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桥：创业板与中国新兴产业

创业板与中国新兴产业

陈鸿桥 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我将从以下角度探讨这个主题：

第一，怎样站在市场第一线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企业创新、新兴产业与金融创新？如何创新？创新将给当今中国带来怎样的改变？

第二，深交所作为资本市场宏观和微观结合的部门，以服务中小企业、新兴产业为基本使命，我们怎样去思考决策？决策背后的依据在哪里？我觉得要真实全面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国情，要立足于二线、三线城市，深入广大中小企业中去。在这些地方，会切身感受到当今世界上无可比拟、最为丰富多彩的创新案例。

转变中的世界与转型中的中国

新经济下全球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体现在货币、金融、贸易、经济乃至科技格局的变化。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 萨默斯指出：“中印的崛起，有可能成为过去1 000年与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并列的三个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认为，“世界不完全是平等的，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向新兴国家倾斜了。”过去有金砖四国的说法，最近还有钻石11国的说法。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2010年《华盛顿邮报》有一篇文章，标题为“年轻的科学家，到中国去吧！”。文章指出，在中国、南非、沙特聚集了一批全球最尖端的科学家与实验室。当时我还觉得很诧异。其实在北京中关村、深圳，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众多“海归”扎堆。一个“海归”回来了，会带来十个“海归”，而且还带来了红头发、黑皮肤的工程师和科学家。2012年路透社有篇文章称，日本工程师在中国找到第二春，广东东莞就有2 800多名日本工程师，这有点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技术工人为江浙一带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情形。

中国经济转型的基础性条件正发生重大变化

我每年都会去看上百家企业，当你用了10年时间观察跟踪这样一个群体时，你会发现企业每年的情况都大不一样。同样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为什么会有那么不一样的演变和结局？一座二三线城市，如果你5年没去，你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天翻地覆”；10年没去，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几乎是重写或再造。现在流行“时空穿越”，中国5年的变化，某种程度可能相当于过去10年的变化，你不要认为这是静态的5年，与美国、日本一些城市比，那也可能相当于这些国家二三十年才会发生的变化。所以，考察整个中国企业的状态，要有新的时空观，不能用凝滞僵化的思维。

10年以前，我们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 200家拟上创业板企业的技术和产品是否接近或者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这200家企业没有一家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现在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中，就有15%左右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公开宣称某项技术和产品居于世界一流水平甚至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甚至西部偏远的地区，都会有企业自豪地跟我讲，某一项技术在全世界是独特的，是垄断性的。这种现象在10年甚至5年以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想经济转型的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也就是优势变化了。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最大的优势是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但是，在未来转型当中，有两大新优势正在加快塑造。当然，我们需要加固它。这两大优势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全球创新中的地位。

第一个优势是我们开始拥有全世界人数最多、最年轻，而且正在成批崛起的企业家群体优势。据《福布斯》2010年的统计，中国首400位富豪的平均年龄是46岁，而且99%是自主创业，而美国平均年龄是64岁；中国千万富豪的平均年龄是39岁。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出生为主体的人，正成为掌握资产和财富最多的人。这批人群亲历与参与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变革，特别是最近10多年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正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生力军，经过历练，有了积累，配置掌控资源的能力与见多识广的机会大为增强。

第二个是科技人才优势，其实是早就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过去没有和机制、体制创新结合，政策环境也不是很匹配。现在这些因素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拥有全世界人数最多、学科基础较扎实的数理化人才。全球科技专利申请量2013年就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自然科学国际论文发表数量居全球第二。科技人才成本也比较低。

过去30年，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未来的经济转型中，有两大新的优势正在加快塑造，一是成批的年轻企业家崛起优势，第二是我们拥有大批科技人才优势。

企业家优势与科技人才优势，应作为经济转型当中最核心的优势去打造。同样是“人”的优势，但“质地”有根本性区别。中国东西部的差距，主要表现为经济差距，经济差距的背后是企业家的差距。我去陕西看到那里的科教资源很丰富，但是和东部最大的差距就是优秀的企业家群体尚未成型。

中国企业创新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性转变

一是从低中端向中高端快速转化。过去谈中国的制造业，主要印象是制造业普遍处于低端状态，现在我认为这种认识应有所更新。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俨然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拥有全球领先的份额。比如造船，10年以前在全球排名第三，但是所占份额只有7%左右，现在在全球排在第一，但是所占份额达到40%以上，最多达到60%，低端特征还很明显，靠的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在一个行业占到全球40%、60%份额的时候，技术肯定会自然升级和突破。造船业从十几年以前的搞工程施工，到后来进入零配件组装，然后再到掌握关键性部件，直至在核心部件不断延展突破。核心部件是什么？是发动机系统、电子指挥系统，还有吃水系统，这就比较高端了，涉及核心技术。通过低端状态的长时间积累，然后自然催生出技术的储备、技术的积累、技术的升级。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就认为，中国在超级计算机、新能源汽车、高铁等七大技术领域领先美国。

二是从制造业的领先向文化创意、网络经济等众多新兴领域细分份额的提升快速延展。比如，互联网客户细分领域在全球增长最快，中国艺术品交易额全球第二，数字出版业收入过去10年增长了45倍，广告市场过去20年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电影反映整个国民消费档次，更反映电影的后台制作、策划、创意、数字影像技术，这些都是需要深度的。最近5年电影票房收入达到年均40%的增长率，已居全球第二大票房大国。10年以前，大家很少去看国产电影，一年看一两部就不错了。但是，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爱看国产电影？这个产业已经到了这个分上，电影的特技已经不只是演员的特技，而更多的是电子“特技”。电子技术、数字技术决定了电影制作水平，然后和策划创意以及企业化、商业化经营相结合。现在众多国产电影综合效果和好莱坞差距越来越小。这在10年以前也是不敢想象的。

