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令狐补充

《凤凰周刊》2013年第9期的封面故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大陆特殊群体的众生相，在报道的导语中，编者概括了这一群体的特征：“从大多数情况看，他们都有相似的家庭和个人出身，文化水平有限，90年代下岗，所依附的国企破产，个人陷入贫困，靠养老金度日。”导语同时还描述了他们的共同背景“以社会学和田野调查的视角看，他们整体上以‘50后’为主，他们并非对过去真相隔膜，而是亲历者和见证人”。

这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时代脱节者”的群体。

报道所呈示的这一群人，出没于洛阳的公园、广场，口唱过去的歌曲，甚至跳忠字舞，他们的言行因与时代脱节而显得突兀。正如报道所述，他们属于这个高速发展中不断分化和撕裂的社会中，为数不多且极其边缘的小众群体，却有着与其群体不相称的巨大的存在感和影响力，故而颇为引人注目。

如果回顾过去，不难看到，在这些人所称颂所迷恋的那个年代，当时的大多数人恐怕在外在表现上其实与他们别无二致。那么，在了解了他们何以如此外，进一步探讨他们的存在和现状后面的历史底色，就不失为一个有趣话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个人和家庭在物质上的贫困，以及在此基础上他们的精神寄托和政治诉求，落脚在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之上，是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尽管他们中间不乏富人，也有执著于个人政治信念，而甘于受穷吃苦的斗士，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均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下岗者、失业者和退休人士。

必须承认，他们不是市场化改革过程的受益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根植于人性而不可避免的社会观念和共同心理，在这一群体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而且不仅是一种促使他们抱团的黏合剂，也是他们统领言行的一种信仰。

仅比较1949年以来前三十余年和后三十余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工资和房价为例，即可感受其中巨大的落差。据我85岁高龄的父亲回忆，1954年他以排职干部级别从军队转业至某市搬运公司任职，月工资为固定的27元，而公司按计件计酬的搬运工人，收入多在每月40-60元之间，高的可达100元左右，一人干活养活一家子的情况比比皆是。其时，当地政府在城郊投资兴建工人新村，60余平方米的两间套房，为厨厕共用的苏式住宅，售价仅为125元。然而这种针对工人销售的住宅，却鲜有人问津。滞销的原因有三，其一，当时同样面积、更符合当地居住习惯的住房，月租金仅0.6-0.8元；其次，工人新村没有自来水，买水每担水要0.1元，比山坡下贵一倍；其三，梅家山原来是坟山。

如果认为这是当时私有制尚未消灭，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特例，可比性不足；那么，从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直至上世纪90年代住房商品化之前，那种住房一概由各级单位部门统一分配的做法，似乎就更没有可资比较的基础。但是，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体脑倒挂还是普遍现象，“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就是耳熟能详的段子。相较于计划经济时代物质匮乏，但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状况，如今腐败和贫富悬殊现象，所呈现的社会不公显然反差很大，乃是明摆着的事实。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这些“与时代脱节者”的言行，无非就是他们基于自己的物资和精神贫困的现状以及社会地位衰落、个人尊严的缺失等生存困境，将自己对现状的不满，借“那个年代”这样一个在他们看来既正当又合法，亦即安全而便捷的通道，诉诸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罢了。而且，还可以将这一现象，视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归属于社会分化亦既是社会日渐多元化的表征之一。其次，这恐怕也是他们亲历和见证了三年饥荒、十年浩劫等各种灾难性的社会动荡却不顾历史真相，对制度灾难和专断人祸视而不见，偏执地采取选择性记忆立场的基本因素之一。

换一个角度，在我看来，群体其实也就是一群热衷于公民权利表达的人，也不妨将他们的做法看做是一种维权行为。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权利表达，消费的是一笔已经被时代和社会主流所放弃的政治遗产，故而显得既与时代脱节，又别具一格。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不仅是日渐多元的社会中的一元，而且还呈现和反映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

