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0日，广州市番禺区初步查明网传“城管局政委拥有21套房”基本属实，图为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妻子名下的桥虹花园别墅所在的社区。 （新华社记者 梁志玮/图）

房子越来越值钱，成了国人心中的新财富图腾。当它与权力——另一个容易触动公众神经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故事就多了起来。微博不断曝光房姐、房叔、房祖宗，不少心虚的官员如芒在背，胆小者甚至含泪卖了楼。

网络群情激愤，“以人查房”不断蔓延。不过那些坐拥巨额房产的“房氏家族”似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了。近日，一些地方加紧出台房屋信息查询规范，对输入姓名查询名下房产的“以人查房”进行约束。江苏盐城有关部门称，部分地区个人住房信息不正常流出，引发市民对住房信息安全的担忧。北京市建委也在内部明确纪律，个人一律不准进行类似“以人查房”的信息查询。这意味着，今后公众将很难查到某个官员名下到底有几套房产。

房管部门不允许公众泛泛地“以人查房”，不乏合理性。各国房产信息公开规定有差异，但一般都不允许普通公众“以人查房”，以免威胁到个人隐私和居住安全。

保护私人财产，尊重个人权利，恰是改革取得的最重要共识之一。于是我们听到有人抱怨，网络反腐容易伤及无辜，有时反得连基本个人权利都不顾了，这是改革和权利意识的倒退。甚至有人将支持“以人查房”的人称为网络暴民，是民粹主义情绪蔓延的一个典型例证。

然而，有网络调查显示，九成网友反对禁止“以人查房”。不少人认为这是制度化地护短，为网络反腐设置障碍。有媒体撰文评论：“还没把公权力装进笼子，却已把官员房产信息装进了保险箱，苍蝇拍、打虎棒都够不着。”如果说这真的是一项保护公众隐私的政策，为何那么不受人待见？

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尊重私权，严责公权，本是常识。但中国转型未完成，化公为私的情况屡见不鲜，连公私的界限都尚待澄清，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更是远未到位。民众既渴望保护私权，又要艰难地反对贪腐，“以人查房”，难免出现观念对立。这种观念对立，的确折射出了一个复杂的中国。然而，再复杂的中国，要想继续前行，也得回到常识和常理上来确定自己的方向。

极左思潮终结三十多年后，中国人绝不会非理性到拒绝那些真正保障民权的规定。很多人反对限制“以人查房”，无疑是看到了：在今天的社会形势下，保护公民隐私固然重要，反腐败、促进官员财产公开也是当务之急。

在这一轮的网络查房反腐事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间发现和举报，然后相关的监管部门才介入调查，而且几乎一查一个准。公众自然会发问：体制内那些专业的部门，为什么就没能发现？他们掌握着制度内的授权，在数字化的时代，挖出一批批“房氏家族”并非难事。是不能，还是不为？如果普通人不能“以人查房”，反腐的监管部门会不会去查？如果他们不能查，或者不愿动真格去查，在隐私权保护下，获益最大的是谁？隐私权会不会成了贪腐的挡箭牌？

如果保护隐私权意味着保护贪腐，很多人宁愿部分地放弃隐私权。如果市场化的改革意味着对普通人利益的侵占，很多人宁愿不要改革。这或许才是很多人不再像1980年代那么认同“改革”的原因所在，或许才是中国的复杂所在。

事实是，在国企、医疗、住房、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上，都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公众意见。现在已不像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对改革的共识和认同度已经降低。不少人认为，医疗、教育、国企等各种领域的改革，让普通民众成了改革的对象，民众成了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在这种背景下，保护私权，只是巩固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由此，一些人对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产生了质疑，有了一些反市场、反私权保护的言论。

对这种变化和分裂，已经不是一句不懂现代意识、非理性、民粹可以驳斥的。改革者们应该反思，在这种断裂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很多人对改革的方向产生了怀疑。

出台新的改革方案，需要聆听和理解这些对立的意见。重建改革共识，修补社会的断裂，要从理解这些质疑的思潮开始，从修补改革的制度漏洞开始。只有从观念到制度彻底厘清而非故意混淆私权和公权，才能让改革回到公平正义的轨道上来，才能真正平复那些貌似对立的公众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