中国转型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切入点至为关键，找准了切入点可以使我们在一些领域里率先取得突破。在众多新兴领域，发达国家也还没有形成领先地位、垄断地位，技术路线还有多种选择，早期布局深刻地影响着后期的竞争地位。适应早期布局需要的创新环境、市场机制更不能缺失。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有很多北大毕业生。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和欧美差不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些领域所需要的科技基础，我们不见得弱，但也需要及时把握，否则稍纵即逝。华大基因现在已经处于全世界基因识谱研究顶级地位。每年发表的自然科学国际论文数比整个北京高校发表的还多。2012年华大基因研究院在丹麦设立了欧洲研究中心，以中国机构的名义来招揽海外的科学家工作，做好全球研发布局，共同促进世界科技进步。

其次，确认中小企业、新进入者的地位很重要。2011年我去中关村一家网游企业，创始人和骨干几乎都是80后，有北大的、清华的。2月份去看的时候有4万元的收入规模，到了10月份的时候，接近40万的月销收入。深圳光启研究院，两年前院长、副院长共5个创始人，平均年龄仅28岁。原来都是奥林匹克数理化获奖者，在英国的牛津和杜克大学学习，并在当时全世界仅有的两个超材料实验室工作。超材料是最近10年才有的事情，他们在零的起步上就开始参与，然后相约来深圳创业，正好现在的环境也配合，有天使基金给他们钱，政府则通过“雀巢计划”提供支持。两年时间，已经有了300多人。这300多人当中，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有1/7的人是红头发、黑皮肤，平均每周就有25项左右的全球专利申请，两年下来已经在全球申请了1 300多项专利。在知识经济时代，很多崭新的技术、模式常常就是由这些没有任何包袱和框框的年轻人创造出来的。

早期布局深刻地影响着后期的竞争地位。适应早期布局需要的创新环境、市场机制更不能缺失。

过去中国企业的创新路径是从加工、组装到仿制、研发再到创新产品，现在开始转向以自主创新和研发为主的路径。而深圳光启研究院的超材料产业化是一个更高级的创新路径，是前面两个创新路径的“升级”。超材料是新学科，大自然不存在这类材料，大家过去也没听说过。新名词、新概念，重新开创了一门学科。从理论、概念、原理开始，再到发明专利技术、设计创新产品、建立新兴市场。这样一种路径，是探索一条从科学起步，直至产业化的路径。当然，这是很独特的案例，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复制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也有条件去做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像美国一样，从一开始就把一个新产业的原创性技术拿到手。

要警惕“中国转型陷阱”。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解决旧体制、旧发展方式的同时，特别是最近这3年，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同时，也创造和积累了新的矛盾和问题。经济总量从未像今天这么庞大，但是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焦虑、隐忧也从未像今天这么突出。

要警惕“中国转型陷阱”。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解决旧体制、旧发展方式时，也创造和积累了新的矛盾，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焦虑、隐忧从未像今天这么突出。

从美国、韩国与阿根廷、非洲加纳的经济差距比较，可以对上述观点佐证。在100年以前，阿根廷和美国，人均GDP都在4 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到了今天，阿根廷仍是100年前的水平，而美国已经是阿根廷的6倍。加纳在40年以前跟韩国人均GDP都在250美元左右的水平。但是，40年以后的今天呢？韩国是加纳的15倍！为什么国与国就这么不一样呢？其实，这就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不同国家的产业转型战略、金融体系创新能力、市场化资源配置能力造成的。

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大环境

考察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和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客观、精准地把握转型的历史性契机，看到困难，找准方法。

第一，是对经济时代变化的认识。人类经历过从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时代的演变。当今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两个经济时代的转型。一是工业经济时代自身面临向中后期工业转型，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制造业升级。另外一个转型，我们和欧美发达国家在差不多的起跑线上，要迎来知识经济时代这趟高速的列车。而知识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是数字、计算机、通信、核能、生物技术，是我们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学科，自然科学技术人才众多。

知识经济时代，实际上决定了未来20年中国和美国的地位。资本市场特别是创业板对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主导产业，例如新一代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等等应予特别关注。全球科技革命还在快速地进行。据分析，今天一个理工科的大学生第一年读到的知识，到了第三年，就有一半过期了，这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典型特征。这样一个转型时代，要思考怎样才能追赶上信息社会高速行进的列车，甚至能够成为车头。

当今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两个时代的转型：一是向工业经济时代的中后期转型，另外一个转型，要迎来知识经济时代这趟高速的列车。

第二，是消费升级。有两个情况值得深究。第一，中国从人均年收入1 000美元、3 000美元向1万美元的迈进速度全球最快。第二，人均年收入达到1万、10万美元的人数绝对量也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中国的100万、1 000万美元资产的家庭数量，已排在全球前三名。这样也倒逼着生产商、服务提供者，要设计创造新产品、新服务，改造传统的消费方式和现有生活品质，来适应消费升级过程中的个性化、碎片化、高端化的需求。

第三，中国正成为全球创业最活跃的地区。北京中关村每年新创办的企业就有3 000多家，深圳每天新注册的企业就有200多家。2011年全国新注册的企业就有200多万家。

第四，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正在迈向起飞阶段。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称中国在超级计算机、高铁、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技术领域领先美国。中国高铁中很多单项技术全世界领先，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整件配套，这是我们的弱势，另外一个是管理。从某种意义来说，管理比技术更重要。全球的技术专利数申请量，华为、中兴等连续4年在全球排前五位。

第五，中国经济的隐忧。可以用一个速度关系来表示，过去30年，我们以中外有史以来罕见的高速度发展，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比高速发展速度更快的速度：耗费速度、浪费速度、污染速度、破坏速度。中国拥有30年的经济奇迹，但把过去30年和未来10年甚至20年加起来，还算不算得上奇迹？发展是硬道理，但不正确的发展，有可能会带来灾难。如果今后的发展还是现在这样的模式，同样的GDP增速却以相当于发达国家四五倍速度耗费、污染下去的话，10年、20年以后，我们探讨的就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生存和生活问题！最基本的人类环境问题！同样一瓶矿泉水，法国依云矿泉水价格是我们的五六倍。中国水质越来越差，10年以后，欧美国家把水卖给中国，就可以赚很多钱。

