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地震中倒塌的映秀中学遗址（图/华小峰）

汶川地震的记录者张良，背后是映秀附近地震中严重滑坡的山体

汶川立体书封面

张良的双重生活

他把车开到浦东或虹桥机场，利索地换好登山鞋和户外衣裤，背着齐肩的军用背包登上飞往成都的航班，像去完成一个神秘使命——确实很像，尤其是这个39岁的男子有着因攀岩而练就的结实身材和干练气质——出行通常发生在周五晚上，到了周一中午，一身正装的CEO把自己“空投”回上海的办公室。

在上海，他与媒体人和公司客户谈生意、谈创意。在成都西北的映秀镇，他找形形色色的人谈苦难、谈救赎。这两个角色反差巨大，不过它们的名字都叫张良。

2008年9月起，这样的移形换影平均每两周重复一次。由于总是一套固定而醒目的行装，加之去得太频繁，后来他一进入映秀，就会听到有人说一句：“呦，来啦。”

他选择了新闻人退场而废墟尚未大规模清理的时机进入映秀，他让那里的人们看到他书写历史的努力，他面对或是期许、或是感动、或是疑惑、或是漠然的神情，他偶尔也在身心俱疲时怀疑自己是不是这项使命的合适人选。

张良原本只想承担更符合身份的角色——中间人。“5•12”之后，在上海一家公关公司担任CEO的他意识到，这是每个人一生中难得遭遇的大事件之一，应该产生与之相匹配的记录文本，他试图让急于向灾区献爱心的客户相信，资助一项非虚构写作将有更长久的价值，对方没有积极回应。连明确表达这种愿望的写作者，竟也没有出现。

地震7天后的全国哀悼日，张良带着刚买的《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和四川公路里程图，站在上海人民广场肃穆的人群中，他已经被一种使命感攥紧了：既然没有人愿意，那就由我来完成吧。

他把两部巨作纳入他的参照系，一部是再现诺曼底登陆的《最长的一天》，一部是还原基地组织策划“9•11”内幕的《巨塔杀机》，前者采访历时10年，后者也花费了5年。对于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信徒而言，仅就工作量，那也是两座望之弥高的山峰，现在，终于有人决心攀爬——按他的预想，他要花费至少5年时间，采访 300人以上。

在上海那家创办不久的公关公司，几个合伙人及下属约略知道张良在采集汶川地震的素材，将来可能会写一部书稿。他们能说什么呢？一个日常交往中不曾表现出丁点特异志趣的管理者，突然就冒出这样的念头……朋友们大多抱着共同的疑问：关于汶川地震已经有这么多的新闻报道了，你还要写什么呢？而后来发生的一切显示，朋友们的诧异出现得太早了。

“能感觉到，那些身处灾区的人虽然无法阻挡地震，但他们拒绝命运的完全安排。我希望这本书能告诉人们，这些平凡的人是如何做到的。”在一份寻求资助的项目说明中，张良这样阐述自己的动机，私人场合他会选择更自我的表达：他很想知道，当人类引以为傲的东西被一种更大的力量击败，他们会如何反应？他们会倚靠什么？地震报道浩如烟海，他却没有从中找到解答。

事实上，这个冲动对张良而言也毫无征兆。曾从《南风窗》记者一直做到副主编的他，彼时离开媒体采编已经四五年光景，与朋友联手进入公关行业也有一年了，这是媒体生涯的间歇还是进入商场的开端，他不确定，但是，非虚构写作？连这样的梦都未曾做过。

当时张良能做出的解释，就是不久前刚刚接触了基督教，在追寻信仰的过程中，自己内心的不知什么东西被拨动了。一些宗教界朋友的抉择也值得效仿——不去赶那些热闹，而是沉下心关注灾区民众更深层次的需求，张良觉得，写书无疑最适合自己。

笨功夫也是功夫

2010年7月，张良向几位合伙人提出，他的采访到了在全国各地搜寻映秀救援见证人的阶段，已经无法靠空闲时间来完成，而公司日益繁重的事务让他分身乏术，只能选择辞职。

开头描述的双重角色，确实辛苦到令人吃不消的程度，于是，奔波了几个月之后，登山鞋和采访计划都被搁置起来，它们沉寂了大半年之久，主人找到了公司业务繁多、前期采访需要消化这类借口——张良事后觉得，更深层原因可能缘于畏难情绪，堆积如山的信息多得让人沮丧。

为了退缩，连一个足以让其安心的“补偿”方式都在酝酿了，他准备发起一个叫作映秀会的公益组织。

或许，写作计划是一个逃不脱的使命，它最终要被唤醒。有一天，张良看到一篇文章，讲述卧龙管理局局长张和民在地震当天的雨夜独自跋涉，感受到了某种超自然力的召唤。他觉得被那段描述震撼了，他告诉自己应该继续向前。畏难情绪被踢到了路边。

