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郑州７月１２日电（记者　双瑞　黎华玲　刘丽琴）“觉得生活不知道往哪里走。”说出这句话时，在富士康车间流水线上工作了两年的２６岁工人李想，轻轻把头转向窗口，眼神疲倦又迷惘，脸上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沧桑感。

作为全球最大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在中国内地雇佣了约１２０万名员工，大部分是像李想这样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在组装苹果手机的富士康郑州生产基地，每天数以万计的手机从李想和他的工友手里生产出来，流向世界各地的消费者。

“我的双手摸过的ｉｐｈｏｎｅ加起来可以盖一栋二层楼房了，可我的工资却买不起一间房子用的砖！”李想说，自己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每天重复简单而机械的动作。从车间流水线回到逼仄的宿舍，静下来的他常常问自己：“青春一去不返，谁能告诉我未来在哪里？”

走出农村家门时，李想一度以为自己能在城市安家落户。他出生于人口大省河南，多年来从这里出去的农民工遍布全中国及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和李想都相信，上学读书或学得一技之长会让他过上跟父辈不一样的生活。

后来，李想考上一所中专院校的钳工专业，开始觉得拥有一份能够成家养家的工作、让母亲不再操劳变得不遥远。因为老师告诉他，钳工专业在市场上很热门，毕业后工作好找、挣钱又多。

但很快，李想就碰壁了。他发现，劳务市场上最常见的招工类型是普工，对技术能力不作要求，他几乎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为了糊口，他辗转于南方沿海城市的各类中小型加工企业，做一些“看一眼就会”的工作，每月１０００多元的工资，令他常常捉襟见肘。

２０１１年初，新建的富士康郑州园区招工，李想重新燃起希望。在他看来，全球５００强的光环有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几乎可以料想待遇也将扶摇直上，但不久后，他再次心灰意冷。

起初，他以培训的名义被派往富士康烟台厂区工作１０个月。令他记忆犹新的是，脚后跟的茧在离开那里一年后仍没有蜕。当时他负责产品烤漆环节，一天１１个小时站在流水线支架前往上挂原件，这项工作跟流水线其他许许多多环节一样，被富士康工人评价为“是个人就会干的活儿”，月收入始终在２０００元徘徊。

“离岗如厕，太累太困，竟在厕所睡着”，“加班到精神恍惚”，“连续７个月工资不到2000元了”，这样的工作记录频繁在李想的微博上出现。不过，长时间简单机械的劳动并不是最难忍受的。在车间，工作姿势、离岗时间甚至衣服拉链位置都有严格规定；在生活区，同乡不会被安排在一间宿舍，加上工作时间不一致，往往同住一屋几个月还说不上话。

不久前，李想从流水线工人晋升为全技员，处于这个企业多达１３级的权力结构体系的第二层，但他并没有感到多少喜悦。除了继续晋升的重重困难，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只是孤独地工作和睡觉，城市里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我没学历也没技术，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离开这儿又能干什么呢？”李想说，很多次下定决心告别目前的工作，但又屡屡在现实面前却步。

长期研究中国劳动市场的学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樊明说，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许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为回归乡土积累财富，而是有着在城市落地生根、获得有尊严生活的强烈愿望，然而靠简单机械的劳动很难实现，他们需要更多提升和充实自己的机会。

２．５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引起了中国政府极大关注。首先体现在更加注重倾听农民工群体的声音，例如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从５年前的３名增加到３１名。此外，还出台了许多保护农民工的措施，比如提高农民工工资待遇、扩大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覆盖面。

但对于处于转型期，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相当大的１３亿人口大国，要实现人人享有尊严的生活，让每个人的梦想都能得到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看着脸色严肃、时不时陷入沉默的李想，很难想象他带着一丝留恋所描绘的曾经开朗热情的自己。他仍旧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鲁迅的杂文，这跟周围多数工友不同。他能指出某家出版社的《鲁迅杂文全集》缺了哪篇文章，鲁迅的名言信手拈来，说话偶尔也带有鲁迅式的犀利冷冽。

李想说，鲁迅的思想可以让他在混沌的现实生活中保持清醒。尽管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但他并没有绝望，仍为改变现状而努力，因为不希望未来的孩子步自己后尘成为“三代农民工”。

(原标题：寻梦中国:一名富士康农民工的梦想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