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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郭荣章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东汉后期杰出的摩崖石刻 《石门颂》的众多历史文化信息，以颇多启迪的深入研究的方法，重新活现在我们的面前。本文在研读《石门颂》文本中，提出了它的名称应囊括“杨孟文颂”与“王升造石积”之事，探讨了“六部道桥”及其所指，与东汉《石门关》石刻也作了简要比较，还探讨了摹写《辞海》的作者梦禅。
冯岁平
以郭荣章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东汉后期杰出的摩崖石刻——《石门颂》的众多历史文化信息，以颇多启迪的深入研究的方法，重新活现在我们的面前。汉代摩崖的研究自然有历史、考古、书法、文学等不同的视角，但对其文本的理解与探讨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石门颂》属于东汉后期的著名作品，今天看来它不是那么容易嚼的。本文拈出部分研读心得如下，并祈正于大方。
这方摩崖究竟怎样名之？
任何一种石刻的名称——不管是摩崖还是碑碣，都是研究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依照它的题额当然是它的名称之惯例，《石门颂》应该名为《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后世时而简称《杨孟文颂》、《杨君颂》等。从北宋至南宋时，《杨孟文颂》一度被误名为《杨厥碑》，经洪适《隶释》指明，至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辨析，这个问题已经得到纠正。当然它长期被简称为《石门颂》，似乎是颂扬凿通石门之功效，或是赞颂石门之畅达。经郭荣章先生辨正，它是赞颂已故司隶校尉杨孟文功绩的，称《石门颂》无疑是一个误解。但沿袭既久，改名也没有那个必要。
石刻的名称与记述的内容也应该名副其实，如此研究起来也就会名正言顺。摩崖说“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余，凿通石门”，后来“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这条道路即子午道悬峻难行，司隶校尉楗杨孟文“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遼咸从，帝用是听”。褒斜道复通后，呈现出“功饬尔要，敞而晏平。清凉调和，烝烝艾宁”的喜人成效。到了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汉中太守王升“涉历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贤，勒石颂德，以明厥勋”，所以感念其功而作了这篇颂辞，颂扬的是他“涉历山道，推序本原”之后“嘉君明知，美其仁贤”——为了公益性事业而坚韧追求及其所取得的便捷效果，并非彰扬石门的开通，抑或子午道开通后的险阻。所以说前述的名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杨孟文颂》或《杨君颂》无疑是准确的。
不过它的内容还远不止此，请看最后这段文字：
王府君闵谷道危难，分置六部道桥，特遣行丞事西成韩朗字显公，都督掾南郑魏整字伯玉，后遣赵诵字公梁，案察中曹卓行，造作石积，万世之基，或解高格，下就平易，行者欣然焉！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阳长。
王府君指的是谁？《墓志举例》卷1记载，韩文公《唐故秘书少监赠疑州刺史独孤府君墓志铭》王芑孙注：“书赠又书府君，耆旧之义也。”又说“汉人碑版或称府公，或称府君，大抵刺史、太守，而故吏称之。以耆旧为例，亦不尽然”。所见府君既指耆旧，又指刺史、太守，王府君应指当时的汉中太守王升。这位太守在刻镌时还尚在人世，幕僚尊称他为府君的，可见府君亦可指在世的刺史或太守。
这段文字明显是韩朗、魏整、赵诵及其下属颂扬汉中太守王升功绩的，除“案察中曹卓行”记述与颂扬杨孟文事迹有联系外，丝毫看不出有其他方面的直接关联。清倪兰畹《石门道记》：“《杨孟文石门颂》后，附刻《王府君造石积事》。”清严如熤《重刻汉中府志》将《石门颂》和《王府君造石积事》并列为两个摩崖石刻。也有学者认为这段是《石门颂》的后记，是它的附刻。我们认为《王府君造石积事》较为准确、恰当，而后记、附刻似显模糊。尽管王升尚有其他事迹，但无妨称之为《王君颂》。凌云超《中国书法三千年》“尤喜此碑后段的各个官衔记文，精挺紧凑，别具风范，可以说 山林派隶碑 的翘楚。”看来《石门颂》前后两部分的内容和风格也稍异。
