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海多风雨，星光四十载，戏梦人生几多情。经过十余年摸爬滚打，黄百鸣在香港当代电影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回望创业的艰辛，黄百鸣感慨万分：亏第一次，老板可能会听你讲档期不好、宣传不够等辩解;亏第二次，你就再没有机会。

一件干净的浅蓝色衬衫，戴着没有镜片的黑框眼镜，黄百鸣真人和电影里一样，喜感十足。

编剧出身的黄百鸣表述能力极佳，语调像说书人一样抑扬顿挫，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被他演绎成了跌宕起伏的段子。作为香港电影行业的“活化石”，由他编剧的《搭错车》、《最佳拍档》、《何必有我》和《阿郎的故事》将4位男主角送上影帝宝座，其中包括周润发。

他迄今创立了3家公司：“新艺城”是1980年代香港电影的传奇，鼎盛时期逼得老牌寡头邵氏和嘉禾联手与其抗衡;“东方电影”和“天马娱乐”均成为娱乐产业少有的实力派，登陆港交所成为上市公司。

与行业一起成长，在港片全盛时期怒放，新世纪再创佳绩，黄百鸣的演艺人生就是一部香港当代电影史的缩影。年近古稀的他不只是回望来时路，更愿意精力充沛地继续放眼未来：“属于香港电影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即将来临，甚至会超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巅峰。”

票友明星梦

用业余时间，以一种业余态度进行创作，自然得出一个业余结果。

一说起香港电影的兴起，作为开路先锋的武打片功不可没。1970年代，武打巨星李小龙红遍全球，而香港武打片最早的开山祖师应属关德兴。关德兴功夫细致，少林派出身的他尤擅拉弓，曾主演了87部黄飞鸿电影，在香港一时风头无两。回忆年少时的偶像，黄百鸣笑言其明星梦很大程度上受到“关师傅”的影响：“我年轻时很喜欢看电影，最爱看关师傅演的黄飞鸿，很小就梦想当明星了，16岁的时候拍了很多‘靓仔’照片，寄给香港所有电影公司，结果都石沉大海。”

影星没有做成，黄百鸣曾想去当歌星，他去参加歌唱比赛，选了一首演唱难度很高的歌，结果刚唱完第一句，就被人按铃“叮走”了，“从此以后我觉得自己是不会唱歌的。”

明星梦碎，17岁的黄百鸣中学毕业，在姨丈的引荐下，前往洋行工作。“什么是洋行?当时香港是英国政府统治的殖民地，洋行指的老板是外国人。”

黄百鸣在洋行的履历相当不错，在工作的第二家英国洋行，成为4个中国籍经理之一：“其他三个经理一个50多岁、一个40多岁，只有我20多岁。”他没有近视，从那时起就习惯佩戴没有镜片的镜框。由于他的订单和出货量迅猛增长，黄百鸣在洋行平步青云，很受赏识。提及这段经历，他谦虚地归结为自己赶上了好时代：“订单像雪花一样从英国飞来，我的部门一下子从最差的部门变成最好的部门。”

业余时间，黄百鸣组织了一个话剧社，每晚都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彩排：“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我差不多演了十年话剧，尤其喜欢改编国外一些著名话剧，莎士比亚、法国喜剧之父莫里哀等人的作品都改编过。古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当年积累下的功底，日后对自己的戏剧创作有帮助很大。”

在香港话剧界闯出名气之后，黄百鸣开始兼职电视台编剧，从小作品写起，直到有机会为自己偶像关德兴写作黄飞鸿的剧本，且收视率不俗。电视台的工作让他站在了香港影视的第一线，与这个开始腾飞的行业并肩成长。很多今日如雷贯耳的大明星，在那个时候与他一起摸爬滚打，结下了友谊。他向《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记者回忆了一个小片段：“片场有个术语，叫做‘尸体埋位’，就是让扮演尸体的人过去躺好演尸体。在‘尸体堆’里出了很多大牌。当时有个演尸体的人，我们都说他长得帅气，他的名字叫周润发。”

名气越来越大，黄百鸣开始想拍自己的电影：“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漩涡》，凑了20万港币启动。当时我很兴奋，写的剧本穷尽所能，其中有飞车又有火车追捕，杀手从一个车厢跳到另外一个车厢，打得神乎其神。30年前的剧本，即便与现在好莱坞的剧本比，也是伯仲之间。”

不料，精心构思的剧本让制片人犯了大难：“他跟我说，只有20万制作费，去哪里弄一辆火车给你拍?我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准备亲自出马找当时香港铁路局局长，让他借我一辆火车!”黄百鸣当时不只是年少意气，全凭三寸不烂之舌，而是做了充足功课：“见到铁路局局长，我一上来就跟他说自己要拍电影，希望能借一辆火车，还不等局长问，我就告诉他香港有一条小铁路，只是清明时开放，供市民拜神，平时那条路是封闭的。我只让局长借我一辆火车和一个司机，他同意了。”

