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9月11日讯 2013年夏季 达沃斯 论坛今日举行，网易财经现场直播。在“重启增长”分论坛上，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未来的增长不仅是科学和技术问题，而是资源整合问题。对中国而言，需要进行更加全面深化的改革。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区分，把政府在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职能更多地留给市场。

实录：

Yang Yanqing：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在第一轮的讨论过后我们还有一个辩论的过程，我们有很多的解决的方案可选，比如说有教育，应该有全球的开放性，应该加大研发，应该确保社会可持续性，而且中国的经验证明我们应该鼓励新行业的增长，而且G20峰会上也说金融和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澳大利亚的这个意见是应该有一个自由贸易的重要性的考虑，同时还有对金融行业来说应该减少风险，而其他应该可以增加一定的风险，同时对金融行业来讲，我们应该有一个全球的框架来确保全球能够实现可持续性的增长的模式。我觉得可以提出几个简单的问题来回答。最困难和最具挑战的，在短短的新的备选可持续增长模式的这方面您觉得最难的、最具有挑战是什么？张主任您觉得？

张晓强：说到智能的增长我觉得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而是整合的全面的方式。比如说在中国当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必须得进行经济的改革。

Richard Goyder：我觉得现在的变化太快，现有的系统和规则不能够很快地适应，我们应该加强我们的适应的效率，能带来效果并鼓励年轻人。

Jyrki Katainen：我觉得最难的是金融业的增长，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的监管框架，现在更加地紧缩了，当然了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我们对好的项目而言应该可以为他们找得到融资才行。同时这也是一个积极的挑战，我们要推动一个更加可持续、更绿色的发展还是要保留我们原有的这些技术？如果我们是更绿色的技术的话，增长不但是可以可持续的而且是可以很快的。

Yang Yanqing：请土耳其来谈一下在G20集团里讨论的其中一国，提到了有最大的航班数的国家也有最多的基本的限制，而且相应的框架也并不是很全，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Ali Babacan：我觉得结构性改革对可持续增长非常地重要，我觉得在过去的两三个月中讨论的东西正相反的是现在的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市场都在进行深刻的改革，包括调整社会福利以及东南亚9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还有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推动了许多国家展开了结构性的改革，在欧盟包括许多的发达国家他们的金融系统更加地成熟，许多东南亚的主要银行、东欧的一些主要的银行还有墨西哥、土耳其。我们的银行业是比较坚实的，因为我们及时地采取了改革，土耳其在澳大利亚之后将会担任G20的轮值主席国。我们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时候将会强调一点，就是如何使全球增长更具有包容性，特别是帮助那些最不发达国家，而且要使这种增长概念对所有的国家都是更为重要的概念，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最贫穷的国家，特别是非洲潜力是巨大的，而且非洲更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且他们对自己经济结构方面的重视也要更大。

Yang Yanqing：接下来想请Arkady Dvorkovich先生来谈一下。

Arkady Dvorkovich：当然了，我们有最好的教育系统，我们现在都知道芬兰的教育体系是最好的，或者是最好的之一。但是，教育仍然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基础教育，应该从根本上推动智能的增长，但这是一个长久的工作，需要几代人才能实现教育系统完好的效果，我记得芬兰的教育改革7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这将会集中不同的改革的措施，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创建有竞争性的市场给他们提供环境，同时让他们创新自己的技术。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讲这就不太容易我们关闭一个工厂就不容易，一个工厂里的雇员规模非常大，当地政府能做什么呢？市场能否吸收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正在尽力地找寻这样的解决方案，希望在减员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确保不会过度地影响这个就业，现在我们的失业率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现在GDP的10%都是放在的培训和教育方面，所以我们现在的国债水平也是非常低的，只占GDP10%，所以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下手。

Yang Yanqing：Urs Rohner先生，我觉得作为一个银行家从金融的角度来讲讲。

Urs Rohner：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稳定并可持续的环境，这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够被人们认为是稳定的。因为我们需要确保G20不同的原则、目标、措施都要一一地落实才行。考虑到未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下一代，我们需要有高技能的人才，比如说像瑞士或者是芬兰这样的小国，才能保证全球的竞争性。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的环境允许人才和物资的流动。

Yang Yanqing：非常感谢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现在请观众特别问题。请在提出问题之前自报家门，尽量地简短。我注意到很多人都举手了。有请这位女士。

提问：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了Jyrki Katainen说创造的就业率，欧洲现在失业率非常地高，欧洲整体事业人群高达900万，我想了解一下在政府和私有部门方面可以做哪些事情带来绿色的增长。

Jyrki Katainen：我们说一下政府能做什么，芬兰在90年代初期面临着同样的失业危机，不能说整整一代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可以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因为经济衰退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今年年初我们发动了一个新的计划，25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会有保障，他们要么就是上培训，要么就是上工作，要么就是上高等教育。所以可以避免太多的年轻人闲置很长的一段时间，另外针对30岁以下的毕业生采取了以下的措施，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不能丢弃一些人。

Urs Rohner：非常感谢你这个问题，你提到的是一个悲剧，公共部门当然可以做得像你说的那样，同时就算在欧元区有一些地方劳动市场还有待完成自由化过程。在私人领域也就是企业界，我觉得我们瑞士面对的是一种双重的一分为二的教育体系一部分人接受高等教育，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直接到企业做学徒。当然我们年轻人的失业率远远低于欧洲边缘地区，但是因为有公司吸收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做学徒所以就大幅度降低了年轻人的失业率，一方面他们有了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就提出了跟就业有关的技能，所以是多方面的好的投资措施。所有公司应该注意这一点，他们应该多培养很多的人才，并且也要留住，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经营，而且还有一种道德的义务在里面。