中国以世界有史以来罕见的高速度发展，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比高速发展速度更快的速度：耗费速度、浪费速度、污染速度、破坏速度。

第六，现代工商文明与科学管理基础的缺失。最近连续两年胡润财富排行榜显示，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年轻的企业家群体，中国千万富豪的平均年龄是39岁，全世界没有这么年轻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长年龄在40～50岁的占到60%多。自主创业率方面，我们99%都是自主创业，美国人是67%。中国企业家年轻有活力，没有包袱，没有框框。但是，缺乏师徒传承，缺乏工商文明的底蕴。

我一直关注研究科学管理。日本小学就有社会调查研究与生活实践课，从低年级开始训练科学管理意识，如何把零乱的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如何有序策划组织集体活动，如何进行细节管理并做成标准和流程。科学管理的发明人泰勒，100年前做了很多重要实验，怎么给婴儿洗澡？工匠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搬砖砌砖？我们学过吗？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一批年轻的企业家横空出世，没有来得及夯实以精细化、标准化、流程化、数量化为核心的科学管理基础。很短的时间就能赚那么多钱，更多的是靠机遇。看着全世界的亿万富豪，都觉得不屑一顾了。高速发展、快速致富掩盖了基础管理的重要性。科学管理太琐碎、太漫长、见效慢。殊不知不管你走多远，任何企业都要回归到管理的源头、基础，否则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弥补。

如今中国企业家的底气和分量确实得刮目相看。到海外投资，外国元首和部长都可以接见你。一家福建远洋渔业的老板，二十多年前只是普通渔民，几条简陋的轮船。现在搞远洋，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捕鱼船队，到非洲捕鱼去了，轮船上建立起现代捕鱼设施、冷藏系统、工业化加工、包装等全套生产链，还配有直升机运输补给。在西非还建立了一个大型码头，该国总统亲自剪彩。昨天见到一位企业家，他要在英国新开一家分公司，本来没安排要去剪彩，后来英方说王子要来剪彩，那这个面子他得给。

看到中国企业风范、底气改变的同时，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中小企业的失败。2000年的时候，当时想上创业板的企业，过了10年以后，发生了哪些裂变和分化？为何其中有1/3的企业消亡了？中国最早的一家担保公司，20年、10年前担保的公司到如今已分别有40%、15%的企业消亡。企业失败，到底是哪些原因？厉以宁教授总结过中国民营企业的10种死法，例如病死、拖死、老死、压死、捅死、挤死、憋死等。今天成功的企业家们，也需要经常思考，成功中是否隐含失败元素？如何打造适应现代企业要求的新商业文明？

高度发展、快速致富掩盖了基础管理的重要性。任何企业都要回归到管理的源头、基础。

中国新兴产业六大新趋势

我用“百舸争流、百帆竞发”、“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来形容我对中国新兴业态的理解。

中国网络经济将在全球领先

网络经济一定会成为中国最大的新兴产业群，并在全球具有先天的优势和强项。

“1+3模式”，即以互联网为核心，互联网+手机、互联网+电脑、互联网+电视，将可能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消费和服务平台。如果说有一个领域中国将能够率先领先美国的话，我首推手机互联网。看看阿里巴巴的淘宝网，总共就3 000多人，交易额每年都是翻倍增长，2011年大概做到8 000多亿元的交易，8 000多亿元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上海市和北京市所有的零售商品销售额。

互联网各个细分领域如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在线视频等等，2011年都是50%以上的增长速度，且保持多年。2012年手机支付又是成倍增长，这种增长速度在全世界是罕见的，在中国各个产业当中也是增长最快的领域。手机+互联网，我们有全球最多的手机网民，已达5亿多， 2015年会超过10亿。不仅仅是手机网民全球最多，而且中国手机用户每人月均通话时间500多分钟，是美国、日本的3倍。

我最近总结了 “书店现象”。5年以前我们抓上市资源，其中一个重点是商业连锁，包括连锁书店。但是很快，美国的贝塔斯曼连锁书店，还有中国最大的民营连锁书店纷纷关门。为什么？主要是网络书店如当当网、读书网的兴起。这些网店刚刚盈利并上市，电子书店出现了。汉王科技也是北京中关村的，汉王在2009年、2010年的时候每年都是300%的增长率，在中小板上市，股价最高达到近100元，现在就10多元。2011年汉王巨亏4 3亿元，因为又一个新的模式——苹果智能系列iPad、iPhone出现了。

所以，短短5年多的时间，从连锁书店到网上书店、电子书店、手机书店，转型升级的速度越来越快。柯达20年前发明了数码相机技术，但是没有把数码相机与互联网结合应用，来改造整个相机产业，结果自己被数码相机击垮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经济时代，以前的领先者很快可能会变为落伍者，对技术发展的趋势越来越难以把握。

发展经济学家熊彼特有一个论断，“新的消费者和产品、生产和运输方式、市场以及新工业组织形式不断创造新行业，同时淘汰旧公司”。

“中国创造”处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点

第二个趋势，“中国创造”处于关键性的突破期，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

怎么理解“中国创造”？首先，具有独特性和领先性，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领先，不那么容易被别人追上。其次，替代性，过去由跨国公司垄断，现在我们的技术和产品可以替代，同样产品，技术与质量不差，但成本低很多。有应用空间，可扩张，可持续，高度专业化、细分化。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关键创新。还有一些产品，老外不愿意做的或已放弃的，我们做了，最后成了行业领先者和垄断者。比如，污染和能耗较为突出且被限制发展的焦炭行业，陕西渭南有家企业却把传统的焦炭产业做成循环经济模式，已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焦炭转换和循环利用、环保技术。焦炭在10年以前，欧美国家就不做了。企业通过改造工艺和设备，向低污染、低能耗方向发展。企业老板坦承早期确实做低端了，但坚持10多年，不断研发，追求创新，发达国家都没这个产业了，都转移出来了，我们却通过技术储备、积累开辟了一个新空间，最终发明了独门特技。

