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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辽墓(位于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宝山县)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辽代壁画墓。对无名画匠思想和心态的探索往往是美术史研究中的禁区，但是宝山辽墓很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证据——这就是2号墓石室南壁《寄锦图》上的墨书题诗。
巫鸿
在越来越多的辽代墓葬被发现以前，人们对“辽”或“契丹”丧葬习俗的理解主要是通过文献，特别是通过一些似乎是基于实地观察的记述。虽然《虏廷事实》的作者南宋人文惟简没有留下什么生平事迹可考，但是从这部笔记的书名和所记内容来看，他所谈到的各种契丹风俗应该是亲自在辽地看到或听到的（下面引文中有关对耶律德光遗体的处理，应该属于“听到”一类）。书中“丧葬”条下所记的契丹葬式相当具体，而且已经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
北人丧葬之礼，盖各不同……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虏，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人目为帝羓，信有之也。
但不管这些文献记载的细致程度和可信程度如何，它们作为历史材料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它们都是从当时中原汉人的角度去观察和记述的。
墓葬的发掘和分析终于使研究者得以跳出传统文献所隐含的“华夷”身份设定，直接面对历史。这些墓葬的建造和使用者有的是契丹人，有的是在辽代任职和身居辽地的汉人。在这个基本分类之下，还有身份地位、职业、时期、地域等诸种不同。每一座辽墓所反映的因此不是抽象的和普遍的文化异同，而是多元历史和文化互动的具体现象。
位于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宝山县的1、2号辽墓的建造时间约为10世纪20年代，属于目前所知最早的辽代壁画墓。
墓葬
这两座辽墓位于辽上京以南30公里的一座墓园内。
总体看来，这个墓园的规格相当高，绝非一般官宦家庭所能拥有，而宝山1号墓中的一通墨书题记则提供了这一规格的确切理由。题记曰：“天赞二年癸未岁，大少君次子勤德年十四，五月廿日亡。当年八月十一日于此殡。故记。”这个墓葬属于辽代或契丹皇族的重要成员。
2号墓死者的身份不详，但遗骨由科学化验得知属于一位成年女性。由于墓中出土了一块写有“契丹小字”题记的石头，而这种文字是在920年代中叶左右创制的，因此墓葬的建造年代应该比1号墓稍晚，推测其墓主可能是“大少君的夫人之一”。超级豪华的装饰风格即便在目前所知历代最高级别的墓葬当中，也是罕见的。
两墓虽然在发掘前已被盗掘，但是发掘者在残存遗物中仍然发现了金丝和流金錾花饰物以及金环等对象，说明原来一定使用了相当数量的纯金和鎏金器物陪葬。这些证据都进一步证实了死者的身份不同凡响。根据这些证据和推论，这个墓园可以被初步断定为属于辽代皇室成员，可能是安端一支的茔地。
图像程序
宝山1号墓中的石室位于墓室正中，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建筑，而是被纳入一系列以门户相分割的空间之内。进入墓葬正门，短短甬道(1.62米长)的对面是一道木门，其作用是界定墓室的起点。这道门的后面是一个四面都是门的长方形过渡空间。面前朝南的门是石质的，也就是石棺室的门，通向石室中的“内部空间”。左右两边的门是木制，通到围绕石室的一个“外部空间”。我们因此可以把整个墓葬的空间划分为三个既关联又分隔的部分：一是从墓门到石室门，沿着中轴线建构的门道和过渡空间；二是围绕石室的环形外部空间；三是石室中的近方形内部空间。这些空间中所饰的壁画为理解其象征意义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