所幸的是，他们是少数。

“脱节者语体”

本报评论员 徐伟

如果要给脱节者话语方式找个样本，此时此刻，最佳选择自然就是还在微博上甘岭上浴血奋战的脱节者们。

不妨试举一例。比如：“对于最近风靡的禽流感，国家高层部门一定不要高调！死不了几个人，连中国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他认为禽流感是美国的一种“生物心理武器”，是美国向中国“扔了一只注射过某种生物制剂的鸟，就可以起到调动几十万大军才有的战略牵制效果”。

这些的言论和立场大家都很熟悉，如果只是一番“阴谋论”，那和此前并无二致，或许大家不会在意，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们早就“习以为常”。而且在观点如此碎片化和多元化的今天，人人都有个麦克风，没有必要把他们的嘴巴缝起来，剥夺他自由言说的权利。

但是这些言论的话着实触到了“言论自由”的底线，“连中国车祸千分之一都不到”，语带讽刺和轻佻，一个军人竟然毫无对生命的敬畏，视人命如草芥，岂不可怕的厉害？如果这种人领兵作战，岂不是穷兵黩武的法西斯？而更可怕的是，他还是网友票选出来的“意见领袖”，如果这种思想得以传播，将贻害无穷。

更为值得思考的是脱节者们的语言方式，“他们除了胡喷就是乱骂，完全不可理喻！只有杀！” 这种疯狂的言论让人不寒而栗，“走狗”“汉奸”“卖国贼”“老狗”在这些人的的微博里俯拾皆是，满屏“假想敌”的陈旧话语，阶级斗争时代的遗毒。

徐贲先生曾经研究过中国当代部分人的语言问题。他将之称为“雄辩症”和“辩证法厚皮逻辑”，并认为这是一种很难治愈的恶疾，病根不在于缺乏逻辑，而在于滥用逻辑，当然是那一套可以让人无休无止“雄辩”下去，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诡辩逻辑。

徐先生说：在一个习惯于用高度敌情和战斗观念来看待个人意见和言论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总是不能容忍言论自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或敌我对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识的一种常态和过程。对言论之间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因异而仇，并且“仇必仇到底”，拒绝“仇比和而解”。这种情况在口诛笔伐式的大批判、大辩论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是“雄辩症”和“厚皮逻辑”的病根所在。”

实际上，雄辩症和厚皮逻辑今天正在部分人群中继续蔓延，比如，北大教授孔庆东在《第一视频》曾经发表过如下言论：“谁说朝鲜人民正在挨饿了？我刚刚从朝鲜回来，朝鲜人民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们，但是并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上世纪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饿了吗？你80年代的时候挨饿了吗？我任何时代都没有挨过饿，我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挨饿，而且也没有看到周围一个人挨过饿。从60年代到现在，中国人民吃得好好的，红光满面的，你看我身体，哪块儿像挨过饿的样子？”

按照徐贲先生的总结，这种话语方式，首先混淆了说理和辩论的目的。它错误地认为雄辩不是为了明理，而只是为了在口角中争胜。其次，雄辩症使人思想阻滞，变得看不到也不愿服从明白的道理和清晰的论据，再者，雄辩症的结果是越善辩越不文明，善辩成为一种对别人进行刁难和伤害的手段，成为“最不真诚、最不适当的行为”。你说“文革”武斗，他就硬说你有“美国干爹”，你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他就把生下你的爹妈也捎带进去。雄辩症的不文明在于它的争辩总是对人不对事，而不是对事不对人，而且对人的态度还特别恶劣，尖酸刻薄，充满了敌意。

由于不少人从小在大批判、大辩论中学会了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言辞嚣张，长大成人后，他们仍然以为辩论就该是这个样子，浑然不知这种形同泼皮的厚皮纠缠根本就不是有教养的说理逻辑。和脱节人群对话艰难，根在语言。而语言方式脱节，也是造成脱节人群无法理解世界变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