“中国服务”要与“中国制造”并驾齐驱

现在中国上市的服务类企业还是偏少，印度上市公司中服务业企业占了40%。中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60%来自服务业。在商业服务领域，我比较推崇商业连锁，商业连锁的发展也就是最近这10年的时间。商业连锁其实非常不简单，要做到成百上千家店，还能够和第一家连锁店采用统一的标准、流程和文化，这是不容易的。要求所有的员工执行标准化培训体系的训练，要求连锁店的任何角落、任何工作岗位、任何工作环节，所出现的任何差错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内集中反馈到后台研究解决。每一个环节怎么改进？培训什么内容？这就需要把第一线的实践成果和日常差错进行仔细的科学的研究，再变成流程和规范指引，变成培训手册，而且要求所有的人，在工作过程当中去执行，执行过程又进行优化。要求有强大的后台研发体系、电子化控制体系、标准化流程体系。

以苏宁电器为例。苏宁电器做到一定规模以后，它的优势已经不体现在规模，而体现在电子化控制系统与内部精细化管理系统，要求所有商品的进货和出货都做到一一对应，库存减到最低限度，进货价和出货价价差能体现出较好的盈利水平。

还有一些看似低端、传统的服务，如餐饮、足浴、美发、婚纱摄影、医疗服务，一旦在标准化、流程化服务方面做到极致，注入创意、研发和技术因素后，就可能演变成集约式的、可复制连锁的、高端型的现代服务，带动整个社会运行效率的提高和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不再是简单的店铺服务，而是关于新商业模式的经营和管理。

一些看似低端、传统的服务，一旦在标准化、流程化服务方面做到极致，注入创意、研发、技术因素后，就可演变成集约、连锁的高端型服务。

现在还涌现出创业创新服务型企业、服务中的“服务”、服务金融等服务新形态。

文化创意产业厚积薄发

中国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文化优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56个民族，每一个朝代有多少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可以转化为电影素材。美国的电影，《蜘蛛侠》、《蝙蝠侠》、《汽车侠》、《钢铁侠》……不一而足，才200多年，能有多少历史沉淀，最后也得渗入中国熊猫、功夫和龙的元素，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元素、中国电影的好莱坞化正成为一种时尚。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独特和悠久、多样的文化，这是不可复制的。问题是这种独特的文化优势如何和科技、商业化的经营、企业化的管理相结合，使得文化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去华谊兄弟访问，我首先问的是风险控制，拍一部电影，拍之前要投两个多亿，你怎么知道拍完以后，肯定能把两个亿赚回来呢？需要一套企业化、商业化经营思维和严密的财务风险控制系统。其次，针对冯小刚、李冰冰等一些艺术人才有特殊的管理要求。用企业化的经营方式和明星工作室的团队化运作帮助明星增值，为明星提供一整套的后台服务，把明星从“单干户”中解放出来。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独特和悠久、多样的文化，这是不可复制的。但要与科技、商业化的经营、企业化的管理相结合，使文化优势变成产业优势。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美国演员在学习中文，并争相到中国拍电影。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子学院已经开到100多个国家，孔夫子的话也越来越国际化。

现代农业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劳作方式

为何要特别重视现代农业和“三农”企业？现在有两个贫富差距，一个是居民的贫富差距，还有一个是行业的贫富差距。高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农业产值比重越来越低，农业用地越来越少。农业是民生产业、稳定工程。但现在却是薄弱环节。农业类上市公司数量仅占8%左右。

创业板有家种蘑菇的公司，总部在并非蘑菇产地的东莞。它们靠的是：农业生物科技+工业化生产+服务业品牌管理与渠道建设。首先研究在什么样的阳光、土壤环境下，种出来的蘑菇是最好的。在工业厂房里面，通过电子化系统控制阳光、水分、温度，统一配置土壤，通过工业化的流程进行批量化生产。通过品牌服务，打造健康菇、品牌菇、营养菇。开设专卖店、店中店、网店。还可在全国各地设厂复制，近距离配送销售。这样把各种创新要素聚合起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的生产，而这样的企业也很难简单地按传统行业划分标准归类为农业企业，它有食品加工与先进制造的概念，又有高端服务的内涵。

这几年还兴起了“养猪热”，而且养猪者最大的体会是，养猪比研发还难，比“养人”难。怎么设计猪舍和猪舍之间的距离以防疾病流行，在配种、分娩、保育、猪崽等不同成长阶段置于不同的猪舍，由不同专业的技术工人管理，喂不同的饲料。要实现分阶段分散式养殖、流程化管理、集中配送。还有加工阶段也很有技术讲究，大家知道雪花牛肉很好吃，但是雪花牛肉绝对不只是牛的某个部位砍下来的，而是把牛身上不同部位的牛肉进行一个最佳的组合，达到最美味的感觉，这就是加工技术。

新商业模式将各行各业结合，催生新兴的业态

商业模式创新的本质就是盈利方法的创新，是在传统经营或者现有基础上创造新的赚钱方法。比如互联网和各种行业的结合，如与金融业结合形成互联网金融，创意产业与制造业的结合。有一家做儿童服装、儿童玩具的企业，演变成做动漫的，以动漫的策划、设计、制片、销售及其衍生品为主。原来是5 000多人的重资产企业，最后变成了500人的轻资产企业。国外有一个“乔氏商店”，其商品种类只有沃尔玛的1/10。每一种商品，卖得更多、更便宜，有一些商品便宜2～3成，这里面就有核心技术。这个技术体现在哪里？就是筛选出来的商品怎么能确定会卖得最多且是客户最需要的，这种筛选、判断能力需要长期培养，需要有科学的研究分析作为基础。

