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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王道军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洪是国内为数不多与罗纳德·科斯有亲密接触的中国学者。
盛洪昨日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概是在1980年代，我们就一直在阅读科斯教授的文章，包括他的理论介绍。大概是在1987年、1988年的样子，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因为读了科斯的论文，很受启发，所以就写信，希望和他进行交流。”
没想到，科斯给盛洪回信了。
科斯教授在其百岁生日接受采访时曾透露：“1988年我曾给盛洪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我说， 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 我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并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后来，盛洪等编辑了一本名为《企业、市场与法律》的论文集，里面收录了科斯的8篇论文，包括《企业的性质》、《边际成本的论争》和《社会成本问题》等，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在这一过程中，两人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
科斯强调真实的世界
不喜欢“黑板经济学”
“在我们讨论学术问题期间，我也在寻找去跟科斯学习的机会，后来正好有一个机会来了。”盛洪告诉早报记者。
1993年10月起，盛洪受科斯之邀，曾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
“我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时，相当于是他的学生，但他依然对我很尊重。在法学院，我们都有单独的办公室，当时我们约好每礼拜聊一次，实际上是我向他讨教，他总是到我的办公室来，虽然这里面有一些原因是他到的时间不确定，但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一点架子。按中国人的看法，学生是应该到老师那里去请教问题的。”盛洪后来回忆说。
盛洪表示，科斯诞生于1910年12月，从小就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甚为向往。早在20世纪60年代，科斯就认识了经济学家张五常，并且对张五常很有好感，或许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看到了中国人很聪明。而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更是引起了科斯的注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盛洪来到科斯身边。
“我发现，他对中国很感兴趣。但是他没有来过中国，只能靠有限的知识，来形成他的判断，他的直觉特别好。比如，他认为，在中国，家庭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理解就是大致不错的。”盛洪说。
正是基于这个判断，科斯认为，俄罗斯的改革——农庄解体为个人，而中国的改革——人民公社解体为家庭。所以中国的农村改革能够取得胜利。
“事实上，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经确立，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而后来江浙一带出现的家庭作坊，活力也很强。这也证明了他的观点。”盛洪说。
盛洪昨日还表示，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半年，并不能够读太多的书，但是最大的收获是体会了科斯的方法、风格以及为人，这是书本之外的收获。
“我认为，科斯的方法就是自由主义，他追求自然秩序，不强调个人作用，而是强调个人作为制度一部分的作用。我曾经有一次请他给“制度”下个定义，但是他却说，所谓定义，应该是要由经济学家这样一个群体，经过交流和竞争最后形成的一种主流看法，而不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权威下的结论。”盛洪说。
对于科斯的风格，盛洪认为，科斯是明显的经验主义。“他强调经验，强调真实的世界，不喜欢拿数字去做演绎，弄一大堆公式，即黑板经济学，他希望了解真实的世界。”
“今天纪念科斯要做的
是进一步加快改革”
盛洪认为，科斯作为一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是比较谦逊的。“他们这一派自由经济学家，信奉的是自然秩序，以及自然演绎形成的制度，并不强调个人的贡献。因此他对自己的理论贡献很谨慎。当然，他也承认，经济学家做的一些研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
虽然从未到过中国，科斯还是紧紧地和中国联系在了一起。
盛洪认为，中国1978年以后的改革实质是制度的变迁，当然制度的变迁是需要有理论来解释的。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提出制度变迁的方案时，很自然就要去寻找制度方面的理论。经过长期的探索，就发现了新制度经济学，这正是由科斯创立的。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
盛洪认为，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最大的特点就是研究制度，并且方法是非常简洁的。科斯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制度。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历程恰恰证明了其结论的正确。
“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承认产权，保护产权，包括老百姓创立企业，包括农民的耕地。”盛洪说。
2010年12月，为庆祝科斯百岁诞辰，十余家学术研究与出版机构共同在北京举办了“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同时编辑了同名的纪念册。
盛洪说，纪念册印刷出来以后，又配上专门制作的精美的漆盒，效果不同凡响。不仅科斯教授收到后很是高兴，科斯太太爱不释手，很有鉴赏格调的张五常教授也倍加称赞，除会议赠送之外，还自己掏钱买了10套。
今天，科斯已经作古。
盛洪认为，今天我们纪念科斯，所要做的是进一步加快改革。“虽然中国现在承认产权，但是对产权的界定、对产权的保护还不够。”
“一方面，对小的产权，比如农民的土地产权，虽然宪法规定应该保护，但是并没有得到尊重和有效保护。一些地方政府搞开发区，强占农民耕地，农民只获得很少的补偿，这就是对农民产权的侵犯。此外，一些大的产权，比如一些企业的产权也不能很好保护，比如一些企业家遭受不公正待遇，朝不保夕，也是明证。而这些，都将妨碍中国的发展。”盛洪告诉早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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