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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为一系电影导演，不是作家诗人。他长居广州，与我缘悭一面，然而，却有着难得的书缘。在他去世之际，我翻阅着手头一册薄薄的《游牧之歌》，想到此书会承载如此沉重繁复的往事，这无论如何让我始料未及。媒体已有不少关于他的电影导演方面的悼文。而我不想让这本文学之书的有关珍贵史料，湮没在时间深处而无人知晓。这可是一个电影工作者对文学的特殊贡献啊。
不久前，我的忘年交、九十高龄的上海老作家沈寂先生，将《游牧之歌》赠我，说拿去看看吧，可以有写篇文章内容的。我翻开扉页，见是签名本：“沈寂兄存正！为一，1957，7，3日，上海。”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于1957年5月，原著为哈尔曼·阿克提，一个哈萨克民间艺人，整理者王为一。一个电影导演，怎么会去整理出版一部少数民族的民歌集呢？这对王为一自己来说，都不曾想到过，且是唯一的一次吧。
王为一为此书写有《前记》，最后一句写道：“将这本书纪念我和我的亲爱的朋友赵丹、徐韬、朱今明在新疆那段漫长而难忘的日子。”他提到的这三人，都是艺坛好友，都着迷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去莫斯科剧院深造呢。1939年夏，他们结伴而行，打算从新疆前往苏联学习。在新疆时，他们还组建实验剧团，开展抗日救国的戏剧活动。不料，从事这些进步文化工作，却遭到军阀盛世才逮捕，过了四年的铁窗生活。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营救下，直到抗战胜利前，他们才被释放，回到重庆，继续从事进步的戏剧和电影活动。
正是因为在新疆的这段特殊经历，才有《游牧之歌》的诞生。该书的原著者哈尔曼，因参与领导族人武装反抗盛世才的压迫而被捕。而巧的是，哈尔曼与王为一在乌鲁木齐的一间狭小的囚笼里，一起度过整整两年的牢狱生活。王为一发现，哈尔曼有一个亲戚，也押在牢里当小差，每天给各个囚室门口送水等。遇到没有牢吏监视时，他会趁机到王为一和哈尔曼住的囚室前，偷偷与哈尔曼说上几句话，传递一些消息。有一次，他还冒着风险，从窗口扔进一小卷纸和一根短短的铅笔头，说要哈尔曼写些歌给他唱唱，还约好在厕所里坑板底下，作为他俩传递“歌纸”的秘密地方。
此后，王为一就看到，每天借着铁窗下一点昏淡的光，哈尔曼把他曾经的所见所闻，饱含着对家乡深切的感情，化为一首首诗歌，又在每天“放风”的时候，悄悄把“歌纸”放在那个秘密的地方。一次，王为一翻阅哈尔曼作为留底的四十多首诗歌，不禁兴趣大增。他觉得，哈尔曼的这些诗，虽然题材是片断式的，缺乏连贯，有的没有写完整，但内容新鲜动人，情景丰富多彩，充满着哈萨克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气息和精神风貌。于是，王为一请求哈尔曼把诗的内容一句句进行讲解，并忠实地记下了每一段诗。有时，谈完一首诗，王为一还根据哈尔曼曾讲过的生活趣事，出一些题目，由哈尔曼慢慢讲，如《搬家》《狐鹰》《姑娘追》等，这些诗，就显得较为完整，艺术性也比较高。而大部分的诗，王为一经过整理，最后根据内容再加上题目。这样，这部民歌集，共得题十个，每题诗歌数量有多有少，多的有五十三首，如《结亲》，少的如《牧羊》，只有三首，总计有一百六十五首。这些民歌体诗歌，由一定的音级组成，每首八句，押一种韵。节奏有的轻快，有的舒缓，一首首连在一起，就是一种长歌，有相应的几种曲调可供歌者配唱。
这一百多首诗歌记录整理出来，对王为一来说，其实颇为不易。他在与哈尔曼两年的共同生活中，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哈尔曼不懂汉语，而王为一不懂哈萨克语。有时，为了一个名词，常常需要用许多话凑拢来加以说明，或用多种动作来表达一种感情，如此才能使王为一弄个明白。两年时光的交流切磋，他们的心相通了，语言也相近了，哈尔曼能用简单的汉语与他交谈了。王为一在整理诗稿中，也能根据哈尔曼叙述的口气和表情，结合耳闻目睹，加深对哈萨克民族生活的理解，便于对歌词进行润色与提炼。
到1943年，王为一已在狱中将诗歌整理出初稿。他感到自己虽然不是一名诗歌工作者，但这些诗歌是口头文学的组成部分，是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如能出版，对读者了解哈萨克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会起到积极作用。这些想法，充分体现了一个电影人的一种文化担当。然而，在那严酷的环境中，出版诗集绝无可能。
王为一出狱后，于1948年、1951年，两次对诗稿进行整理。1956年，赶在此书出版前，他又作了全面整理。每次整理，都是一次修改与提高。王为一为我们保留和奉献了一部富有特色的民歌集。
“旷野一片无边际/青草柔而细/午后太阳偏了西/微微风儿平地起/马儿一群像潮水/后浪还把前浪挤/尘土扬起像云雾/马儿隐约在云雾里”。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的心仿佛飞到了草原。
谈及《游牧之歌》一书撰写出版，王为一记忆犹新：“当时没有纸笔，把煤灰掺点水，用扫地的稻秆削一下，就沾着煤灰，记在《普希金文集》的空白处。在四年牢中，《红楼梦》读了四遍，另一副产品，就是编写了这本写游牧生活的诗集。”
文/韦泱
（作者系上海作协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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