商业模式创新的本质就是盈利方法的创新，是在传统经营或现有基础上创造新的盈利方法，与各行各业结合，催生新兴的业态。

商业模式的创新，隐含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在华山拍了一张照片，一个挑夫，每天上下两趟很辛苦，我问赚多少钱？ 50元。但是，这位挑夫不一样，一天能赚300元钱。什么原因？这个挑夫挑到一半，开始驻足唱歌，有点秦腔味，还跟游客对山歌，游客就情不自禁地主动塞点小费。每天回家以后，这位挑夫会跟闺女总结一下，这首歌怎么唱效果最佳，如何改改歌词，并跟游客互动。这就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上的现代挑夫开辟出的新的经营模式，创造出跟一般挑夫不一样的赚钱能力。

我们现在对慈善组织是“恨铁不成钢”。但是，新商业模式也可以让慈善组织变得有信誉，帮助慈善组织拓展市场空间和新渠道。国外有家“善水”慈善机构专门为穷人打井，通过互联网、视频等新媒体的应用，捐助者能即时看到捐钱打的每口井的情况，吸引了更多人捐款打井。

结合新兴产业新趋势的分析，可从六个方面总结新兴产业的特性：

第一，广泛性。创新不应该只是技术创新，还应包括更广泛经济意义上的创新，如工艺创新、应用创新、方法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或者是各种创新元素的聚集。

第二，综合性。现在很多行业，很难将其归为某一个行业，比如机床，纯属机械制造类。但是，当机床变成了以数字化、自动化、控制化技术为主的时候，就叫数控机床，数控机床的核心价值可能更多体现在数字化，体现在软件技术，是传统制造业和软件服务业的结合。所以，很难像过去一样，简单地按照传统行业的分类标准来给企业分类。

第三，动态性。今天的新技术、新模式，明天可能会被更新的技术和模式、更具创新力的企业所替代，产业本身就是永不休止的“高新化”过程。

第四，关键性。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关键技术和创新。

第五，应用性。能给社会经济生活的成本、效率、质量、品质、安全带来极富价值的影响和意义。

第六，替代性。能替代国际先进产品和技术，自主掌控。

如何挖掘出企业的核心价值？创新最大的价值在于“改变”。我们可以不懂晦涩的技术和专业术语，但是可以问清楚你的新技术或新产品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生活意义。

针对创新企业，我总结成“四千”特征：千军万马、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千差万别。这样一个“四千”特点，决定了信息对称难、尽职调查难、筛选培育难、风险控制难。因而在理解新兴产业时，不应局限于狭隘的制造业范畴，不应局限于传统的行业划分标准，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招商引资观念和方法，不应局限于简单的行政手段。

发展新兴产业要注意以下现象：新兴产业的低端化、概念化、重复化、同质化、快速过剩化。以新的浪费、新的破坏搞所谓新产业，国家鼓励发展文化产业，结果却又是一哄而上，到处搞大繁荣、大投资、大提速、大园区。

这里要特别强调掌握发展新兴产业的方法。最首要的一点是应尊重市场第一线产业实践的成果，尊重市场化的判断筛选与评价机制。前面讲的这么多五花八门的企业，总不能靠少数人，凭他的专业，凭他的认知范围，就认定这个企业或产业好，或者这么做好。同时要根据新兴产业的动态性、时代性和前沿性特点，积极构建以资本市场为纽带的金融创新体系。只有把资本市场注入新金融体系中，才能为多样化、多元化、多业态的企业，提供“门当户对”的金融服务。

资本的力量——改变

从产品时代向资本时代迈进过程中，过去我们熟悉销售收入、总资产、净资产、GDP等概念，今后还要熟悉股票市值、市盈率、经济证券化率、股权并购、股权激励、PE、VC这样一些新概念、新工具。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是过去60年来最重大的一次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20世纪50年代的土改，80年代的土地承包制，这两项释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农民分得一亩三分地，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第三项是国企改造、民营经济发展。我想第四项就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影响会更深刻、更剧烈。

资本市场至少带来六个方面的改变：

一是改变了企业定价的方法。过去按净资产定价，现在则要学会用市盈率定价，综合企业发展前景、创新能力与风险等因素。最近这几年，风投投资企业的平均市盈率大概是10倍，大体相当于净资产的3倍。

二是改变了企业做大做强的路径。股权激励、增发、换股、并购等工具的应用，使得企业整合生产要素的能力大幅提升。2011年最大的一场并购是平安集团并购深圳发展银行，用了300多亿，其中90%用股权。最近两年中小板就有40余家上市公司进行海外并购，现在还有要约收购海外交易所上市公司100%股权的案例。金风科技收购德国的风电企业，把德国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也“收购”了。苏宁电器收购日本著名的家电连锁上市公司。

三是改变衡量国家与企业经济实力的评价指标。股票市值开始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企业实力的重要指标。

四是改变促进企业规范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企业要上市，必须规范公司治理、财务账本和纳税行为。上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企业行为规范的“奖励”，通过激励机制带动约束机制。深圳地税局调研报告显示，100家拟上市企业最近5年年均税收平均增长70%，正是为了达到上市要求而规范纳税行为的结果。

五是改变传统的企业组织的形式。过去划分企业有国有、民营之分，未来更多的是股份制与非股份制、公众公司与非公众公司之分。企业股份化、公司公众化，将成为现代企业的主流组织形式。

六是改变传统的招商引资方法。PE、VC、产业基金在北京中关村、深圳等地已成为科技招商引资的第一渠道。最近3年的全国风险投资总量相当于过去30年的总和。一些地方政府把组织中小企业与股权投资基金对接点，作为新的招商引资模式。

