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则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决策举世瞩目，各项具体方案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之中。体制造成的不平等，是当前公众普遍不满、强烈要求尽快解决的突出问题。恰恰是这些体制性不平等的困扰，构成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最主要矛盾。

为此，第一，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要全面放松经济管制，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削减行政审批和行政事业收费，排除削减行政审批过程中的“挤牙膏”现象和居高临下心理，严防一再出现的行政审批不断反弹，“边削减、边增设”。各级政府及其各级主要领导应彻底停止直接插手各类企业活动。

第二，明确收入分配改革指向，必须是体制性不平等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实体经济领域、初次分配领域要充分市场化，确保效率优先，做大蛋糕，给企业减负，剔除对民营企业自主权(投资、经营、定价、工资)的行政干预、硬性规定。谁许诺，谁兑现，停止政府开空头支票乱承诺而企业埋单的状况。与之配套，政府要在初次分配之外，解决社会公平，解决收入差距拉大。

第三，发动群众，依靠大多数。

第四，明确提出“非公企业同样可以成为国家命脉企业、骨干企业”的新主张，改革行政垄断主导下的特权经济。

第五，深化由以往在资源要素价格、收入分配、教育、养老、医疗、住房、户籍、企业、补贴、税收、用地、贷款、投资等许多领域实行的双重标准、双轨体制，消除由此造成的不公平、不平等。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摘编自10月31日《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