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实际上现在目前找到是跟集合（音12：00）重新在做的城乡统筹的方法，就是中央的一个文件，“3·14”文件所说的城乡统筹。这个城乡统筹是一个召唤，非常重要的一个召唤。中央也是希望试图找到一条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方法，熙可在这当中投入了很多钱，做一件事情。就是看看如何从市场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环保的，就是环境保护，这三个“向量”当中，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去找到一条中国“三农”发展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这个是我们8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做的一件事情。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也不是那么傻，就花两亿五千万去传承下去，但至少我们目前做到一件事情，我们找到了这条路径。这条路径现在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实施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网易财经：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问题，其实统筹城乡在国外的话，可以被称为城市化，荷兰又也特别好的经验，您认为国内的统筹城乡跟国外的城市化的区别在哪里？国外有哪些经验我们可以来借鉴呢？
朱演铭：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话，我正好跟你说的是相反。中国更多的一直在做的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城市就是城市，乡村就是乡村，有明显的界限。跑到中国来看，城市和农村，一进中国就知道哪个城市，哪个是农村。而恰恰在法国，在欧洲，在美国，在做它的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它走了一条城乡统筹的路。所以恰恰是在国外做城乡统筹，特别是发达的国家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你跑到美国的一些地方去看，看不清楚这个地方到底是乡村还是城市。你跑到欧洲去，你看看普罗旺斯，你看看（13：55英文），你看看那么美丽的景色，那个地方是农村还是乡村？你不知道这是农村和乡村。农村跟乡村互相牵扯在一起，编织在一起，一起融合一体。
“农民”，我们说这个词实际是非常贬义的在中国，想到农民，大家想到的是跟不识字的那个人、落后的那个人有关联，而且我们要同情他。你看看在法国没有农民，是大农户。法国所有这些都是大农户，这些大农户住在庄园里，过着很好的日子。这是很大的天壤之别。而这些大农户他们组织的一个业态，实际他们所有这些大农户组织在一起，不就是一个小城镇嘛。这些小城镇里面住的都是有钱的人，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现象。
真正的城乡统筹实际在全球已经有很多地方是做得很成功了，我们的启发启示也是来自于国外。我们拿到的这个方案，去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方案，都是在学习法国的、欧洲的、美国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出来的一条路。所以要说城乡统筹的话，中国实际提出了城乡统筹，是因地制宜，对于中国“三农”问题所提出的城乡统筹，有很多东西可以向西方的发达国家去学习。
网易财经：您认为学习的话是学习哪一点，是他们的技术还是他们的什么？
朱演铭：学习他们的农业体制，学习他们的人才的培养，学习他们怎么能够把高等的教育把它引到农村去，帮助农村能够繁荣起来，这需要人才。
网易财经：您刚刚也说到现在农民很多是不识字，大部分是半文盲的状态，那怎么去破解。像您说哈佛、耶鲁、斯坦福出来的，都愿意回到农村去做大农户，做农庄。但是中国就不一样，可能北大、清华出来的，再让他去农村，他肯定不愿意。
朱演铭：我们不能够去培养现在目前的这批农民，那么他们的孩子呢？他们留在乡村的孩子呢？他是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还是不去培养他，不把高等教育、高质量的一个教育拿到农村去、搬到农村去，他们的孩子怎么办？他们的孩子永远是贫穷的，他们的孩子永远是做那个农民。我希望他们的孩子变成大农户，我希望他们的孩子专业的农业的科技人员，我希望他们的孩子要能够变成服务的提供者，我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去做商业，能够进入到其他的二产和三产当中去，他们的孩子才会富有起来。他们的孩子永远还是在做小农经济务农的话，他们的孩子永远不会富裕起来。所以说要教育要引入的是，我们把教育引入是看作是长期要做的一件事情。短期和中期当中，那些现在县城的农民，我们要用市场经济的手帮助他们富裕起来，生活改善，减低他们的繁重的劳动力，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城乡统筹这样一个概念，需要做一件事情是需要提供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这些就业的机会让现在目前的这批农户，能够在整个新兴的经济体、新型的模式当中，能够获得更大的收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做水果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水果的农产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东西，特别是我们做出口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看看中国的农民，这些农民种出来的水果，如果不能够在市场上进行消化，不能卖到市场上的话，那他种的这些东西就没有很好的回报。但是中国农产的现象非常得严重，中国的农民不知道施农业，也不知道怎么去识别农用。所以大部分的农药，70%以上的农药是假的。然后他又没有知识，在施农药的时候，他是过多地在施用农药，过多施用农药导致中国很多的水果，如果不进行经营管理，都是农场过剩的。我们去到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话实际农民的收入就不会得到很好的改善，为什么他的收入不会得到改善？他种出来的东西没人要吃，消费者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我们就在这当中做了一件事情，我们用条码的系统帮助农民，交给农民手上一个傻瓜机，这个农民所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所种出来的这个产品，当他放到筐里的时候，跟他这棵树以及跟他GPS所定位的农田之间，用条码能够连起来。这个条码再跟每一车连起来，再跟每一个工厂连起来，一直跟超市上卖的最后单个产品连起来，这样才能真正管好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这种科技的引入，就能够帮助农民在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上，让他富裕起来。这些都是科技能够去帮助农民做的一些事情。这是我们需要做的，特别是一个企业要去带动他，这样才能让农民在目前这个状态上赢起来。