深交所致力于打造全球富有特色的交易所。深交所平台聚集了那么多丰富的、不断变化的新兴业态。怎样更有针对性地满足或适应服务对象的特殊需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提高资本市场动员创新资源的能力，把各种资源汇集起来支持创业创新活动。

创业板发展过程中需要多关注“四型六新”类企业：小微型、初创型、轻资产型、源头创新型，以及新经济、新服务、新能源、新材料、新农业、新模式。我们应当去研究一下，哪些优秀创新企业优先选择到海外上市？海外交易所喜欢什么样的创新企业？境外创投最近几年在投什么样的企业？为什么会较多集中于互联网、文化、新传媒、医疗、生物这些行业？这些企业有什么特征和新模式？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创新能力方面还有哪些改进空间？

这些都值得思考，可以成为反思现行发审理念、制度的重要素材。可以从三个层面优化、改进：

第一，在不改变现有的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下，在执行层面予以改进。比如创业板有两套标准，服务小微企业、初创型企业的空间还很大。按第二层低标准申报上市的企业几乎还没有。

第二，在国家部委层面、监管层面，完善现有的规定。

第三，在法律层面，涉及大法的修改，这需要时间。

过去大家总习惯于通过制定规划、规定、制度，让企业适应。规划常常赶不上变化，而制度则容易变得僵化。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创新活动，更需要学会如何让制度适应新兴产业的新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

资本市场服务经济转型，面临新需求。资本市场有不同于其他金融要素的特长，这个“特长”怎样发挥？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要尊重产业实践与创新第一线的成果，尊重市场化筛选与评价机制，并为此创造好制度环境。在推动企业上市的时候，不应局限于成熟产业这个“特长”，过去上市企业绝大部分是制造业，我们很熟悉制造业板块。但是，现在需要突破，针对大量非制造业企业上市，我们应当有不同的理念。比如互联网，目前各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没有几家在境内上市。新一代互联网企业开始出现，数量更多、形态更丰富、技术含量更高、模式更新颖。不一样的企业有不一样的经营模式，如果为了上市，刻意改变符合正常营业要求和规律的做法，也是不合适的。比如过去一个连锁店上市，一定要求人家最好把每一家连锁店都买下来，租下来还不行，而且要逐家先签下合同。硬生生地规定企业在经营上不要这样做，而要那样做。

科学管理与科学发展

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新兴产业，走的是科学发展道路，这又特别需要解决方法、管理问题，需要科学管理作为基础，以科学管理来落实科学发展。科学管理对大家更需要、更紧迫、更具普遍性意义，人人可用、时时管用，却是最被忽视的。北京大学最为标榜的是“民主、科学”四个字，“民主”我相信大家还了解一些，而对“科学”真的没有多少人去深究。“科学”两个字，谁都会去说，中国绝大部分企业包括建筑工地上都会挂上“科学管理”的大字标语，人人都能脱口而出。但是有多少人细究过“科学”是什么？科学管理是什么内涵？科学管理是一辈子都可以用得上的。如同我们读英语的ABC，写汉字的横竖点，科学管理就是构建现代管理大厦的“地基”，是管理科学的源头和基础，是100年以前，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转型的时候，由现代管理科学的奠基人泰勒发明的。

为什么当今社会如此浮躁？一方面北京处处是现代化的设施;但是，另一方面，在狂风骤雨的时候，整个北京市还是不是现代化的城市？或许连普通的农村都不如？2011年大暴雨，首都变成了“水都”，南京看北京的笑话，结果南京新建火车站也漏水了，武汉还在看南京笑话，结果武汉也变成了坐船上班。

孙中山有一本著作叫《民权初步》，《民权初步》一书中，一半讲民主，但是另外一半讲“会议论”，讨论怎么开会。书中抱怨：“我们还不会开会，使得我们总是制定不出科学的决策。”中国100年前想搞民主宪政，结果连国会都开不好，只好解散国会。而美国独立之初就有一本《罗伯特议事法则》指导人们如何开好会，使得会议高效、有序。而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山会海”国家，会议质量与效率始终改进不大。

形式主义、八股主义、空谈政治，在社会蔓延和普及。大概、可能、也许、差不多、模模糊糊、马马虎虎侵蚀人们的思维。我们热衷于传统文化，好研究“道”和“术”，“道可道，非常道”、“兵者，诡道也”、“诡者，不守常也”，喜欢《三国演义》的“空城计”、“草船借箭”。但是，问题在于，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成功案例，不应是每个人顶礼膜拜的对象。我在深圳书城看到排了一大堆所谓的管理书，狼道、佛道、易道、竞道、商道、鳌道，道道流行，甚至居然还有“犬道”、“黑道”这样的“管理书”。

“说话不过脑，口号天上飘，行动不落地”、“泡在会上，言在嘴上，浮在面上”、“扎扎实实搞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 “讲话稿念完拉倒，汇报材料汇报完后成废料”。30年前邓小平就批评道 “文件多、讲话长、重复多、新语言不多”，现在似乎日渐严重。一副对联，“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谁来落实”。

什么叫科学管理？我们看100年前泰勒是如何表述的：“在科学的管理之下，工厂的每一个工作中的每一个因素迟早都要成为准确的、精密的科学研究和认识的课题，每一个动作、每一件小事都应该成为仔细的、科学的调查研究对象，以代替旧的 我相信是这样 、 估计是这样 ……我们应当建立一种用科学代替过去习惯的工作方式，管理人员的首要责任是把工作第一线长期积累的大量传统知识、技能集中起来概括为规律和守则……永远不要想当然。”那时，北大新文化旗手胡适也写了一篇短文叫《差不多先生传》：“凡是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做掌柜的，一千元的 千 字，比十元的 十 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最后，“差不多先生”得了重病，请了一个医生，不是差不多吗？结果请了一个什么医生？兽医！不治身亡。100年过去了，“我估计是这样”、“我相信是这样”的人何其多！

