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我08年也参加了科斯和王宁组织的会议，后来看到王宁和科斯怎么改这本书，在科斯退休的老年公寓里，有一个房间是客厅，王宁住在客房里，一百岁的老人还在思考中国问题，这点很令人感动。

读这本书我想先读读这个书名，这本书的书名翻成中文是“变革中国”，这个翻译我们叫信达雅，这个背景我们都知道，就是刚才王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思想市场的问题。其实也没有一个法律规定说不可以叫这个书名，它这个书名意思就是中国怎么成为资本主义的。当然可以不同意这个书名，我一会儿会讲到这个问题。这本书可以出版，但是不能用这个名字，不但不能用这个名字，而且按照出版的惯例有一个版权页，应该交待它的英文名字。但是这本书没有版权页，没有说它的英文名叫什么，这个作为学术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缺陷。或者它是一个记录，记录下来的一种状况，这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法说不可以这么出，还是由于我们认为不可以出，所以就不能出，诸如此类。不可能没有版权页，而且现在搜索技术一秒钟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在美国已经出版，封面长什么样都可以看见。但是我们在这本书里，一个是状态的记录。

第二是科学记录，中国到底是不是像你们讲的，而且这本书在交待怎样成为资本主义。怎样成为资本主义的前提就是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了。它是不是成为资本主义？如果叫资本主义，它就不应该发生这种现象。另外我很好奇，科斯知道不知道这本书到中国变成了“变革中国”？

王宁：我跟老先生更喜欢中文这个题目。我们这本书是和中信签约，他们没有义务把英文的名字换过来。我们认为这个名字更准确一些。

周其仁：看起来英国经济事务所有这个持续的偏好，可能代表一部分西方读者或者西方的学术界也好，政策界也好，他们很关心中国是不是变成 Corporation，当年张五常写的《再论中国》，就是英国经济事务所出的题目，当时说五百字回答这个问题，说撒切尔访问中国谈香港回归的问题，非常关心中国会发生什么，所以西方有各种顾问提供这个背景，张五常把这个东西写成一个小册子，五百字写成好几万字，张五常当时对这个题目做过一个说明，他的题目叫《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张五常讲论文的定名非我所愿，我一向反对用资本主义或任何主义在内的名词，原因是我对主义一概不满。产权结构域空泛不着边际的各种主义无关，就连“资本”两字也应免了，在论文出版欠我尝试改题目，编辑坚持原来选的题目，认为富有吸引力，经过几次来来回回，我赢得的是在资本主义一词加上引号，这其中一个重要用途是表示在号内的字眼另有别意。这是他83年出中文版的时候打一个引号处。2002年再版的时候，他加了一个案语，说这次再版不拘小节，把资本主义的引号删去了。再出版的时候就变成《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没有了引号。

因为我自己读过顾准1979年的一篇东西，顾准先生在当时刚刚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上有过一篇文章，顾准当时已经去世了，这篇文章写于1973年，在文化革命最黑暗的时候，他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还在思考这些问题，他有一个阅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笔记，里头讲到 Corporation这个词，这篇论文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期试刊号上，等到正式出的时候就把这篇东西拿下来，我让出，因为即便1979年认为这个看法跟当时流行的看法冲突。我因为正好拿到这个样刊，当时有印象。这本书到贵州人民出版社出顾准文集的时候才收进来的，顾准文集的时候把79年这篇文章印了进去。顾准这篇文章有非常重要的想法，从文革革命已经开始的中国，就以急盼资本主义入手，顾准在文化革命批资本主义达到顶风的时候，他从学术上怀疑这个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在哪里都可以自发的长出来的，他不相信这个结论，他挑战这个结论，他挑战的根据是重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因为共产党宣言讲到 Corporation有一个来源，西欧人在马克思，包括经典作家在内，共产党宣言有一个解释，说这个起源于波尔夫（音），这个在英文词里城镇、是市民，资产者、资本主义者起源于市民。我们顾准先生认真考察这个“市民”，我们今天也讨论农民工怎么市民化，我们今天市民化是第一他有户口，第二他有社会保障，这就叫市民化。城市在西欧是自治的，这个词是买到特许权，城市是自治的。顾准说中国历史上哪有城市这回事？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没有可以独立出去的东西。

它涉及到一个科学问题，就是你怎么认知中国，用一套什么语言规范、概念体系来认知中国，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有一个由来。如果它影响非常大，其他地方都会借用，借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多少少会有不同。另外顾准还有一个意见，因为这本书后来副标题叫《市场经济的中国市场》，今天中国叫市场经济没问题，国家出版总署也会同意。顾准当时讲，市民不一定自发的变成Corporation，市场经济也不一定自发的变成Corporation，有市场经济跟Corporation还有一个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可能就涉及到你讲的，除了商品服务市场，还要有思想的市场，而思想的市场不简单，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创新就没有办法着地，因为创新一定要允许人们有不同想法。可是创新跟我们这个大一统的国家维持稳定，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之间什么关系？这正是摆在中国往未来发展的道路上的一个问题。

（周其仁在诺奖得主科斯与王宁合著的新作《变革中国》读书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