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回想起来，我最早阅读科尔奈的著作是《走向未来》丛书中他的那本《增长、短缺和效率——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宏观动态模型》（崔之元、钱铭今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当年这本经济学理论著作第一版就印了三万八千册，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他在中译本序言中说，计划经济的制定者总是相信经济增长率越高越好，而这种信念是不符合实际的。“本书试图告诉读者，经济的强制增长和过度加速会带来很多有害的结果。”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对“唯增长论”的批判，多少年过去了，科尔奈的这一思想至今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986年他的《短缺经济学》（张晓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也在中国正式出版了，一时间在中国经济学界掀起“科尔奈热”，“短缺经济”的概念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中走进了经济学论坛。然后是在2007年读到他的《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有点意思的是这个译本属于“领导干部参考译丛”，而作者在该译本也收入的英文版序言中特别强调：“本书最后对改革持有非常悲观的结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无法走出自己的影子，局部改革永远不可能突破自身，因此，必须要有体制上的彻底变革。”（第6-7页）在特地为中文版写的序言中，他既反对轻易下结论说该书不适用于中国，也表示“最终还是要依靠中国学术界自己进行最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问题所在”（第14页），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热切关注和谨慎态度也可以在这里反映出来。

然而，真正的“科尔奈热”恐怕是在“思想的力量”之后才会到来。

我相信雅诺什·科尔奈的《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安佳、张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给我们带来的历史反思与道德批判的深刻影响可能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也将超越当下而指向未来。

吴敬琏在序言中说，这是“科尔奈著作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本”，这句话值得思考。一部写给公众的思想自传，难道会比使他获得与哈耶克同等声誉的里程碑式著作《短缺经济学》《社会主义体制》等更为重要吗？吴敬琏解释说，诚如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教授为《思想的力量》繁体字版写的推荐语指出的，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探讨科学创造的道德标准和心理过程的专著”。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家应当怎样为真理、为人民的福祉而奋斗（第2页）。

有评论说，对中国读者而言，《思想的力量》是一面照见我们自己及所处社会和时代的清晰的镜子。科尔奈自己对此也说得很明确：“我还是非常肯定，我生命中的这些经历也是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熟悉的经历，他们会从我的经验、我的处境以及我的选择中，看到他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选择。”他甚至马上举出来一个例子：“在我们这两个国度，人们会迫于侮辱甚至严酷的身体暴力而违心地进行自我谴责。但不论自我批评怎样被败坏了声誉，我们还是需要进行自我反省。”（中文版序言）这就是青木昌彦所说的“道德标准与心理过程”，如何在学术研究生涯中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与尊严，这是《思想的力量》的内在核心议题之一。“让阳光照进来”，这是他在中文版序言中说的。

该书副标题中的“非常规自传”表明了它在自传类著述中的独特性。作者解释说，所谓“非常规”，是指其中穿插了许多相对独立的与社会政治问题、事件过程相关的“微型短论”；另外，“本书基本上是一部思想自传”，包括了传主的政治生活、公共生活和职业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际关系。除了内容上的“非常规”以外，资料来源的“非常规”更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作者在“前言”中说：“研究匈牙利前秘密机关的文件让我们非常激动。近来，匈牙利政府的法律允许公民查找与自己相关的各种资料。读到告密者的报告，看到警察为政治审判所作的调查记录以及国家安全情报机关官员的笔记，我不仅感到压抑，而且惊骇不已。在这本传记中，我引用了很多政治警察和秘密机关调查我的材料。”（第5页）这个问题又归结到了我们曾经讨论过的当代研究中的史料作为“思想利器”的问题，当然这是比机构“内参”等史料更具有政治与道德反思的重要意义。例如在115页的脚注，我们读到：“有一次我们是在费克特公寓里谈论这个话题的。最近披露的警方记录表明，当时这套公寓里已经安装了窃听器……我们谈到了道德力量以及道德力量需要强大到何种程度才能抵制迫害，负责录音和解释我谈话内容的警察显然误解了我们的谈话。46年后，面对这份满是圈点和问号的记录，我心中百感交集。要是我没有让这种对自由思想的专制和对私人谈话的卑劣侵犯吓倒，我真想对警察的这种粗心和无知以及对话题内容的愚蠢理解一笑置之。”（第115页）更令他百感交集的是看到秘密档案中有保持了十七年亲密友谊的朋友对他行踪与思想的密告，类似这样的朋友有十位左右；有美国教授给他的信函的复印件，有一长串与他通电话的朋友名单，有出国讲学中的线人报告……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当时匈牙利法律规定公民有权了解这些档案，有权知道谁背叛了他们（第168页）；二是是否应在公开出版物中发表这些资料仍然有争论，科尔奈面对这种道德与情感的困境作出了勇敢而又谨慎的选择。

严重的道德与良知困境的选择贯穿在科尔奈的整个人生选择之中：在政治上的觉醒降临以后，如何在政治良知与学术研究之间获得心理平衡。他从真诚信仰、狂热工作中的觉醒始于对谎言与暴力的认识，但是他深刻地剖析了在觉醒之前认知失调理论中所阐述的防卫机制是如何起着蒙蔽作用的，对于我们理解知识分子的认知与思想改造问题有着很深的启示意义。贯穿全书的一个很令人关注的主题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法律、道德、友谊、人性弱点等困境冲突。在1956年10月事件后，“我决定克制一下自己的政治行为，以免遭受警察的严刑拷问。……我害怕受到审讯，我更担心我经受不住他们的严刑逼供，那样，我不仅会背叛自己，也有可能出卖他人。所以我决定不做任何违法的行为，以免自己做出让自己羞愧的事情。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在于，我痛苦而又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弱点”（第115页）。但是，他也清楚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比如他认为仅仅是人道主义关怀的募捐，很可能会被认为是阴谋和犯法（第121页）。关于在审讯中如何回答问题，他说：“真正的困难并不是审讯者和受审者之间在智力和情报上的较量，真正的难题是道德难题。……我只是给自己设定了更为现实的标准，即要保持基本的人类尊严，我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守住这一道德底线。”（第117页）另外，关于尽量避免“两张面孔”（在匈牙利与在西方国家的发言）的问题，“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因为西方国家那种自由的氛围，会使人坦诚地说出心里话。但在匈牙利那种充斥着威胁、告发、告密者和审查及指控的氛围中，人们会觉得压抑而不讲真话。我是从自卫的角度为自己制定了这条规则，……但除了这种自卫的原因外，两面派的行为也会让我的良心受到谴责”（第174页）。他关于“朋友”的回忆使人感动：“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不会随随便便就称某个人为 朋友 ；朋友这个词的含意非常重。如果一个人没有朋友，在独裁专制下的生活根本无法忍受。”（第122页）

在2009年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上，他对一位中国学者提交的关于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的论文既有鼓励和赞赏，也有尖锐批评，说“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政治因素”（见许成钢《〈思想的力量〉和人的力量——我的导师科尔奈》）。他毕竟与斯蒂格利茨这样的“中国通”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