泰勒第一次把科学精神、方法和理念融入管理领域。像北大光华这样的管理学院、商学院，如果学生不学习科学管理会非常可惜。现在大学里教授的好多内容不管用、不实用。江浙一带的企业家，很多都是初中以下文化，当然我绝不是说文化越低越好。但江浙一带有中国民族工业的传承基因，他们很会在实践中应用科学管理，我把它总结为“三精原则”，即精耕细作、精打细算、精益求精。掌握这个基本原则，一定能把企业做好。管理企业，就是要善于把简单、容易、琐碎的事情做成流程，做成标准，做得精细。把简单、容易的事情做出不简单、不容易来，这才是水平。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精髓即精细化、标准化、流程化、数量化。科学管理是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石，现在西方管理学界也开始从时髦、晦涩、繁多的管理术语中回归到科学管理的源头。

日本的管理水平，我相信比中国至少要超过50年。日本经济起飞以后，经历了二十余年的低谷还未爬起来，似乎日本不行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中国如果遇到经济滑坡或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的发展是“挖地三尺”，前人积累未被开发的，我们这一代的，还有后一代、后几代人的资源高耗，才有这样的发展速度。万一GDP增速大幅下降甚至负增长，或者也发生类似“9 11事件”、日本大地震事件的时候，社会还是不是有序的？我们过去积累的成果、经济的奇迹，还能不能保住？这才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对整个国家、企业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检验。反观日本，从20世纪20年代的效率运动，50年代的质量革命，60年代的精益生产方式，70年代的六西格玛，一整套沿着科学管理的路径，用几代人的努力把精细化、标准化、流程化变成全民共识和习惯，成为现代人的骨血。

所以，谈科学行政、科学发展、科学决策，核心的基础在于科学管理。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快速过渡，非常短时间内，农村要变成城市，农民要变成城市市民和现代产业工人，毫无管理经验的创业者要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领导者。用什么样的方法和“语系”让大家共同遵循？中国企业有着先天性的缺陷，历史短，规模小，经验不足，长期缺乏科学精神、方法的普及性教育。传统文化基因当中，也有反科学的思维，喜欢相信奇迹和道术，不相信常识，总觉得一点一滴做起来太过漫长，适应现代工商文明要求的科学管理文化相当缺失。

谈科学管理，可以举几个很典型的例子。1929年江西于都工农红军发布公告指导如何按规范标准写好标语。那时农村刷标语是用石灰水刷在墙上的。公告要求要慢一点写，不要写草字，一个标语写完以后擦干一遍再走，不准偷懒改用纸贴在墙上。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歌唱的方式把最简单的底线要求、最易出的问题、老百姓最可能反感的事情清清楚楚表达出来，好记好用，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这比 “八荣八耻”好理解多了。搞科学管理就必须从细节抓起。

再比如交通道路标志。北京市诸多路段交通混乱，其中一个问题就出在交通标志上，你到了岔路口还没有看到指示牌，而那个指示牌却隐藏在远处树丛边。这类事情本可很简单就可以解决，为什么没有人去解决？谁去做？如何发现该类问题？反馈渠道在哪？把标志牌放到什么样的距离和位置最合适？写多大的字？标什么名称最恰当？这里面就要进行仔细的、科学的研究。

相较而言，分析一个案例：日本静冈县道路交通标志解决方案。要召开公共指示牌整改指引的专家和学者会议，形成基本思考。在此基础上组织政府各部门召开整改措施研讨会，明确各部门参与制定的体制。整改指引又细分出观光指示牌指引、步行者指示牌手册以及部分地区应用示范的总结要点。我觉得应花些精力和时间认真观察和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各行各业是如何实施科学管理的，如医院管理、户籍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环境管理、慈善组织管理。它们到底是怎么做的？每一步做什么？要注意什么问题？把这些变成当今大学里最重要的工商管理教材，相信会对大家步入社会有用得多。

我还特别主张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文章，看他怎么亲自动手写调查报告、布告、新闻稿，怎么指导开好党委会。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干的很多事情其实看起来也都很小。怎么开调查会？那时候他就提出规范，“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够了”。“不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参加，甚至也要请流氓参加”，“必须有调查提纲，必须亲自口问手写”，“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放下臭架子的精神是一定做不好的”。给儿子毛岸英去信要求他“跟工人、农民住在一起”。现在有多少人去干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写的寻乌乡、木口村等调查报告内容，他调查一个富人，这个富人家里有没有人在城市工作、有没有人在部队里面、他们家一天吃什么、穿的是什么、与穷人有什么差别……写得非常细。以前北大一个老教授费孝通，著名的社会学家，60年里前后到一个村庄就去了36次，一生写的最出名的书叫《江村经济》，从一个小村庄入手，追踪、解剖60多年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变迁。

为什么要重视调查研究？为什么要深入基层第一线？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处于多样多变、快速发展的转型期，拥有全世界最丰富、最鲜活的案例宝库，能够给我们的研究和决策提供最充足的养分，这是最值得研究者、学习者、决策者们珍惜并引以为豪的。有了细致的、来自实践第一线的调查研究作基础，才能有条件做好科学管理，才能通过提升管理效率和质量实施科学决策、科学行政、科学发展。

提问

提问：与香港还有上海证交所相比，深交所的特色是什么？

陈鸿桥：深交所的特色是，服务中小企业与新兴产业，打造中小企业之家。目前主要的平台是中小板和创业板。上海交易所更多的是盘子比较大的上市公司，香港的国际化程度相对更高。这个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我们相互之间也有合作，比如和香港还合资建立机构。但是，国际合作有一个过程，水到渠成，制度上需要匹配。

对深交所来说，紧扣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主线，形成相对应的产品体系、研究体系、服务体系、制度体系、监管体系，致力于成为全球富有特色的交易所。