绝非偶然的是，这三个空间中的绘画形象属于三个不同的类型。A空间中的是第一类形象，包括三对近人高的男女门吏和侍者。他们沿着中轴线站立，胁侍于墓葬和石室的门侧。第一对立像出现在进入墓门后的两侧墙壁上。东侧为戴黑色幞头、着褐色团花锦袍、行叉手礼的男吏。其深目钩鼻的瘦削面孔明显为非汉族特征。发掘报告将西侧人像定为“女仆”。但根据其所著的短袍和腰间所悬短匕，这应该是一个年轻的男吏。第二和第三对人像分别胁侍于石室入口的内外两侧。石室外部是两个男性，石室内部则是一男一女。每一组合中的左方人物均为着黑袍、戴幞头的男侍。女像绘于门西侧，长发垂肩、身穿团花长袍的女侍。她在此处的出现应该与石室内部空间的私密性质有关。
第二类形象为B空间内的日常生活图像。墓室西壁上一组7人一字排开。除了一个面带皱纹的中年人以外大都是年轻人，身穿简朴无饰的衣服。或恭谨地行叉手礼，或端着饮食及日用器具。考古报告将其中的短发形象称作“女仆”，不一定正确。这7人的服饰基本相同，而且6个短发年轻人和对面墙上所画的驭者在面型和发式上也完全一致，表现的应该是墓主的男性贴身侍者。对面的东墙上绘有三匹马及牵马驭者。当首一匹马的辔头和鞍具尤其华丽，以金箔装饰金属构件。很明显，这匹马所表现的是墓主人的珍贵坐骑。墓室后璧西侧绘有一个放有杯盘饮食的黄色方形矮桌，与东、西两壁上的画面一起把B空间定义为墓主的生活起居之处。但是后壁正中所画的半启的门户则可能具有另外的象征意义，引导人们想象门后所隐含的空间。
总体来说，B空间内所绘的人像均为具有强烈写实风格的当时的契丹人物，他们穿着典型的契丹服装并留有契丹发式，一些男女侍者的面容富于个性，有若真人肖像，使得这个空间作为“生活空间”的含义更为明确。与此形成强烈的对照，石室内部的C空间则以相当不同的线描赋彩的绘画风格描绘了来自中原的历史和神话故事。东墙上的大幅壁画上书有橘黄色界框中的“降真图”三字，应是该壁画的题目。画面中的人物亦各有榜题：左下方是长髯束发、面如冠玉的“汉武帝”，身前的几案陈放着三足鼎和托盘等物。他坐在方形矮榻上，正在迎候着乘云而来的一列仙女。起首的一位仙女是高髻华妆的“西王母”。她手持的蟠桃，是准备赠给武帝的礼物。人物周围点缀树木竹簧，右上方是一带绵延起伏的山峦，画面空旷辽阔，蕴含着对仙人的期待和对这一愿望的许诺。这幅壁画的内容无疑是《汉武帝内传》中的一则著名故事：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四月戊辰，武帝迎西王母承华殿前。但见西王母在群仙女簇拥中冉冉从空中下降，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缓，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华髫，戴太真晨婴之冠，履元橘凤文之鞋。视之年可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神人也。
故事随后叙述西王母由仙女董双成搀扶登上承华殿，与汉武帝相谈移时，赠送给武帝《五岳真形图》及四个蟠桃。负责装饰宝山1号墓石室的画师将“降真”和“赠桃”这两个情节浓缩在了一起，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紧随着西王母的仙女身形稍矮，发髻的形状也较为简单，榜题中的第一字似是“董”。这个仙女因此应该是董双成。随后两个高髻仙女残存榜题中的最后一字均为“后”。这两个人因此可能是古代的著名后妃，随同西王母一同前来与武帝会面。唐代的《周秦行记》记述了一个幸运男子与历代美人相见的故事。在这篇假托为牛僧孺所写的传奇里，作者以特有的机遇得与汉文帝薄太后及戚夫人、王昭君、杨贵妃、石崇园中的绿珠、东昏侯宫中的潘美人等美女相会，并由薄后安排昭君侍寝。宝山1号墓《降真图》所表达的是一个类似的男性幻想。
与这幅画相对的石室西墙上的壁画损害比较严重，看得出来的部分包括几名面朝画面内部围坐的男子，包括一个秃顶僧人，一名戴方巾的道者，和一个榜题为“刘楚”的戴黑色展脚幞头的文士。这些人坐在木墩或石座上，有的似乎正在高谈阔论，有的则似乎在洗耳恭听。发掘报告将其称为《高逸图》，可能是因为感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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