辞职是大家始料未及的。之前一次次自费飞到四川采访，已经够理想主义了，现在，这个人居然要放弃几十万年薪及个人股权。那段时间，同为公司合伙人的李波以为张良只是为退出找了个托辞，真要写书，业余时间搞搞嘛，怎么可以耽误赚钱？

钱确实是个问题。张良也曾多次向企业、媒体集团和社会基金申请项目资金，都未能如愿，只能自己承担几十万元的预算了。不过，他不记得做出辞职决定有多艰难，按预先估算，五十多万元积蓄大体可以承受几年无工作。当然，他瞒过了家人，让他们以为他还停留在之前业余时间搜集资料的状态。

一个人真的认识自己吗？张良对此偶有怀疑。离开《南风窗》很久以后，他听到老同事如此描绘彼时的自己：穿着中山装，夹着公文包，“活像民国时的国民党委员”，这形象让他都觉得陌生。更陌生的是为了书稿不顾一切的决绝，它来自哪里，毫无迹象。

《南风窗》是张良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加上中山大学的4年本科和暨南大学的3年研究生，在广州生活长达20年，他却像笼中鸟一样封闭。《南风窗》一度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时政类刊物，后来又经历诸多内部变故，于是张良在2005年去了上海。张良绝少对命运表达不满，由内到外都弥散着绅士风度，具备一种人群中罕有的平静、温和而内敛。无论亲友还是他自身，都未曾感知平静之下的岩浆奔涌，直到它喷薄而出。

如今重新审视自己，张良觉得，尽管写书之前的职业生涯并未让他觉得压抑与不甘，但是在内心深处，一定有一个更想成为的人，并在汶川地震的背景下被激活。

事实上，张良有过一次更鲜为人知的小疯狂。在《南风窗》春风得意的时期，张良与主编秦朔的下一个目标很一致，就是创办一份非常专业的财经杂志，可惜因故无法启动。张良对这种媒体形态如此渴望，他决意在自己家里进行尝试。

得有一个人专职在家——他向供职于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妻子表明了决心，妻子最终不情愿地作出牺牲，辞去了工作。他们买书号，作摘编，跑印厂，搞发行，硬是把一本《21世纪经理文摘》苦撑了十多期，最终，投入不菲，血本无归。

记录汶川地震的难度，显然是折腾一份小作坊杂志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的社会现实无法为独立记者提供施展空间。不要说参与救援的政府、军队和医院，哪怕是普通百姓，大多也缺乏对这个单打独斗的采访者的最起码信任。到了后来，他不得不托朋友办了某周刊特约记者的名分，以消解无处不在的不信任。

采访的时间前后相加有3年多，张良往来奔波的足迹主要在四川、山东、江西、广东、上海等省市，累计起来多达三四十次。“下的都是笨功夫。”他甚至觉得自己不是最适合承担此事的人。

笨功夫也是功夫，中国还没有哪个记录当代史的个体，为一个题目倾注如此心力。但是，你很难将张良归类为偏执狂，他不会把不顾一切的气势传导到受访者那里。如果一个灾民拒绝采访，他绝不再做努力，这是他的采访伦理，不强迫，不执拗。

辞职一年多以后，焦虑来了，张良觉得这项任务漫长得看不到尽头，而自己除了差旅，还要每月支付远在广州的妻女的生活费以及房贷。预算出了偏差？也许是吧，另一方面，他的身心对这次漫长旅程的承受力到了临界点，可能畏难情绪的幽灵又暗中作怪了。

奔波3年多，采访一百七十多人，够可以了，不能等积蓄耗光了才想办法——那个理性的自我站了出来。他被说服了。

映秀高空的摄像机

写作开始于2011年年中，张良在偏于北京通州一隅的朋友家借了住处。房间位于10层，在郊野已经足够高了，京杭大运河边上的风和大片的绿化带全都毫无遮拦，它们构成了进行这种写作的上佳环境：内心的宁静，视野的广阔，还有一点点历史的苍茫感。

这是艰难历程中最畅快的一瞬，终于可以开始了，张良对自己说。

在三面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信息的纸片，有一百七十多位受访者的名字，以及从至少三千万字的资料中提炼出的要点与线索。阳光照进来，像是映照着三面迎风鼓起的、碎布拼接的白帆。

