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有些自以为熟悉的歌词，当我们在吟唱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我们吟唱的其实是什么。比如，关于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读这部《曼德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9月）以前，我真的没想过它对于我们来说还可以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在莫斯科郊外的塔鲁萨这个小镇上，娜杰日达· 曼德施塔姆开始撰写她的《回忆录》。当时对于刑满获释的政治犯及其他可疑分子有一项特别规定：不得定居在莫斯科等大城市周边一百公里范围以内，于是莫斯科周边的郊外小镇便成了异见知识分子的集聚地，曼德施塔姆夫人的那间小屋成了莫斯科的地下文化中心之一……爱好曼德施塔姆诗歌以及白银时代俄语诗歌的人将这里当成一块“朝觐之地”（参见中文版序）。尼·潘琴科在列举了很多人名之后说，“这些流放犯、前流放犯和知识分子在此地组成一个个继承 帝国边城 优秀传统的 团体 。塔鲁萨看上去正是这样一座城市，它的氛围能使人感觉自由。”（俄文版序）因此，“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以成为二十世纪那些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的重要时空地标之一，“但愿从今后 / 你我永不忘 /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正文之前，中译本序言（刘文飞）、俄文版序（尼·潘琴科）和约·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儿子》及《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许多精审而深刻的论述值得介绍。刘文飞的“中译本序”全面地阐释了这部《回忆录》的内容、思想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另外，对于“遗孀文学”、“知识分子”、“普遍投降”等问题也作了具体阐释。作者指出：“总括地看《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发现它主要由两个部分的内容构成，其一是关于诗人曼德施塔姆及其诗歌的回忆，其二是对作者所处时代及其本质的反思。”前者使曼德施塔姆诗歌在流亡中复活，并且使诗歌在反抗极权帝国的斗争中复活；后者“通过诗人曼德施塔姆的个人遭遇来折射俄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悲惨命运，来反衬当时社会的反人道、反文化本质，曼德施塔姆夫人于是成了一个大恐怖时代的文学见证人”。他接着引述了美籍作家辛格对此书的评论：“这是一部最为严肃、最引人入胜的书。它道出了假借进步等美好字眼而展开大规模屠杀的痛苦真相。这是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方面的深刻一课。”（第13页）

尼·潘琴科的“俄文版序”也是一篇长文，充满了对曼德施塔姆夫妇生活的那些岁月的深入而细微的分析，其中对知识分子左派、右派阵营的那些人和事等具体语境的论述或许对我们来说有点陌生，但是我们不难理解他的意思。他认为在这部《回忆录》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对“知识分子”的罪孽做了清理和忏悔：他们放弃道德标准和全人类价值，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弃绝，它将罪恶的 为所欲为 准则引入日常生活，是在为社会的重构提供意识形态依据”。而曼德施塔姆夫人则“将罪孽称为罪孽，而且把自己也归为罪人”。“ 我们大家， 她写道，全都在 胜利者的统一意识形态 前缴械投降。”（第28页）说起来有点令人不安的是，“缴械投降”这样的语汇正在还魂。

对这个时代的文字，他认为“人们书写告密信、控告信和各种报告，以供内部使用。供外部使用的，则是我们那种获得许可的文学。这两种文字均属谎言，一勺焦油便足以毁掉无数张纸”（第33页）。还有一句话尤其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埋葬了那个时代，可它还不愿死去。它也同样改头换面地步入了公开化的时代，它放弃一些阵地，在另一些阵地安营扎寨，围着一些突然冒出来的首领。”（第43页）虽然它有其具体语境，但是却异常精准地击中了现实。文章最后描述曼德施塔姆夫人出殡的情景，令人动容：雪花飞舞，人们轻轻地唱着一首歌，男人们摘下帽子；她的朋友们坚持用灵柩抬着她走进教堂，年轻人和老人手挽手组成人墙不让警察进去。

约·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儿子》是为一部英文版曼德施塔姆诗集撰写的序言，其中高度赞扬了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驱走了黑暗，填补了空白，矫正了误解。其总体效果近乎一次复活逝者的举动”；而在那篇《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1899-1980》（一篇悼词）中，他深刻地阐释了苏俄的“遗孀现象”：“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在文学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是一种职业……”（第63页）他认为曼德施塔姆夫人是“文化的遗孀”，因为“她在生命的最终比刚结婚时更爱自己的丈夫。或许正因为如此，她的书才会如此深入地渗透进读者的意识”（第70页）。进而，“她的回忆录其实并不仅仅是关于她那个时代的一份证据，这是在文化良心的烛照下向历史投去的一瞥”（第69页）。

关于“遗孀”，曼德施塔姆夫人自己在回忆录中有更真切的表述。就在丈夫被捕后的那个夜晚，她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终生的任务：“但在那个五月之夜，我还明确了这样一个任务，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这一任务而活的：我无力改变奥·曼的命运，但我保全了他的部分手稿，背诵了他的很多东西，只有我能挽救这一切，值得为此保持体力。”（《晨思》，第14页）曼德施塔姆夫人在《遗嘱》中对这种“遗孀”有更崇高的称呼：“我有表达意愿的权利，因为我一生都在捍卫一位逝去诗人的那份诗作和散文。这并非一位遗孀和女继承人的庸俗权利，而是一位黑暗岁月的同志所拥有的权利。”（见中译本序，第16页）诗歌与“黑暗岁月的同志”，这就是“遗孀”的伟大内涵。

“黑暗岁月”经常是从五月开始。“在春季，通常是五月，以及在秋季，都会进行规模相当大的、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逮捕行动。”（《晨思》，第11页）“在这次被捕之前，听到奥·曼在与一些不相干的人大胆交谈，我便提醒道： 马上就到五月了，你还是小心点吧！ ”（第12页）在“黑暗岁月”中，诗人和他的妻子与很多人一样担心被告密、被窃听，珍惜每一次聚会与送别，整天思考的是这样一些古怪的问题：那些日夜在门口监视他们的人是要告诉他们“你们无处可藏”；一些人怀疑每个人都是告密者，另一些人害怕被当成告密者；告密者最关心的是江山的稳固以及写有他们名字的档案永远不被公之于众；被捕者的家庭常常要辨别哪些消息是特意为了恐吓他们而散布出来的；“历史学家们将来该如何恢复真相呢，如果到处都有大量的弥天大谎遮蔽着那一点点真相？”（《门路》，第24页）还有就是，“当遭到殴打、被靴子踩踏的时候，是否应该发出哀嚎？”答案是：“我认定，还是应该发出哀嚎。……这哀嚎声中就凝聚着人类尊严和生活信念的最后残存。”（《另一边》，第46页）类似这些极其锋利而又极其沉痛的问题和回答在这部回忆录中还有许多。

那么，诗歌与“黑暗岁月”最核心的联系究竟是什么？从“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自己的国家”到“不，我从来就不是谁的同时代人”，曼德施塔姆的诗歌表明他与那个黑黄色的“铁的年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仍然倔强地坚持着自己：“再也没什么可说的嘴唇， ／ 保持着说出最后一个字眼的形状。”（《找到铁掌的人》，转见弗·阿格诺索夫主编《白银时代俄国文学》，第262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11月）“嘴唇”就是永恒的诗歌的象征，“铁的时代”就是黑暗岁月的象征，嘴唇虽然不能发出声音，但是“你得到了什么？一切都落了空：你夺不走翕动的嘴唇”（《沃罗涅什诗抄》，转引同上，第254页）。

是的，“你夺不走翕动的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