所以说中期、短期、长期我们所需要用的这个手段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地去说，仅仅是用教育，或者用培训，这是一个综合题，要用一个综合的方法，系统性的一个方法，来解决现在目前碰到的“三农”问题。
网易财经：刚刚您也说到一个数字，70%，比如中国70%以上的农药可能都是假的。
朱演铭：不是可能，就是假的，没有可能，我们有数据。
网易财经：那这样的话，中国的果汁，水果的食品安全很让人担心，这块我们怎么去杜绝，如果真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朱演铭：现在目前这个状态没有办法杜绝，完全没有办法杜绝。
网易财经：那中国的食品安全就很突出了。
朱演铭：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而突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突出，是因为你们导致的，是因为媒体去挖掘它的，去揭露它的。实际是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中国的农业没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中国的食品安全从那一天开始就有问题，而不是今天有问题。而是说以前媒体没有去挖掘它，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吃饱肚子，因为要吃饱肚子，没有那么多人去关心。现在我们目前大概有两亿多的中等阶级的人才，中产阶级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健康。当他们去健康的时候，媒体就契合了他们的一个需求，就不断地去曝光。不断地曝光了以后，现在目前越来越多的案子就出来了，所以不能说现在目前的食品安全越来越恶化了，不是的，它原来一直存在着。为什么叫做恶化呢，只是说你把这些问题揭露出来了，而揭露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思考它背后真正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本的原因所在。这个根本的原因所在，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去做食品安全的一个监管，我们国家是在做食品安全上，可以这样讲，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国家做得再好。我们花的努力，我们花的力气，我们的政府多厉害啊，我们中国共产党有多少，有那么多的庞大机构，全国各地都有食品监管机构。这些食品监管机构都是每天胆战心惊，因为媒体老是要揭，揭完了以后这个地方的政府就有问题。所以他们非常卖力地、努力地做事情。
而真正关键的问题，媒体去不去发现，真正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小农经济，两亿两千多万的小农天天在种植同样同质的东西，这些同样同质的东西，因为充分的竞争，这个充分的竞争导致了农民不得不做一件事情，就会变成要用假农药。因为假农药可以把所有的虫子杀死，把人都跟着杀死。所以要用假农药，要过分地用农药，这样的话所有的虫子就死掉。很多中国的农村你去看过吗，中国的农村一亩三分地，他有三亩地，这边一块地是卖给别人的，那一块地是他自己种了以后自己吃的，他很清楚，这块地种出来的东西自己吃，因为这块地从来不施农药。那块地为什么施农药，因为那块地是卖给别人的。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说农民是扪着良心，不对，市场经济以后导致，就是说完全往市场经济走的时候，农民需要培训，农民需要懂得这可能给社会带来的是什么影响。实际上农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体制的问题，农业体制要改变，农业体制不改变就是很大的问题。
网易财经：您觉得中国的农业体制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突破和改变呢？
朱演铭：中国农业体制的改变首先要能够允许土地合法的流转，我说合法的流转，农民的土地要能够确权，要明确农民是拥有这个土地的经营权，农民土地的经营权。我们说土地，中国的土地是国家拥有的，那么这些国家拥有的土地或者村级体所拥有的土地，这个土地跟农民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让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能够确权，变成法律上得到保护的一种权利。当这种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时候，它才能在市场上做流通。做了流通以后，才能够允许企业包括农民自己把这些土地集约起来进行经营。集约起来进行晶莹的时候，当种植的那些农民的数量大大减低的时候，食品安全的问题就减少了。
网易财经：我们看到“3·14”文件之后，重庆市统筹城乡允许它先试先行，我们也看到7月底熙可集团重金打造300亿，在重庆巴南区可能做一个统筹城乡的实验基地，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三到五年之后向全世界推广，您认为这样的底气是从何而来呢？
