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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泠印社110年社庆”的活动之一，目前正在杭州博物馆举行的“美德嘉行——社藏文物捐赠回顾展”展出西泠历届社员捐赠的400余件作品。丰富的社藏珍品得益于历代社员的无私捐赠。事实上，自西泠印社创社之日，其所有人员皆对印社各尽义务，而不取报酬，甚至“举舍于社而不私”，为印社留下了诸多宝贵的遗产，也成为印社立社百余年之根本。
葛熔金
作为“西泠印社110年社庆”的活动之一，目前正在杭州博物馆举行的“美德嘉行——社藏文物捐赠回顾展”展出西泠历届社员捐赠的400余件作品。展品不仅包括丁仁、王禔、吴隐、叶铭四位创始人的个人捐赠，更有李叔同、张鲁庵、王个簃等印社先贤，以及小林斗盦、青山庆示、梅舒适等海外社员在不同时期的大量捐献，包括百年西泠名家多年珍藏，其中很多都为国家一级文物，展览更是西泠印社首次以社藏捐赠文物为主题的大型展览。
西泠印社作为“天下第一名社”，印社传承至今，可移动文物收藏数量共1.6万余件。藏品类别包括印章、印谱、印屏、绘画、书法、碑帖、书籍、杂件八个大类，其中126件文物被国家定级为一级文物，此次展出的400余件展品就是从中挑选出较有代表意义的作品。沉淀于此的大量书画篆刻藏品，为中国篆刻和篆刻发展史保留了大量重要的史料依据。
如此丰富的社藏珍品，便得益于历代社员、社员亲属与海内外友人的无私捐赠。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捐赠，是早期社员张鲁庵先生。1962年，张鲁庵故世后家属遵循遗嘱，将其生前广收博集的历代名家印谱433部、印章1525方悉数捐赠予西泠印社，大多属国家一、二、三级文物藏品和孤本、善本。
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采访时表示：“自西泠印社创社之日，其所有人员皆对印社事物各有承担、各尽义务，而不取任何报酬，甚至 举舍于社而不私 。这种 爱社如家 的奉献精神，是西泠印社精神的集中体现，为印社留下了诸多宝贵的遗产，同时也是印社立社百余年之根本。”从立社之初集巨资收藏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到早期社员李叔同出家前捐赠九十余方自用印，再到海外社员小林斗盦斥巨资购入并捐赠吴昌硕“西泠印社中人”印，伴随着社团的历史足迹，印社中人捐赠已然成为了世人皆知与称道的历史传统。
西泠印社的藏品并非局限于单一门类，涵括印章、印谱、绘画、书法、碑帖、杂件等。
通过展览，西泠印社除了能对社藏文物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集中展示之外，还有助于其对社藏文物进行全面的系统性梳理，更加强调了捐赠义举对于百年西泠文脉延续的历史意义。透过文物背后的文人轶事及历史钩沉，可睹物思人，更可向为了西泠典藏无私捐献、为西泠文物保管付出心血的历代同仁遥寄思念与崇敬之情。
三老石室
三老石室，以置“汉三老碑”而名。清咸丰二年（1852）6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的严陵坞村一村民在山里取土，挖到一块较为平整的石料，运回村里，留作日后垒砌“甃基”（墓壁）用。村民清除该石上的泥土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当地诸生宋仁知道后，便通报余姚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字清泉）前来辨识。周世熊根据其文字记载内容与字体笔法，认定这块石碑非同一般，便与村民商量运回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太平军兵至余姚，周世熊居住的庭园被毁，竹亭被太平军充作厨房，石碑、汉晋砖石倒卧伏地，垒作灶台，埋锅造饭。太平军退后，周世熊见“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便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一定是天意所为，因而更加看重是碑，用心收藏，并以拓片相赠同道。后经考证，三老碑立于汉光武帝时代，对于研究我国碑刻制度及发展和墓志的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东汉时期官制与文字、书法沿革的重量级实物。学者、名家纷纷为三老碑题跋作记，始有“两浙第一碑”、“东汉第一碑”之说，三老碑声名鹊起。
据说，1919年，上海古董商、江苏镇江人陈渭泉访得此碑，恐周氏不能常保，遂以3000块大洋从周家购得运至上海，进入古董市场。1921年，有消息说，陈渭泉正遇日本古董商向其求购三老碑。上海古董商人毛经畴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绍兴人沈宝昌。沈宝昌认为此事不可小觑，古物不应外流，更何况是“两浙第一石”，当即告之浙江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不忍古物之沦亡”，力阻此碑外流，共商“醵金赎之”。二人将此议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等人，引发了一场护宝之争。
“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西泠印社遂布告同仁“醵金赎之”，广受浙人响应，社会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踊跃认捐，“大雅宏达，共成斯举”。“不旬月而事集”，共65人募集大洋11270元，浙江督军卢永祥及其部下陈乐山、潘国纲二位师长，绍兴籍上海知县沈宝昌，海宁籍前清遗老姚煜，湖州首富张均衡，嘉兴在沪实业家姚福同，嘉兴闻人徐钧，南浔“傻公子”刘承幹，乌镇在沪大商人徐棠宇，文化名人俞寿璋、蒋汝藻等都伸手相助。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陈渭泉赎碑，余款筑室庋藏。1922年7月石室落成，由社长吴昌硕作记略述其事。至此，三老碑归藏西泠印社，呼应了印社宗旨，成为镇社之宝，为迎接西泠印社成立20周年献了一份大礼。
十二方田黄印的坎坷路
上海浦东吴昌硕纪念馆陈列有12方田黄印蜕，吴昌硕孙子吴长邺先生题曰：“先大父缶翁篆刻存世原已不多，几经战乱后，愈见稀少，其田黄自用印共壹拾贰方，实为国之瑰宝，今已捐献在杭州西泠印社，兹钤其印存移赠与浦东纪念馆，以供同好参考。”
这12方自用印，在吴昌硕去世后，一直由其子吴东迈保存。1952年，吴东迈夫人身患重病，急需治疗，但家中经济捉襟见肘。吴昌硕长孙吴长邺的同窗好友，上海正泰橡胶厂董事长刘汉麟先生得知此事，急忙送来巨款以救燃眉之急。为表谢意，吴东迈拿出家中珍藏的12方田黄印以致谢意。
那时，各种政治运动是一浪未平，一波又起，作为资本家的刘汉麟首当其冲地成了各项运动的批判对象。整日生活在惶恐之中的他，不知自己未来如何，更不知12方田黄石印的命运如何。思前想后，他拿着12方田黄印来到吴家，向吴东迈说明目前自己的状况，将田黄石还给了吴家。
刘汉麟走后，吴东迈对儿子吴长邺说：“等运动过后再把田黄印送回刘府。”
1966年“文革”开始，吴家被抄，这12方田黄印最后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实际上，当时这12方田黄印并未被交公，而是被人私自藏匿。后来，又被卖到上海文物商店，文物商店出价100元收购。
后来，文物商店出售部分字画等艺术品以换取外汇。这12方田黄印被一位懂行的日本人看中，花较大价格买下。然而，在海关出关时，被工作人员查扣。在退还日本人的购置款后，这12方田黄印也被封存在了上海艺术品库房中。
后来落实“文革”期间查抄的私人物品政策，要求物归原主，当有关部门派员上吴家还印时，还带来一张百元收据，吴家将一百元交还后，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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