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易鹏：政府对城镇化要引导不主导|城镇化|易鹏

关于城市规模，易鹏认为，北京即使达到3000万人口也很正常。

3月30日，在上海举行的“2013第五届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学者对于政府在城镇化中的角色议论颇多。

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该扮演什么角色，是强势主导，还是因势利导？

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易鹏认为，城市是公共品，政府是提供公共品的，城镇化不可能脱离政府，要尊重客观规律，但政府也要注重引导。

“城镇化是改革总抓手”

东方早报：你曾撰文说，在城镇化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真正变成能够分享到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市民，必定会遇到各种挑战，因此要推动很多层面的改革。新型城镇化的内生动力是什么？城镇化与改革的关系是什么？

易鹏：第一，城镇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我们把很多改革做起来，城镇化肯定水到渠成，但反过来说，一届政府、一个社会，如果目标多元化会出现什么结果？乱，因此需要一个总抓手。现阶段，中国很多方面都要改革和完善，总体而言，城镇化是最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总抓手。

第二，这次提城镇化说到结构优化，以前我们的城镇化就是讲速度，而结构优化意味着更重视公平。公共服务问题必须要解决，要不然农民工会用极端手段，因为他们回不去了——不会种田，也不愿种田了。过去城乡二元结构确实对社会有稳定作用，这是建立在农民能够种田、愿意种田、会种田的基础上，但现在回不去了。看到这个趋势，会很清楚地知道，新型城镇化会凸显对改革的要求、诉求，更会把改革作为重点。

第三，中国目前到了一个改革的关卡，改革的共识进一步凝聚。而城镇化能体现农民工和未来要进城的农民的利益诉求，会有很多人支持。

东方早报：过去三十年间，城镇化也一直在进行。有一句话说，城镇化是过程而非结果，而且过程中的很多因素是政府、学者无法预测的。现在各界热议城镇化，是否又是一次政府主导、行政化意味强烈的运动？

易鹏：我认为不是。此刻，城镇化就在发生——每年有1300万农民进城，也就是说，今天又有三四万人进城了。这个过程中，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今天说改变就能改变了。但现在大家要更关注城镇化的质量问题。这些我不赘述。

大家之所以更关心城镇化的质量问题，是因为知道我们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我自己把城镇化定义为1.0、2.0以及3.0版本。以前是1.0，只管速度不管质量，现在发现，我们要有政府出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那么速度就为辅。

但不是要政府主导，而是要引导，一字之差，也就是要让市场配置资源，遵从规律，但政府的引导是需要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城镇化是不做引导的。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城镇化的国家，它也是第一个出台了规划法。在工业革命后，当时城市规划由卫生部门主管，因为当时城市垃圾处理、污水处理都没有，生出霍乱等许多病，后来才有城市的规划部门成立。后来1935年，伦敦出现了大城市“摊大饼”现象，政府又专门出了一个绿色低碳法案，就是城市周边必须要有绿色地带。

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东方早报：政府的引导起作用了吗？地方政府是否仍是投资为上的老思路？

易鹏：总体而言，这几年政绩考核体系还没出现一个大的扭转。

其次，现在我们看问题都容易偏激，认为GDP至上就是绝对邪恶的。GDP有它的合理性。

另外，城镇化对于GDP的增长肯定是有实质作用的，比如扩大内需。同时，城镇化肯定要有固定资产投资，有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去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达36万亿，非常大，只能说固定资产投资，我们不能突然出现大的增量，但有存量是很正常的。

东方早报：有学者认为，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时，有很多因素是人们驾驭不了的，如果搞行政指令型的城镇化，很可能错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