火车的大难题解决了，电影拍完后需要主题曲，黄百鸣想请香港乐坛教父、创作《上海滩》主题曲的顾嘉辉作曲：“当时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于是我又毛遂自荐，他马上答应帮我谱曲，我来写词。曲和词都有了，我要找当时最红的歌星唱。那时梅艳芳还没入行，她是唱徐小凤的歌出道的，当时最红的歌星就是徐小凤。我不认识她，又去找辉哥，他马上答应帮我约。”

就这样，处女作《漩涡》在黄百鸣千般心机、万般激情之下诞生了，最终票房惨淡，黄百鸣认真检讨，“我们整个团队用业余时间，以一种业余态度进行创作，自然得出了一个业余结果”。于是，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辞去洋行的高薪工作，彻底投身电影行业，以一个职业电影人的身份，见证了香港电影最辉煌的年代。

喜剧之王

亏第一次，老板可能会听你讲档期不好、宣传不够等辩解;亏第二次，你就再没有机会。

经过十余年摸爬滚打，黄百鸣找到地产商“九龙建业”的投资，在1980年9月与香港影坛大腕麦嘉、石天创办新艺城影业有限公司，与邵氏、嘉禾三足鼎立，开创了香港当代电影业的辉煌盛世。回望创业的艰辛，黄百鸣感慨万分：“当时我们的经营思路，用一个成语概括，就是战战兢兢。幕后大老板确实有钱，但是亏多了绝对不行，拍什么都不敢轻举妄动。”

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会员“长江七号”是黄百鸣多年好友，特别理解黄百鸣彼时的心情：“从创立影业公司的一刻起，他不再是纯粹享受创作乐趣的编剧，而是要全盘考虑资金、回报、运营、团队协调的制片人。亏第一次，老板可能会听你讲档期不好、宣传不够等辩解;亏第二次，你就再没有机会。这就是电影圈的游戏规则，残酷非常。”

为了抓住宝贵的第一次机会，黄百鸣再次利用圈中的好人缘：“我们都说第一炮，一定要找一个大导演，就找了已经签约嘉禾的大导演吴尚飞。首部电影《滑稽时代》由麦嘉亲自出演，是一部向喜剧天王卓别林致敬的电影。”其所说的“吴尚飞”，就是现在的吴宇森。

电影《滑稽时代》制作成本只有100万余港币，票房收成接近600万港元，在八十年代初的香港，该票房成绩实属震撼，新艺城随之一炮而红。其时，吴宇森的东家已知道他背着公司偷偷在外面拍戏，吴不能再为新艺城指导新片，就向黄百鸣推荐了另一个新锐导演——徐克。可是，黄百鸣对徐克心有顾虑：“听到徐克的名字，我们都很担心。徐克当年在圈内出了名的叫好不叫座，只是出于吴宇森的推荐，我们和徐克合作了电影《鬼马智多星》，同样是搞笑片，邀请了两个歌星当主角。这部电影让徐克得到了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滑稽时代》和《鬼马智多星》成功之后，新艺城又筹资拍摄了《我爱夜来香》、《追女仔》、《最佳拍档》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喜剧片，很多都打破票房纪录，黄百鸣由此在香港电影分量极重的喜剧片市场奠定了江湖地位。

1980 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利益分配和创作理念分歧，新艺城“三巨头”各自为战，公司在1991年解体。期间，黄百鸣致力于家庭贺岁喜剧，在1991 年创建了东方电影集团，第一部创业作《家有喜事》即收获票房4890万港币，打破香港华语电影的票房记录。

值得一说的是，关德兴一生最后一部电影即1994年的贺岁片《大富之家》，该剧由张国荣主演，出品人即黄百鸣。关德兴在剧中客串一家族的大家长，剧中饰演其儿子的是曹达华，在数十部《黄飞鸿》电影中，曹常常饰演黄飞鸿的徒弟“梁宽”。两人携手在《大富之家》中出演父子，正是黄百鸣对年青偶像的一次致敬。《大富之家》票房大卖3700万港币。

1990年代，香港电影进入黑帮片的鼎盛时期，几乎没有一个成名大腕未参与黑帮片的制作。不幸的是，黑社会染指娱乐圈的状况日益严重，加上其他因素掣肘，香港电影行业盛极而衰，用黄百鸣的话说，“由1995年到2004年成为港片的黑暗年代，整整10个年头。”

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电影年产量从顶峰时期的每年300部滑落至2002年的60部，票房收入从高峰时的1.7亿美元跌到4500万美元。大量优秀的电影人转行，“新艺城三巨头”中的麦嘉、石天一度退出演艺圈，专心炒楼投资，只有黄百鸣仍旧坚守在影业，初心不改。