如此说来，摩崖题额只提到已故的司隶校尉杨君，这当然是摩崖记述的重点。而王升造作石积只是王升涉历山道后又一业绩——“或解高格，下就平易”，不仅“行者欣然焉”，而且属僚魏整“徙署行丞事，守安阳长”。一石二内容，这在现存东汉石刻中实属罕见。但两部分内容紧密相联，构成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个整体，这是需要注意的。所以，如果要给它一个十分准确的名称，那么以《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汉中太守王君颂》这个名称最为恰当。
顺便讨论一下作者问题。《石门颂》分前后两部分，关于作者最好分而论之。颂扬杨孟文一段，落款明言“五官掾南郑赵邵字季南，属褒中晁汉强字产伯，书佐西城王戒字文宝主”，主即主持，就是说由赵邵、晁汉强和王戒主持其事。按《后汉书·百官志》：每郡“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三人董理时各有职责，《石门颂》应是出于上述三人及其书佐之手，作为汉中太守，王升至多决策、参与其中而已。说王升撰文，或属勉强。摩崖最后一段，即王升造作石积一事，尽管没有落款，但从文中看出，此段作者要么是赵邵、晁汉强和王戒，要么是韩朗、魏整和赵诵，而后者可能性较大，不过有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断非王升本人所作，因为他怎么可以自称“王府君”呢？
“六部道桥”指的是什么？
《石门颂》有王升“闵谷道危难，分置六部道桥，特遣行丞事西成韩朗字显公……”“六部道桥”何指，历来不知所云。据石刻文字本义，闵通悯；谷道同前述的山道，应指王升推序本原——杨孟文“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僚咸从，帝用是听。废子由斯，得其度经”的褒斜道。这样说，“六部道桥”当分布在汉魏时期褒斜道沿途。
“六部道桥”何指？安作璋、熊铁基认为，道桥掾是秦汉时“县属吏”中“主管交通方面的诸曹”之一，依据是《隶续》卷15《汉安长陈君阁道碑》。但黄留珠据《耿勋碑》和《天井山记》，认为汉代郡治亦有此置；据《隶续》卷15《辛通达李仲曾造桥》，提出了汉代在用以专处降服或内附少数民族、与郡级别相当的属国，亦置此职；而在一些山高沟深交通不便的地区，分别设置主管筑路架桥的道桥掾。所以六部道桥指的当为六处道桥，其分布应在褒斜道逾越河流的重要地方。按照“分置”来分析，如《开通褒斜道摩崖》“徒司空”指修建道路官员——徒司空的住处，六部道桥当为管理六处道桥的官员的住地。
司隶校尉，汉武帝时始置，持节，按《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其职责“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汉元帝去节，汉成帝省，到汉光武帝时复置，并领一州，从事史十二人。太守，据《后汉书·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从《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说杨孟文“历台郎相，稍迁尚书、中郎、司隶校尉”和“司隶所部郡七”看，太守管辖的区域应远小于司隶校尉。所以，司隶校尉杨孟文当时“数上奏请”以至“废子由斯，得其度经”的是褒斜道的全程，汉中太守王升特遣数人负责修筑的是属于汉中郡管辖的褒斜道中的一段，断不可能修建不属汉中府而属右扶风的褒斜道北段。同样道理，王升分置的“六部道桥”，应在汉中府境内。按照汉代褒斜道的路线，褒谷口、马道、姜窝子、江口等处，极有可能属于“六部道桥”之中。
《石门颂》与《石门关》
孰重孰轻？
《石门关》指的是四川省成都市三河镇马家山3号东汉墓出土的双扇石门的《石门关》碑，准确讲是该墓的墓门碑。2002年初发现，由整块青石凿成，每门高191厘米，宽100厘米，厚14.5厘米，上下门轴各长6.5厘米，直径14.5厘米。右门背面刻有隶书71字，上端竖行隶书“石门关”3字，字径12厘米，之下为一个高101厘米，宽65厘米的方框，内竖行隶书6行共71字，字径12厘米，内容如下：
