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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李绍章离世的消息，心痛和惋惜之余，特别有一种物伤其类的伤感涌上心头。作为知名网友和高校“青椒”的代表，他的逝去无疑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近日，我开始仔细重读他赠的《“土生阿耿”三戒文丛》（《法界之戒》《世界之戒》《学界之戒》，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2月版）和他博客上的文章。读文思人，近十年的交往一幕幕浮现出来。
绍章和我接触网络的时间相仿。2000年，他从烟台大学考到华东政法大学读研究生，开始活跃于网络，网名“土生阿耿”。但凡我出入的BBS论坛，都会看到他的帖子，标题都是很抓人眼球的。在卓泽渊法学网和法律思想网这两个10年前盛极一时的BBS里，我们还做版主“同事”了一段时间；在法学空间（法律人社区）和灼灼华法网上，我和他都建立了个人专栏（类似日后的博客）。他那时似乎是从中法网论坛版主的位置上“出走”的。
这时期他的文章往往一气呵成，洋洋万言，火气和火力很足，回帖也犀利，内容多涉批评、讽刺，特别是批评自己就读的学校。这些帖子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抨击硕导滥带学生、教师在外挣钱精力不投入教学科研、外行导师挂靠在别的硕士博士点上招生、硕士答辩放水、学生会干部“蝇营狗苟”等系列帖子。对我而言，原先是想考该校研究生的，经常被他帖子“耳濡目染”，竟打消了在那里读书深造的念头。乃至后来被西政（西南政法大学）一些教授和网友“蛊惑”，终于成为歌乐山中人。
现实中，他是否因为这些帖子受到校方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不得而知，但看到网络上不断有人和他辩论，他“耿”劲上来，往往越战越勇，“给点阳光就灿烂”，用他自己的话，是“裸奔于互联网络和各色报刊，俨然一副豁出去的架势”。
我注意到《三戒文丛》对这段青葱岁月中的文字没有收录。其中缘由，当然和他“产量”太大有关。但我揣度，可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悔少作”，这些文字的确有练笔的稚嫩性质；二是“为尊者隐”，批评母校只是“怨其不幸，怒其不争”。中国大学精神的堕落早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就开始了，阿耿不过是《皇帝的新装》里那个童言无忌的小孩而已。
这段时期的网络历练虽使“土生阿耿”爆得大名，但是也有不利的影响，这就是他被贴上了“愤青”的标签。标签一旦贴上，就成为网友批评他和所谓“主流学术界”排斥他的口实。其实，绍章2004年研究生毕业入上海政法学院（前身是上海大学法学院）做了一名青年教师，成为“体制内”之人。听他的同事讲，他干得风生水起，教学科研都是一把“好刷子”。但是在网络上，他依然保持“体制外”的立场。
他的专业是民商法。这是法学行当里一个相当实惠的专业方向。有些教师下海做兼职律师，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也有些学者心无旁骛地从事体制内认可的“课题”和核心期刊论文写作。但是，绍章却把工作以外大量时间花在写博客上，这就是他的“痴”——对写作本身的痴迷已经超越了外在物欲的诱惑。
2004年12月底他在最高检察院所属正义网的“法律博客”安家。这是一个法律专业人士经常出没的网络家园。他的博客在我看来相当“正规化”，从栏目的划分，文章字体、体例、配图都一丝不苟、整齐划一，可以看出是独具匠心。
《三戒文丛》中不少文章最早都贴在该博客上，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涉及他的民商法本行。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民商法法理、法条相当娴熟，专业根底深厚，特别是将实践事例、案例“类型化”的过人本领，以及嬉笑怒骂、流畅通晓的文字风格令人惊叹。我稍后也驻扎在“法律博客”，和他成为“博友”，但是也只是一个网络上唱和的文友的关系，生活中没有太多联系。
直到2011年1月，我才和他有了电话联系。
那时我所在学院的领导有个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专项课题“调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法律依据研究”需要短期内拿出十万字成果。领导委托我牵头做此课题。我组织学院几个老师每人写一篇文章，还约请了郑磊、孙铭宗等朋友撰稿。但我们这帮人都是做公法学的，缺乏民商法学者的参与。于是，我想到了李绍章，很冒昧地联系他，邀他给课题写一篇稿子。我们课题组和《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合作，拟分两期发8篇稿子。据我了解他对学术不端问题已经关注了很多年，写过《公鸡下蛋》、《项腐败》、《钓鱼稿》、《搭便车》、《投稿》、《名家速成》等文章。
那时，我丝毫不知道他在2008年就已经查出恶疾。他回复“等身体好一些就写一篇”，我以为他是患了一般的疾病。等到3月份，我又给他发短信催稿。他真是一诺千金的人，很快写完《科研不端行为法律化及其方法：以认定为中心》，该文后来发表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二期。对此事，我一直感到愧疚。一年前，如果他透露一下患病情况婉拒，我完全支持并且能够理解，绝不会干扰他的治疗向他约稿。毕竟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
我是2012年4月间得知他患病的，那是在浏览中国法学创新网时突然看到的上海政法学院宣传部的一篇访问记《李绍章：不能站上讲台，是我最大的遗憾》。得知他已经和癌魔抗争了几年，我一下愕然，随后给他发短信问候，他很平静地回复：“西医已经无法医治，只好吃中药。大家都保重！”
2012年6月下旬，我恰好受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邀请参加一个跨学科的禁毒史国际会议。去上海之前我就联系他，希望能够见个面。他说最近身体状况较差，需要到那天再联系。我一到上海大学的宾馆，就给他打电话问候病情，说如果不方便就不要勉强了，如果方便我就去他的住处探望。他执意要来找我，说：“我这边比较偏远，你一个外地人不容易找见，还是我去见你。你那边我很熟，我这边有车。”一个半小时后他来到宾馆，这是我们网络交往10年来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问及他治疗事宜，他依然淡定：“就是硬扛。已经转移到骨头里，没办法治了，实际上也没有治。”由于网络上早已熟络，见面也是所谈甚欢，谈了些具有娱乐性的学界八卦。这次见面，我还邀了同学林沈节夫妇一起。谈了近一小时，大家一起出宾馆吃饭。我问他的车停在哪里，要不要挪动，他指指校门外笑笑：“包了一个车过来的。因为身体原因出行离不开车，开车师傅是我的朋友。”我忙让他把司机叫来一起吃饭。听说他从野马浜过来找我，车费得一百多元。这件事，我感受到他对朋友的真诚。
2013年4月，收到他三卷本的《“土生阿耿”三戒文丛》，我回信感谢并表示钦佩。短信里我跟他说：春暖花开，老兄可以出去走走，可能对身体有好处。他回复：现在动不了，只能卧床。我心里一紧，知道他身体急剧恶化，这三本书恐怕是他的绝笔了。
在生命最后的半年里，身体不允许他再写博客，他又创立了微博“通报批评”、“慰问电”、“唁电”、“睡前一小微”、“起床一小微”、“阿耿歌唱”、“我说宪政”等系列。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艰难而顽强地发微博。从他创作的这些“段子”，可以发现他一直关注着国家法治建设的动向和事例。
我和绍章结识时间虽不短，但交往次数有限，更多的是看他的文字。他的文字立足专业、面向社会，反映了网络时代的理性精神和专业智慧，这是当下在网络发声的法律人最难能可贵的。仅有的两次交往中，我看到他做人的真诚和赤子之心，这种坦荡的人格和认真的敬业精神也是我最为钦佩的品格。
我会永远记住法网上这么有个性的文字，记住这么一个好朋友、好兄弟。 文/褚宸舸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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