据“长江七号”分析，黄百鸣之所以可以熬过香港电影的漫漫寒冬，其一，与其擅长的类型片有关，“成功的喜剧片，特别是在贺岁档期，永远拥有无限的市场潜力”;其二，则是黄百鸣本人历经七十年代的功夫片洗礼、八十年代的喜剧片运作，在电影圈资历深厚、人脉广博。

期间，黄百鸣一直密切留意整个大中华区电影业的发展动向，“我一直在等机会，只是没想到，要等这么久而已。”

内地淘金人

内地市场就像一座美轮美奂的大房子，要脱鞋才能进去，这是房子主人的规矩。

黄百鸣等的机会，终于在2003年到来，当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签署。

黄百鸣为香港电影抓住CEPA的“黄金机会”，出力良多。据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吴思远回忆：“为了把握这个机会，我和黄百鸣等香港电影人一起去北京，提出要将电影行业纳入CEPA范畴。”

经过努力，最终有4条关于香港电影的内容列入CEPA第五份补充协议，其中包括：香港电影在内地发行不再受进口配额限制，合拍片中香港工作人员比例提高至三分之二，以及合拍片在内地发行享受与国产片同样的待遇;合拍电影和香港电影的粤语版可以在广东地区公映;香港商人可以在内地投资建电影院等。

长江七号形容，CEPA救了香港电影一命：“我们不再受制于内地每年50部进口影片的限额，不用再与好莱坞大片争饭碗。香港与内地的合拍片在发行上受到更好的优待，可以与更多发行公司合作。工作人员的选择更加灵活，为进入内地市场的水土不服提供了一个缓冲。”

作为最先品尝“头啖汤”的香港电影人，黄百鸣没有选择其最拿手的喜剧进军内地市场，而选择了功夫片：“好莱坞的《功夫熊猫》给我冲击很大，完全一个中国题材，被外国人拍得登峰造极。我认为中国人对民族的认同意识变得更加强烈，渴望自我认同和外部世界的认同，功夫片就是中国电影敲开世界的一扇门。”

黄百鸣以香港武侠作家梁羽生撰写的《七剑下天山》为蓝本，改编成电影《七剑》，于2005年7月上映，取得空前成功。该片香港斩获票房八百多万港元，内地则收获八千多万人民币，是香港票房的十倍。同时黄百鸣慧眼识珠，与实力派武打明星甄子丹签下三年合约，又拍摄《龙虎门》、《导火线》等叫座合拍片，羡煞香港电影同行。

进军内地，形势喜人，据长江七号回忆，黄百鸣当时仍然感觉美中不足：“功夫合拍片票房都很好，但他(黄百鸣)想要塑造一个像黄飞鸿、霍元甲一样永不磨灭的形象，一个影坛的武林奇迹。他跟我说，现在中国人需要一个新的民族英雄，刚好传奇人物李小龙的师傅叶问从来没有人拍过。”

谈及盛名之下的影片《叶问》，黄百鸣并没有再锦上添花，而是幽默地回忆起一些拍摄“内幕”：“我说想拍叶问，甄子丹偏偏跟我说自己什么功夫都会，唯独不会咏春，因为没人演过叶问，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拍，甄子丹就去学了三个月咏春，结果大银幕打出来的效果相当精彩。”该片最终在中国内地斩获1.2亿票房，香港取得2500万港元票房，掀起一阵叶问拍摄狂潮，并获官方推荐为优秀影片，叫好又叫座，令黄百鸣笑得合不拢嘴。其后，2009-2012年，黄百鸣又连续制作一批其所擅长的贺岁剧——《家有喜事2009》、《花田喜事2010》、《最强喜事》、《八星抱喜2012》，在内地狂揽数亿票房。

客观地说，香港电影“北望神州”，借内地东风再次腾飞的大势下，成功的合拍片寥寥无几，“水土不服”是香港电影人制作合拍片时最常抱怨的话题。对此，年近古稀的黄百鸣表现出一种较许多年轻导演开放得多的心态：“不拍合拍片，你就拍不到高水准的大片，现实就是如此。内地市场就像一座美轮美奂的大房子，以前不给你看，现在给你机会看，但是要脱鞋进去，这是房子主人的规矩。既然要进大房子，就得守人家的规矩。香港电影人要把思路拓宽，电影不只是拍给香港人看，而是要拍给整个中国、拍给世界看。”

历经起伏，电影圈繁华看尽，黄百鸣想着将来退下来，公司就交给子女接班：“我曾希望他们不要进这一行，不要重蹈覆辙，让他们去加拿大读经济，但是儿女仍然钟情电影，乐在其中，我的公司就是为他们铺铺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长江七号为化名)

作者：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