朱演铭：有些媒体不能断章取义，就是听东西要听全。这个项目在巴南区的这个项目，历时30年的时间，不可能是5年内做成。农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们一棵树从种下去到产收需要5年的时间，另外怎么可能用得了300亿？这个就不对了。所以这个300亿是指在以后的整整30年当中，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按照市场经济无形的手拉动它，慢慢地把中国的“三农”巴南区得到一个实践的认证，我们的方案得到一个实践的认证。5年内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在巴南区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30年内所做的所有事情，是不是能够把它浓缩在一块土地上，这块土地也可能就是五千亩的土地，把我们城乡统筹所需要做的、所想做的一些东西，先做到这个五千亩的土地上，做出来给别人看，让大家知道，这样才能引领当地的农业得到很好的发展，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一个示范。告诉周边的农民，一起用这个科技的方法，土地集约以后，科技引入，增加农产，把整个农业的运作过程当中，是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运作。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目前所面临的，并不是300个亿5年内，这是不可能，这个是他没有真正地说清楚。实际可能我们已经说清楚，但是他也未必弄清楚这件事情。
网易财经：您刚刚说到假设的是五千亩，是不是五千亩就是整个30年之后熙可一个理想的目标？
朱演铭：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后的30年过程当中，还会碰到很多新的问题，还会有许许多多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得与时俱进地面对那些可能出现的新的问题。好在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肯定有这些新的问题会出现，但是至少到今天为止，根据我们10年在中国的探索，知道中国的农业应该怎么去做，中国的“三农”怎么去破解它，我们把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份东西，做到五千亩这么一个示范园当中。所以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欢迎你们在10月底的时候，我们会重新做一个白皮书的一个发布，就是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在做的一个叫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熙可巴南生物圈统筹城乡的这个项目。第一件事情是在巴南区，我们会在重庆发布白皮书，我们所说的城乡统筹，或者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的城乡统筹，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把定义和内容要说清楚。接下来两年到三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写一本指标的一本书，城乡统筹指标的书，都是跟（27：29英文）这些专家、学者、全球的这些专家学者一起探讨一起去做。因为（27：35英文同上）的想法是想把我们所取得的成功，特别是在重庆像黄奇帆市长他在改革过程当中取得的这些成绩，成绩能够推广到全世界去。这是国际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是分成这三个阶段，第一是白皮书，第二是写一本书，第三是把统筹城乡的示范基地做好。这样允许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在重庆开一个第一届世界城乡论坛，这样我们可以去邀请全世界所有的这些政府、企业、相关的机构，共同同聚重庆，共同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模式，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被其他国家借鉴，又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所以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过程。但都是在推动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物圈的一个统筹城乡。
网易财经：我们知道每年达沃斯其实农业方面的问题并不是谈得太多，您是怎么看？是因为大家比较关心其他的方面的金融，是把农业这块放弱了，还是说农业在这一块，在全世界看来，他们发展得比较好，在中国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多谈这一块？
朱演铭：我觉得这是在不同的阶段吧，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阶段，人们的注意力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方向。到今天突然之间出现的问题是低增长，发展中国家也是出现了低增长，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的衰退。衰退和低增长这个时候更需要看一下，能不能用创新的模式看一看。这个创新的模式就像昨天温总理所说的那样，中国很大的机会实际是在中国辽阔的“三农”当中，有很多的机会。在这些地方是充满了机会的地方。总理问没有往深处去讲，但是我能够体会到总理在讲，实际中国的“三农”是一个困境，同时是一个机会的一个地方。这个机会实际是为我们目前出现的这个低增长带来的一个福音。总理昨天说了，这个低增长来自于什么地方，实际上是属于沿海地区的低增长。全球化发展到现在，目前走到沿海地区出现了低增长，这是必然的。就像曾经繁荣过的日本，繁荣过的“四小龙”、“四小虎”，都后面出现了低增长。这个低增长到了哪里，这个快增长到了中国，所以才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前15年的时间当中，中国快速增长。你不能把中国的增长看作中国的快速增长，你应该看作中国沿海地区的快速增长。当沿海地区快速增长以后，现在目前慢慢地跟日本一样，它会慢慢地慢下来。
真正的机会在哪里？在中部，在西部，因为中国的西部和中部还没有被开发，没有被开发的话，中国就会出现一个我叫（30：47英文），就是东部的发达的这些城市跟西部的未发达地区，它会有平衡。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会平衡。就像水会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资金就一定会往那边去，因为那里有机会。那里的投资回报率远远大于在发达的城市投资的回报率，当然资金就会涌向中部和西部。所以中国的中部跟西部在以后的十年、二十当年，它的增长是快速的，所以不能讲中国这个地方我们是低增长，要把问题分开来看。沿海地区是低增长，中部地区是高增长，这就是机会。
网易财经：达到一个平衡。
朱演铭：要平衡，它们之间会有平衡。
网易财经：好，谢谢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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