惟自旧怟，段本东州，祖考俫 西，乃徙于滋。因处广汉，造 墓定基，魂零不宁，于斯革之。 永建三年八月，段仲孟造此 万岁之宅，刻勒石门，以示子孙。
永建三年，是128年。正文右侧框线外，竖行文字系十年后补书，其内容为：
段仲孟年八十一以永和三年八月物故。
永和三年，即138年。正文刻于128年，此段刻于138年，其间相隔10年。它记载了墓主人的姓氏、籍贯、卒年、年龄、葬地、造墓年月等，记述详尽、确凿，为研究四川汉代历史文化、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准确的文字资料，对汉代崖墓的分期断代研究也提供了实证材料。尤其是刻字于石门上的独特形制，在以往东汉墓葬中还从未发现过，所以《石门关》墓门的价值就越发显得弥足珍贵。
不光如此，它的书法艺术价值也不容轻视。整个书法属东汉中期典型的隶书风格，说到底是所谓的蜀派汉隶。它框内框外的文字相隔十年，前后比较已呈现收笔为燕尾的趋势，不过是用类似三角形的线条表现的。现在发现一文物，动辄是比较前此某件代表文物，也总要分出你高我低，然后再确定它的价值，否则无法造成它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照这样的思维惯势，《石门关》碑出土后自然要与它名称相近的《石门颂》作一比较，例如早多少年，然后衬托出它的价值等。
无可讳言，《石门关》早《石门颂》20年，它的书法同属蜀派汉隶，是东汉重要的隶书作品，这是史实。不过深入思考，两个作品的内容同为歌功颂德，但前者为墓门石刻，纯粹是个人行为，社会意义不明显；而后者是摩崖，赞颂的是为了公益事业而力驳众议、数上奏请者的颂辞，彰扬的是“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乐，庶士悦雍。商人咸憘，农夫永同”的惠民效果，以及人类历史上所具有的“春秋纪异，今而纪功。垂流亿载，世世叹诵”的划时代意义的公益壮举。书法艺术当然可以比较，墓碑与摩崖自然能够参稽，试想：前者文字仅为71个，后者则多达600多个，无论研究历史文化还是探讨书法艺术，难道与文字多少都没有任何关系了吗？
集“辞海”的梦禅为何人？
集字、集联是集萃历代名作而形成的一种书法艺术形式，“集字始于怀仁，唐以前未闻也。”作为汉代摩崖、汉隶之杰作，《石门颂》广泛被集字或集联，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研究《石门颂》中不可绕过的话题。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版的工具书 《辞海》，扉页款识“梦禅集汉石门颂字”。按照《石门颂》的文字，“辞”摹自“其辞曰”，“海”源于“四海攸通”。但集字者梦禅是哪位名家呢？
据版权页，《辞海》“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发行，三十七年十月再版”，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三月发行，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月再版；主编为舒新城、沈颐、徐元浩和张相，编辑53人。几年来查阅了多种书画家辞典，均未有符合时间的书画家。此前无意间翻阅此书，发现在53人构成的编辑队伍中有位名叫邹梦禅。难道梦禅就是邹梦禅？
查邹梦禅（1905-1986），原名敬栻、敬式，字悼堪，号今适、大斋、缾庐，别署迟翁民，浙江瑞安人。1930年起，任上海中华书局《辞海》的编辑，时间长，一直到1952年任上海光明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其间与丁辅之、马公愚、郑午昌、方介堪等名家交往甚密，可见他与《辞海》发生了亲密的接触。他自幼还嗜好书法、篆刻，中学毕业后在浙江省图书馆供职，并得到马一孚、马叙伦、张宗祥等名流的教授，是西泠印社早期的社员之一。1958年下放甘肃山丹县，为刻字社工人。他的书法，正、草、隶、篆等，靡不精究，出版有《梦禅治印集》、《邹梦禅印存》等，是现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由此看来他有临池隶书的经历，更可摹写隶书杰作《石门颂》。看来梦禅应为邹梦禅无疑，不知现在上海中华书局档案、邹梦禅的个人资料中，记载有他摹写《辞海》的史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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