“彻底的非虚构作品。”张良这样定义他的写作目标，他要求出现在书中的信息必须经过交叉印证，这意味着要成倍成倍地增加那些读者很难感知到的汗水。

采访政府应急反应的时候，张良听到了总理温家宝原本想乘冲锋舟进入震中的传闻，却没看到公开资料的印证。为了确认这条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信息，张良采访了不下10个相关人员。“确实有这回事。”他终于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仅仅为了采访某一个消防员，他跑了两次上海，准确成了压倒一切的标准。有时看几十篇文章，只是为了核实一个信息点。他要求自己，每个重要细节都得经过交叉印证。

在文风上，张良丢开在《南风窗》时擅长的评述风格，刻意保持冷静、克制，“甚至显得有点冷酷”。书中不仅绝少议论与抒情，甚至连大段描写都很难找到。他常常想象自己是一部映秀高空的摄像机，“就架在那里，默默记录，把作者本人的痕迹彻底抹掉”。

“都不愿意再去看，”写作完成，张良觉得留下太多遗憾了，“很多重要人物还没有采访，（比预想）大大缩水了。”

高峰很具诱惑力，可惜的是，攀爬者面对的起始高度完全不对等。瑞恩采写《最长的一天》，得到《读者文摘》老板华莱士出手襄助，资金充裕，甚至可以在欧洲两百多家报纸刊登寻人广告，而劳伦斯•赖特完成《巨塔杀机》，属于《纽约客》杂志支持的职务行为，绝无后顾之忧。中国的张良先生，他除了自己还能依凭什么？遗憾归遗憾，某种程度上，他已经触摸了自己所能到达的极点。

找回个人的生活

4月27日上午，在重庆一间有着粗线条欧式装修风格的民居里，张良组织实验班的6个男生进行开放式的学习，研究的题目是地震原理。巧合的是，这天是四川省确定的雅安地震哀悼日。

大家都专注于探讨科学，没有人提及那本即将出版的《汶川地震168小时》，这符合作者一直以来的淡然。汶川地震5周年纪念日前夕，他会去北京参加一下新书发布，再去映秀看看他所挂念的受访者，然后，他准备把那5年的一切放在身后。

写完书稿后，出现过待遇优厚的担任媒体或公司高管的机遇，不过这些此刻已不在张良的选项之内了。他对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发生了兴趣，恰好，《校长》杂志准备创办一个教育实验机构，需要践行者，这正是此刻的他渴求的工作。

在南京郊外的茅山，这个孩子王带着大家做游戏、游山玩水、种植作物，在自由得有些不成体统的课堂，学生们体验着共同钻研课题的乐趣而非接受知识灌输的苦闷。后来，张良带着几个更大一些的男孩从上海启程，一路开着车游游逛逛，完成拉练，在重庆继续着同吃同住同探讨同劳动的实验之旅。

或许与心境有关吧，44岁的张良是少有的那种发际线很高却不显沧桑的男人，他觉得自己活得前所未有地来劲儿，“好多东西才刚刚开始，还在建构，丝毫没有为后半生考虑的想法。”

幽静小区中的实验班远离车马喧嚣，张良与这个社会推崇的生活价值渐行渐远。“脱离它的约束，是很舒服的感觉。”他不鄙视往日的自己，但已拒绝再回去。想想身边有多少人，三十多岁就定型了，他们喜欢强调生活的压力和肩上的责任，已经看不到自己个人的生活了。

如今，张良逐渐看清自己性格的隐秘部分：骨子里其实挺喜欢冒险，他习惯单打独斗而非管理，他有一些源自大学时代的价值观与愿景，虽长久沉寂却从未丢弃。

1980年代末期的中国风云激荡，无论错觉也好，幻想也好，那时的波涛汹涌给大学生张良一种自己一直在参与历史的感觉。坐在大气科学专业的课堂里，他开始梦想从事更可以推动国家进步的新闻业——追求个体在社会的价值，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基因。

在大学期间涉入社会激流的代价足够惨重，张良毕业后捏着有点特别的档案材料，无法研究气象，也无法留在大城市，只能悻悻然回到湖北监利县当一名中学教师。对这种生活的忍耐持续大半年后，他请了长期病假跑到北京，全力以赴备考新闻研究生。后来，他进入了新闻行业，体会其魅力，也感知其局限，生活一直铺展到上海的那间CEO办公室，铺垫到汶川那震惊世人的摇撼。“我在参与历史”的感觉，遇到了最适宜它的那个复活时机。

“我原以为在记录别人的命运，但这个过程也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张良如此评价过去的5年。为中国的地震记忆和非虚构写作留下有待评判的一笔之后，他转身进入新的未知领域。他的故事依旧让人期待，这可不是因为他穿了一件印有“BRAVE HEART（勇敢的心）”的深色T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