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 羽戈

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撰文《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近年来，最高法院屡屡就此问题公开发声，如去年下半年，沈德咏曾强调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防止以及纠正冤假错案。今次最高法院以如此形式发声，可见最高法对防范冤假错案的态度与决心。

这篇文章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譬如沈德咏对防范冤假错案的七点思考中，第四点谈到了律师的作用。针对律师不与公诉人对抗，反而与主持庭审的法官“死磕”的“非常奇怪的现象”，他不仅批评违规发难、无理“闹庭”的个别律师，还反思了法官的职业伦理：是否小题大做、反应过度，是否对刑事辩护和律师有所轻视，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则和公正的立场等。这样的反省，出自最高法院官员之口，其分量便重了一层。

第六点谈到了司法公开，这同样是切中时弊之论。沈文主张刑事审判（其实何止刑事审判）“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审判秘密、个人隐私以及重大商业秘密，就应当及时主动公布真相，让人民群众用心中的那杆秤去衡量和评判”。这里多说一句，司法公开，不仅指案情，还应指向旁听制度。打开审判庭的门，天塌不下来。

沈文最值得重视的地方，首先是对一些流行观念的认证与阐释。我们应该都已习惯于“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抓一个”之类主流说法。对此，沈文认为：“……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树立的情况下，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甚至可以说还比较大。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在思想上要进一步强化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老话说“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沈文指出，此言难以两全，要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让无辜者获得保护，那就有可能会“放过”一些坏人，对此，社会各界应有心理准备，“这也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这些观点，都是金石之言。

其次，即如标题所示，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这首先要回答：冤假错案为什么会发生？原因自然多多，“故意陷人入罪者有之，认识错误者有之，能力不强者有之，技术落后者有之”。沈文指出：“冤假错案的形成主要与司法作风不正、工作马虎、责任心不强以及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有很大关系”，这就道出了发生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

以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为例。冤案的发生，至少反映了当下司法体制的三大缺陷：对命案必破原则的贯彻；对侦查机关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违法取证及滥用证据。这三者环环相扣，声应气求，从而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以至整个司法体制都要为其背书。要破解，谈何容易？

沈文开出的药方，如“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查明认定存在非法证据，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这看上去很美，但落实起来却极具难度。在张氏叔侄强奸案中，浙江省高院对控方提交的证据不是没有怀疑，不然就不会在二审中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15年有期徒刑，然而他们为什么不能直接宣判两位被告无罪呢？这里面隐藏的问题，显然不是“充分依靠法律程序制度防范冤假错案”这种原则性的表述所能解决的。

目前，“坚决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更多只能依赖司法工作人员个体的努力。如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中，浙江省高院一位法官认为证据不足定罪而力阻死刑，新疆石河子监狱的驻监检察官张飙为二张伸冤等，他们不仅“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还守住了法律人的底线。

强调个体的努力，并非漠视制度的功用：后者终需以前者为根基。从制度设计的角度防范冤假错案，说到底，也依赖于每一个法律人的坚守与每一个案件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