Yang Yanqing：副总理先生怎么看呢？

Ali Babacan：我觉得可以做这么几点补充。第一是年轻人能够到企业接受一些实质性的培训，头6个月的工资是我们政府给付，后来如果满意的话，他们可以接着在那做普通的员工。另外，就业培训我们每天就提供了每日10美元的培训补贴专门提供给失业的年轻人。第三项措施是针对29岁以下的年轻人社保费用本来应该由雇主来承担，后来我们决定政府承担头两年到头四年的社保费用。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失业率比欧洲平均值低8%到9%。

Arkady Dvorkovich：我觉得都说的很高，关键问题是重点在哪儿？如果是减少年轻人的失业率，那应该动用大量的资源可能说明另一个问题做的努力就有限，因为预算是有算的，政治方面的行动能力也是有限度的。所以这方面是一个取舍。我们在高加索北部的一些地区准独立区失业问题很严重，我们还需要想办法。还有一些俄罗斯其他边远的地区年轻人失业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们转移了其他项目的钱，专门用于年轻人的就业方面。另外任何一些国家想要有多少的社保和福利是自己的选择，归根到底是政治的选择。

Yang Yanqing：俄罗斯整体的失业率是多少呢？

Arkady Dvorkovich：整体上是5.3%，年轻人高出一些，但是在高加索北部地区要达到20%。

Yang Yanqing：中国的失业率呢？

张晓强：我们的统计是4%，实际是5%左右。

Yang Yanqing：土耳其呢？

Ali Babacan：平均失业率是8.9%，年轻人17%。

Yang Yanqing：澳大利亚呢？

Richard Goyder：澳大利亚失业率大约5%，年轻人工作机会比较多。我觉得我们私有企业可以多做很多的事情，刚才还有几位提到了可持续的未来，这离不开私营部门在就业方面多做投资，包括跟政府一起采取行动才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

Yang Yanqing：另外两个国家芬兰和瑞士是怎么看的？

Jyrki Katainen：芬兰的平均失业率8%。如果不算在培训的那些年轻人的话。

Urs Rohner：瑞士是8%左右。

Yang Yanqing：因此我国的失业率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值。

提问：我是在中国金融界工作的，我想问一下Urs Rohner董事长，全球需要采取更严格还是更宽松的金融监管才能对金融界的增长比较有利？

Urs Rohner：这还是一个难题我们银行家当然很讨厌特严格的规定，但有时候确实有必要，与其严格和宽松不如要求那些业已存在的规定更清楚，执行得到位，不一定需要20万条的大规章，如果能把它总结成10个比较清楚的原则，然后再彻底执行这些原则，当然这是一个理想，你还需要建造各种模型包括风险评估模型，归根到底你还需要围绕一些特别简单的原则去开展你的监管工作，才能保证金融业的稳定而不是说大量通过各种新的立法和监管规章。现在全球层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国家都开始开展国际业务，那么你一旦作为一个国际银行都需要遵循50多个国家的规章，这是难以想象特别复杂的一个过程。最后的结果是你操作风险加大了。然而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更稳定的金融系统。所以监管规定需要清楚也可以很严格，也需要执行到位而且需要更连贯。

Yang Yanqing：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评论。我可能自己再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最想改变的东西是什么？

Arkady Dvorkovich：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第一就是把这个西装给换下来。说严肃一点我们参加这样的会议往往都是收获很大，都很愿意听到各位的印象和感受，我们现在处在很关键的时期要制定好中长期的政策，如果发现各位更乐观一点儿不是悲观那么我就更愿意批准一些投资项目。如果感到整体的情绪更悲观一些，那么就不太愿意批准那么悲观的项目。

Urs Rohner：我就说一下我参加过这么几次会议，我觉得所谓数据大世界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金融服务这方面，数据的能力包括建造一些新的模型来了解消费者，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做，我们回去就会用很多的时间更深入地了解大数据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以后要面对的一个大的转折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需要回答客户的问题。

Richard Goyder：我们回去就会雇佣更多聪明的年轻人。

张晓强：我觉得对中国来讲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结构要升级，要深化我们的改革。

Yang Yanqing：我再问一下十八大三中全会可能通过最大的一个改革措施是什么？

张晓强：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角色的区分。

Yang Yanqing：那么你现在面对市场觉得自己的角色范围没有问题吗还是需要再改？

张晓强：说实在的政府的一些职能还是未来由市场来做，特别是资源分配应该以市场为主，我们应该把更多的职能转移给市场，这就对企业对竞争更有利了。

Yang Yanqing：总理先生您怎么看？

Jyrki Katainen：我自己比较重视的一点就是清洁技术将会是一个新革命，芬兰已经是差不多是欧洲清洁技术的中心。几天前我刚到北京会见了一些中国清洁技术的公司代表，我发现中国的公司特别是中国的餐厅对我们的发展很重要，因为中国餐厅有很多废止的食用油，他们炒完菜以后就要扔，其实可以拿过来做成飞机燃料，这是一种很清洁的技术。

Ali Babacan：我们正在制定一个中期发展计划，我们将采取更多的措施让劳动力市场更灵活地运作，同时福利也要得到保障，但我们劳动力市场会变得更灵活一些，另外一点是进一步改进商业环境，能效对能源进口国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话题，因为最后都是我们自己买单。最后一点是想提高我们的积蓄率，因为这是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了。其实就算没有来参加这个会议我回去也会在这方面采取措施。

Yang Yanqing：好了，谢谢我觉得我们基本上达到了最初说出的目标。如果总结的话我可以这样说，智能发展模式有四个部分，一个是教育包括劳动市场的开放。第二个是全球开放和国际贸易。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促进各种新技术包括所谓大数据等。第四是更重视结构改革。有这么四个点。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观众的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