提问：您谈到中国资本市场政策措施方面的演进，一个是降低上市门槛，另一个是增加透明度、强化督导。您认为中国企业的创新最受限制的主要是人才还是制度？

陈鸿桥：关于资本市场的创新，我想提及的一点是要将现有制度用好。从创业板的财务门槛来讲，其实也不算太高。保荐机构应有专业眼光，去发现有前景的企业，而不能只看规模大、保荐费多才去做。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有成千上万的企业能够符合上市最低财务门槛，报上来的企业平均财务指标比规定的最低门槛高得比较多。下一步还要推动新三板的建设，提供更多的退出渠道。

关于中国企业的创新，我觉得还是要尽最大可能用好市场化机制。我们最怕动辄搞运动。北大文化研究中心出了一个报告，很多地方以文化产业之名，政府做政绩，企业拿优惠，开发商圈地。看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到第一线，你越到二三线城市，越到基层，你会看得越清晰。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地方之间的“狼性”博弈。博弈过程中，宏观政策在地方上会有很多的花样和变形。观察中国的整体状况，要特别关注地方的动向。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各种开发区，都要争先恐后去拿政策，有海西开发区，有中原特区，还有特区的特区；有“西天一体化”（西安到天水）战略，还有桥头堡战略。一提起中国特色，我们可能只讲中国特色的优势、中国模式的优势，而忽视了这个特色和模式的劣势、弊端。我们讲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但是计划和市场想很好地结合是很难的，实际运作时却常常把计划与市场的弊端结合在一起。

所以，要特别强调资本市场多层次体系的建设，强调发展中小型、新型的金融机构。中小型金融机构不发展，结果是非正规的金融很发达，非法的金融活动很活跃。温州这样的城市地下钱庄不时兴起，因为正规的渠道没打开。中国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比10年、20年前复杂得多。针对无论是总量还是复杂程度远非过去能比拟的经济体，如果还想按以前那种调控思维和方法来驾驭的话，必定要翻跟头。决策者不是神仙，必须学会善用市场机制。

提问：创业板已经上市的公司带来了极大的贡献。创业板2010年开始是1 000点，现在基本上不到700点，到底怎样协调好创业板的融资功能和投资功能？

陈鸿桥：创业板的发展酝酿了10年。看创业板，首先我觉得要看主流，带来最大的效果在哪里？没有创业板和中小板这两个市场的发展，现在哪有那么多的PE和VC，还有政府引导基金？上市公司密集度最高，也是最具创新聚集能力的中关村，现在面临的情况是“钱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只要这家企业有发展潜力，有创新能力，就有资金排着队要投资。创业板把民间资金和社会闲散资金有效集中起来，支持民营企业，支持新兴产业。不管未来会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困境，但是看到今天中国企业的创新势头和环境，我们就看到了希望。

评判创业板，不能以现在30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数量、两年多的运行时间，就轻易地给创业板盖棺定论。制度怎么设计才是最优化，也在不断改进。单从发行价格和二级市场价格看，也在往理性方向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一些规范做法并不亚于发达市场。但是，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实践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可能指望一开始就是十全十美的。

提问：怎么看待创业板上市公司业绩变脸问题？

陈鸿桥：创业板公司整体的业绩不能只从一年、两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其实把时间放得长一点观察，会比较客观。公司业绩变脸本身是正常的，小公司、创新型企业波动性较明显，问题是要及时披露，不能造假，不能隐瞒，不能操纵财务数据。以个性化、差异化、特色性的信息披露为核心增强透明度，推出快速直接退市制度，是创业板未来制度建设的重点。

提问：您特别提到管理学院应该重视科学管理课，要把小事情作为仔细的、科学的研究对象，您为什么如此重视这点？

陈鸿桥：现在很多人对国内教育深感无奈和失望。我觉得工商管理专业不去学习科学管理课，没有最起码的基础管理常识和能力，那还能叫管理吗？我们往往最需要训练的是怎么把小事情干精干专。我们干的事情，绝大多数就是小事儿。但是，简单的事情、容易的事情、琐碎的事情，你要把它当成仔细的、科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一场心理革命。管理大师德鲁克也说过，这是精神上的革命。因为你首先得从脑子里面，从精神层面崇尚科学，崇拜把小事情做好的理念，而且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小事。所以，一般人不容易接受这点，简单的事情，不是很容易吗？干吗要这么花心思去细究？

我觉得在这点上特别要向毛泽东学习，你看他怎么亲自动手写人民解放军布告，怎么写“如何开党委会”。现在一个单位里，科长一级都不自己写东西了。结果职务越高，反而越失去了工作能力。不了解细节的东西，没有参与过程，没有干中学、学中干的习惯，你怎么能掌握客观事物的实情与运行规律，何谈科学决策和战略决策。

现在很多决策很可笑，你会很奇怪这些决策怎么跟人民群众的需求、市场第一线的实践隔得越来越远？过去很好的传统作风，跟群众打成一片，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这些优良传统都丢掉了或变形走样。毛泽东亲笔给毛岸英写信，“你文化大学毕业了，但社会大学还没毕业，要过社会大学这关，就必须与工人、农民住在一起。”咱们现在先别论“住在一起”的要求，但起码要听取群众意见，仔细了解周围事物，你才能“落地”，才能对客观事物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做出相对到位的决策。近年来，我国发生了那么多煤炭事故、火灾事故，每次都要付出成倍的代价去弥补损失。每次事故的原因大同小异，就是改不了。到处都是简单、低级的错误重犯现象。用这么多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教训理应堂而皇之地登上大学讲堂，成为今天大学生们最值得学习的MBA案例和教学素材。

科学管理说起来简单，但是坚持做好、认真做好真的很难，但真的很有用。各行各业和普通公民都应补上100年前的科学管理课，使科学管理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与普通公民的基本常识。一个国家和社会、公民没有这样一个底层基础的话，发展得再快、再辉煌，最后都要付出惨重代价。顶层设计得再好，还要回过头来补基础课，这是绕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